最近，中共将文革浩劫定性为“艰辛的探索”，引发众怒。图为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革。（网络图片）
十年“文革”如何定性？按照三十多年前中共官方决议，“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领导者是谁？人人心里清楚，就是要打哑谜。为尊者讳，于此可见一斑。
其实，“文革”十年，无论是在当时煌煌典籍上，还是在官方各种媒体上，无不白纸黑字写着、铿锵有力地宣称：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老人家似乎也没对这番表述提出过异议。
所以，在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上，冠以领导者，似可不必，徒给人以思想上混乱，更给对要了解这段历史的后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至于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就更费解。文化大革命，是被毛泽东视为一生干的第二件最得意的大事，也是最后一件事。写脚本的是他，总导演也是他，制片人还是他，可谓在兹念兹、情有独钟，宝贝得不得了。以他对《二十四史》兴亡治乱炉火纯青的研究和犀燃烛照的洞察力，怎么可能被反革命集团利用！重复的还是“皇上圣明、奸臣弄权”的老故事。看来，官家说辞，不管集中了多少人的智慧，终究还是不能不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
但无论如何，对十年“文革”是灾难、内乱、动乱、浩劫的定性，从官方到民间，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就达成共识。持异议的人不是没有，但无非是两岸的猿声，是秋后的蝉鸣，是毛泽东所说的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总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深化而提高。对“文革”的定性，决议不是完美的终结，而是良好的开启，也许还是当时所能提供的最大公约数？不好说。
解放思想，就包括对已有的结论，哪怕是权威的结论的怀疑、批判和扬弃。定于一尊，祖宗之法不可违，现成的结论不能变，从来与解放思想绝缘。循此，说“文革”是给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恐怕还不够，不够在国人对历史教训更深切的认识与把握上。好在，从那以后，国人对那场浩劫没有停止思考和研究，对“文革”的定性更准确更实事求是有太多的期待。
文革摧毁中华传统文化，诋毁神佛，侮辱孔夫子。（网络图片）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就有人对“文革”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给出了自己的说法，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明确提出，“文革”是国耻，值得探讨和研究。
李先生在1998年2月撰写的《只有一个顾准——的补充》一文中，郑重地指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并不在于它真能改造好人们（不仅顾准）的思想上，而在于它居然能把八亿人口的大国改造成一个普遍说假话的大国。”，“所以我认为，历来的所谓‘国耻’，其实不过是各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国难’，‘文化大革命’才是真正的‘国耻’。”
同年底，在《千秋万岁名 寂寞身后事──送别钱钟书先生》一文中，李慎之先生说：“钱先生为杨绛的《干校六记》写小引，说其实还漏了一记——‘运动记愧’。我想这篇文章其实是应该由全中国人来做的，中国人如果完不成，或者做不好这篇文章，是洗雪不了中国这一段的国耻的。”
李先生所言极是。
所以言者，概因“文革”是当时的国家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开展“文革”的《5・16通知》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经毛钦定和在他主持下被最高当局认定和通过的。
没有证据证明这个通知和决定的起草、出台是草率的，也没有证据证明当时台上衮衮诸公，有谁在这个祸国殃民的通知和决定出笼前后，要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公开发出不同的声音，甚至面析廷争，从而为这个国家留存了一抹睿智的目光，一根挺直的脊梁，一份天地间的正气。
不错，当时黑云压城，压力山大，但你既然占着那个位子，你就是国家的栋梁，就有抗争的义务，就得有所担当。
可惜，我们看到的是，在“文革”发动之初，庙堂中竟然无有一人是男儿！
（原文有删节，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和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