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大跃进造成大饥荒，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竟然饿死1000万人，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剧。（网络图片）
1984年，文史工作者朱全森去四川省达县高家沟村做有关民国时期的文史调查，令他遗憾的是，想要找寻的人大多都在1960年前后饿死了。
“他们说那一阶段饿死了40多人，我不相信，认为是造谣。那个村的公共食堂总共百来人。”朱全森对我说，2001年他参与编写《达州市志》时亲自去这里调查大跃进期间食堂情况，约来原食堂负责人高思仁，“一家一家清理查核，发现饿死了26人。”虽比40余人少，但比例也是相当惊人。这是朱全森所知达县县城附近大跃进期间饿死人最多的食堂之一。
据《达县志》，1959年至1962年，达县人口出现罕见的明显减少。1958年，达县人口总数为931944人，到1962年，降为879300人，共减少52644人。平均每年减少约13000人，而在1958年之前，平均每年的人口总数大概增加2万余人（1955年人口总数为875745,1956年人口896012,1957年为918512）。
在四川东部的大巴山区，达县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情况并不特殊。附近的巴中县、通江县、宣汉县等地，也存在大面积的饿死人现象。其中，又以宣汉县为最多。
那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大跃进导致大饥荒。刘少奇曾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为悲剧定性。
农民粮食被征购 饥荒导致盗窃风气
据了解，达州专区1959年粮食减产，但地方仍浮夸上报，导致当年征购粮食达19亿公斤，占实际产量的45%，农民每人留原粮仅99公斤，到1960年略有提高——103.5公斤。
“患了水肿病，腿都弯不了，爬楼梯特费劲。”朱全森说，饥饿与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促使大批人死亡，也让盗窃风气流行一时。“那时政法机关部署‘保卫’夏收、秋收，农民自己种出的东西要进仓库，还要公安去保卫，简直是笑话。那时公安抓得最多的案子就是偷，偷粮食，偷耕地用的牛油……”
有一次，达县教育局搞成人教育工作的王姓干部，因在食堂偷抓了两把米饭，结果被炊事员发现上报。“他被弄到白庙礼堂批斗，我们三十多个人被叫去‘受教育’。”区委副书记一人在上面斗，王姓干部支支吾吾说偷了饭，下面没人吱声，只是悄悄议论，一个铁匠说：这是饿的结果。
朱全森说，当时食堂炊事员、保管员都要阶级成分和人际关系特别好的人才能出任，“他们是大偷，其他是小偷。生产队长还会组织社员去偷其他生产队的粮食，这个公社去偷另外一个公社。”
通江县何光宇的母亲，1959-1960年间就曾获得在当地食堂做饭的美差，何光宇因此能沾些光：“有一次她把伙食团的油舀了一小碗给我喝。香得不得了，当时觉得天下没有比这更好吃的东西了，喝完了继续舔碗，结果被伙食团长给看见了，追问偷吃啥。我母亲说，今天是儿子生日，没啥可办的，就想让他开点荤。结果以后就不准她做饭了，失去一个好职业。”
但何光宇还有一个在粮站加工厂工作的姐姐，时或与同事私分粮食，始终未被发现。“粮站加工厂经常24小时连续工作，大家换班。有时晚上加班累了，就偷偷煮干饭。一人分一坨饭。我姐姐舍不得吃，就半夜走十几里山路，把饭送回家。大概半斤米左右，再加水和菜煮了，我们一家6口人吃。她隔三岔五就拿回来一次。”
地委书记孩子偷食 还有饥饿寻求坐牢者
相较而言，城市职工就好得多，不至于有饿死之虞；但饥饿仍是难免。“当时达县专区地委班子成员都有得肿病的。地委书记李香山的娃娃都偷馒头吃。有一次，在机关食堂拿票买馒头时，他从柜子里偷馒头，被发现了。”原达县专区地委办干部严宗全在接受我采访时说。
在通江县永安乡，还有刻意违法以寻求坐牢者。浩劫波及耕牛等家畜。何光宇称，当地一位村民将集体的耕牛杀死，分给大家吃，因此被劳改。他在牢中感觉还吃得饱些，出狱后饿得慌，又不敢再杀耕牛，就把牛舌割下来，自己报案，要求坐牢。
坐牢其实也不保险，据开江县1962年3月的一份报告，三年灾害期间，看守所共死亡在押犯人71人。“最开始，一般偷盗还被公安当成刑案，后来就改称为‘拿摸’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朱全森说。1961年3月，在上级指示下，达县专区停止执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理由是，因群众生活困难，出现普遍性的偷摸和强收农作物、强夺粮食等情况，法难责众。由此亦可知，各级政府对农村饥饿的实况并非没有了解，但高指标征购粮食并未停止。
病饿自杀 “人相食”悲剧
非正常死亡的人中，也有部分是自杀。朱全森的一位教师同事曾啸鹄是个退役军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身材魁梧，有1米80多，是个篮球运动员，饭量大，粮食紧张时，忍受不住饥饿而偷胡豆，结果被抓受批斗，此后又再次偷红薯犯事，在被批斗期间上吊自杀了。
除了病饿而死、自杀，刘少奇所谓的“人相食”悲剧也发生在川东这片土地上。
在通江县沙溪公社文胜乡，曾发生轰动一时的食人案。据何光宇介绍，当地一个老太婆，见生产队长的孩子比别的孩子都胖些，就骗其到屋中吃饭，在孩子向水缸里看的当口，用刀将其杀死，然后煮了吃肉，一时吃不完的肉，就熏成腊肉慢慢吃。这个老太婆非常饥饿，她的老伴前些天刚刚饿死，也被她将尸体吃掉。因为有肉吃，所以老太太看上去红光满面，与同村人一脸菜色形成对照，找不到孩子的生产队长，后来在她屋中发现腊肉，此案告破。老太太被抓捕，游街示众。他还听说，万源县也有人因杀人果腹而被判刑。
1960年2月，达县专区政府曾在一份报告上表示，自1959年12月以来，短短3月内，达县专区内已经发生28起吃人肉事件，其中万源县5起，巴中、通江、邻水县各1起，平昌县3起，宣汉县最多，有15起。共吃掉31具尸体，这其中，既包括偷吃死人肉，也包括谋杀亲生子女或继女事件。
达州市文史工作者何大地说，当时普通农民还是相信宣传，但有点知识的人会怀疑，只是不敢说。在何光宇的记忆中，三年饥荒时期，他所在的村庄也“没人敢写反动标语”。
朱全森进一步表示，当时没有人敢说真话，因为那样很容易被打成“右派”，“右派”被认为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比地主、坏分子都更坏一筹。朱全森本人，就是在1957年的鸣放后，被定性为“攻击党的领导”、“挑拨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的右派。
民间的反抗 尚在密谋准备阶段被镇压
在关于三年饥荒的历史叙述中，很多人困惑，在那种生活与工作条件下，为何没有或甚少农民反抗？这方面的历史素材，学者掌握得的确不多，但并不意味着反抗缺失，只是它们多半尚在密谋准备阶段就被镇压了。
在达州市采访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很多类似的事件。在此举几个例子。譬如1961年，开江县破获黎广友、廖万谷领导的“中庸道”复辟案，次年又有以马朝万为首的“忠孝派反革命集团”被抓捕。那个时候，个别农民常利用会道门来试图实现“复辟”的诉求。
而达县1960年上半年，共发生政治案件15起，其中11起为“反动标语”案，4起为“反动匿名信”案，较上年同一时期上升60%。“他们恶毒攻击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污蔑我党和领袖，破坏粮食政策，甚至企图变天复辟，如麻柳公社地主分子王崇万，书写反动标语61付，四处散发，企图煽动群众攻抢粮食，并扬言建立根据地等反动滥言。”一份报告材料中如是称。
在宣汉县，1963年还曾破获“中国人民急救大军”案。当地福禄公社一个叫徐琼谱的劳改释放犯人，在1961年春天，成立“民主同盟”组织，针对三年灾害时期大面积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现实，先后策动冉启文、张前方等21人加入该组织。他们有自己的纲领，并布置了每人发展3-5人的任务，在宣汉、开县边境结合部发展。当年底，该组织改名为“中华反共救国军”，编写的宣传材料包括“共产党残酷历史”，并多次召开成员会议，批评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一定会成功。1962年3月，为了突出暴动的紧急程度，他们再度将组织名称改为“中国人民急救大军”，并成立“星新指挥所”，下设上中下三级指挥所和六个指导区，徐琼谱自任所长，还正式发文委任指导区的政府区长。他们提出的纲领中，包括成立“全国人民大团结临时政府”等七项。到1962年底，他们的成员已经达到164人。该案破获后，徐琼谱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他骨干则被判有期徒刑。
当时中国的城乡户籍制度壁垒、人民公社体制，以及无所不在的监督告密网络，已让这种零星的反抗行动，根本没有任何成气候的可能性。
（原文有删节，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和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