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李志绥夫妇在中南海。（网络图片）
1995年4月底，旧金山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颁发一年一度的“民主人士奖”，台湾作家柏杨，香港立法局议员陆恭惠、中国人大副教授丁子霖和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成为当年的得主。
李志绥的长子李重、长媳杨八林代表已逝的父亲来领了奖。由于李志绥的书获了奖，再加上李重夫妇到场，很多与会者的谈话中心围绕着李志绥的书。
大家都为李志绥的突然病逝而深深惋惜。北京中南海厚重的城墙后面沉淀着太多的秘密，在以言获罪的中国，没人敢说。在海外，由于人们知之不详，写出的有关书籍大多只涉皮毛。在中南海住了22年之久的李志绥知道大量的墙内秘辛，可谓红墙历史的主要见证人之一。但他刚刚写出了第一本书，还没来得及把他所知道的全部故事告诉世人，就长辞了。
中国记者不够新闻敏感
据李志绥在1995年3月号《开放》上发表的文章说，《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早于1989年11月就已写完。该书于1994年10月才得以出版，中间隔了整整五年。在海外这样的资讯高速运转的世界，为什么这本书的出版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如果这本书早几年出版，李志绥就会着手写第二本书，也有可能写出第三本。他去世前，正在写作第二本书，书名是《中南海回想录》。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的拖延出版，直接影响了李志绥的继续写作。而他的“继续写作”没能实现，使中南海的很多秘辛未及曝光，实在是中国人的一大遗憾，更是研究毛泽东和共产世界的历史学家们的重大损失。
李志绥的书的出版过程可谓一波三澜，被一误再误
第一误出在名记者陆铿身上。据陆铿说，1989年7月在洛杉矶西来寺举办的祝贺陆铿70寿辰聚会上，原日本《朝日新闻》驻北京支局长吉田实曾对陆铿说，他刚刚从芝加哥赶来，在那里拜访了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当时被几百人祝寿声熏得飘飘然的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长陆铿，并未将这句话放在心上。现在陆铿回忆此事，追悔莫及，认为是做记者的失职。他说，如果那时接触到李志绥，不仅可较早地访谈出中南海的秘辛，还可以帮助李志绥的书早日出版。按时间推算，陆铿在得知李志绥在美国的消息时，《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已写有一半。事隔五年，即1995年初，陆铿在洛杉矶才与李志绥第一次见面。李志绥第一句话是“我知道你。”可能就是当年从日本记者吉田实那里得知的。
历史学家不提供帮助
第二误出在名历史学家余英时身上。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撰文说，1989年“六四”事件后，李志绥曾寄给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一封申请信，询问能否支持他到普大来写作一本关于毛泽东私生活的书。当时普林斯顿大学已有“中国学社”，给一批中国民运人士和学者提供研究经费，但余英时却拒绝了李志绥的申请，认为“由普大来支持这样一种写作计划是不恰当的。”按时间推算，李志绥给普大写信时，他的书已写了一半。如果当时余英时能够支持这一写作计划，这本书的中文版早就会问世。余英时是历史学家，又是坚定反共的学者，宁愿在“中国学社”养着一些长期写不出什么有份量东西的民运学者，却拒绝支持在中南海做了22年保健医生的李志绥来写一本毛泽东的书，实在是有失历史学家的判断能力。
而更令人遗憾的是，在李志绥的书拖了五年之后才得以出版，他刚刚着手写作第二本书就突然病逝，更多的中南海秘辛未及面世的情况下，余英时教授却在《开放》上（1995年3月号）撰文说，对当年拒绝李志绥的申请不后悔：“我们现在仍然觉得当时的决定是对的。”而在同一篇文章中，余英时却高度评价李志绥的《回忆录》，他写道：“在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这三个混世魔王中，关于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私生活都没有第一手资料的记载。只有李志绥的《回忆录》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他在毛泽东身边22年的见闻。这是最可庆幸的。这部书的史料价值将随着时序的推移而愈来愈增高。”
既然余英时先生如此看重这本书的价值，为什么对自己当年没有支持这本书的写作有点反省精神呢？在中国人中，到处都是坚定的“不反悔者”。海外有些著名的中国知识份子，撰文明言“当年加入共产党不后悔。”有的给北京政权的高官们写信，“以尊严交换回国通行证不后悔。”正如作家柏杨所总结的，中国文化就是死不认错的文化。余英时这样有声望的知识人也不能脱俗，令人遗憾。
联经出版社老板水平太低
第三误出在台湾的名出版社身上。李志绥在洛杉矶接受陆铿采访时抱怨说，他的书写好后，转辗半年，都找不到一家中文出版社肯接受。他曾将书稿投给台湾联合报出版系统，但不受欢迎。最后勉强同意出版，但答应给的稿酬，少到像是要羞辱作者的程度。陆铿不久前在台湾探访到此事内情：李志绥的书投寄给了台北的联经出版社，该社属于联合报出版系统。但当时的联经出版社负责人刘国瑞认为此书和《达赖喇嘛传》差不多，没什么意思，最后退了稿（不知刘指的是哪本达赖喇嘛传）。联经出版社是台湾著名的大出版社，它的负责人视这样一部有历史价值的书为没意思，实在是缺乏中国政治知识的常识。即使从市场销售的角度，这位负责人也是专业水平太低。
“中国不通”拖误出版
第四误出在英文出版上。李志绥的书写好后，找中文出版社几次踫壁，最后才找到美国兰灯出版社（Random House）谈妥。在该出版社几经挑选下，此书中文原稿由美国底特律大学政治学教授戴鸿超翻译成英文，最后由美国女作家石文安（Anne Thurston）进行英文改写和增删。但这种“搭档”翻译和改写对李志绥书稿的原始质量有一定影响。一是戴鸿超来自台湾，对中国大陆复杂的政治背景的了解总是隔了一层。而石文安虽写过几本有关中国的书，但她不能直接熟练地阅读该书的中文原稿。当然，美国的很多所谓“中国通”都是看不懂中文的。不能直接、大量地阅读中文报刊书籍，借助于别的语言来间接地研究错综复杂的共产中国，这种研究成果的正确性往往大打折扣。美国的“中国通”们的汉语水平，导致他们经常在研究中国问题上出错。这也是他们有时被人讥为“中国不通”的原因之一。
1994年10月，石文安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就此书内容做演讲时说，此书所以拖了这么长时间还未出版，是因为兰灯出版社要对书中提到的与毛泽东有过“性事”的女性名字进行法律处理，以防将来吃“诽谤”官司。但此书问世后，人们看到书中提到的这种女性名字很少，其中谈论毛泽东私生活的文字也只有二十多页，仅占全书六百多页篇幅的三十分之一。所以“法律处理”应该不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而中英又互译、又改写、又增删，同时英文编辑又无法直接阅读李志绥的中文原稿，都使该书拖延了很多时间。
《回忆录》的三分之一被删掉
李志绥的《回忆录》由兰灯出版有它的优势，因为兰灯是美国著名的大出版社，将此书同时出版了14种文字。但也给李志绥这本书带来损失。例如稿酬，只给了50万美元。这在美国出版界并不是大数字，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尔将军离职后写了一本回忆录，内容并无惊人之笔，预付稿酬就是600万美元。对李志绥的书的历史价值和销售效果，兰灯出版社是清楚的。该社总编辑埃伯斯坦（Jason Epstein）说，“世界历史上，在一个独裁者身边达22年之久，除了李志绥，找不到第二个人。”这也是为什么兰灯出版社仅见到这部书稿的头两章，就立即拍板，并嘱李志绥不要再与其他出版社接洽。李志绥几次在中文出版上踫壁，显然对于兰灯能同意出版心存感激，不仅在稿酬上没有讨价还价，在保留中文版权上也没有坚持。据李重说，该书的翻译费要李志绥自己付；英文改写费李志绥也要负担一半。
由台湾“中国时报”出版系统所属的“时报出版”出版的此书中文本，是该社向兰灯购买的版权，然后译成了中文，并不是原来的中文原稿。这里的损失在于，李志绥的中文书稿在改写成英文时，被兰灯出版社删去了三分之一。而根据李志绥与兰灯签署的合同，此书的中文版只能据英文版翻译，不可以将删掉的三分之一原稿再出版。删掉的三分之一内容到底是什么，读者无法知道，根据合同，这些原稿的版权已永远属于兰灯出版社，而该出版社不会再将这些原稿出版。据说兰灯出版社将来可能会将这些删掉的原稿放到美国的一家图书馆，但禁止做商业性使用。
另外，由于此书是“时报出版”自兰灯买的版权，因此不论此书中文版卖出多少，李志绥都得不到中文版的稿酬。而仅在纽约中国城的一家规模不大的“世界书局”，就已经卖出了一千多册。该书店的经营者说，就个人著述而言，李志绥的书是他的书店卖出数量最高的。
只言片语都是史料
在李志绥的长子李重代他父亲领奖时，评选人陆铿好奇地问李重为什么起了这样一个名字。李重在致词时说，他的名字被江青和毛泽东都问及过：一次是在北戴河，江青问他为什么叫李重，并不等回答就自言自语地说，“重重迭迭，你的弟弟应叫李迭。”而李重的弟弟叫李二重，确实也是重迭的意思。1971年林彪事件时，毛泽东曾向人打听说：李医生的儿子取名李重，重是千里，志在千里，李志绥是不是有野心？而这样的小故事李志绥的《回忆录》并没有采用。也许他认为没有什么价值，但历史学家却可从这样的小事上观察研究毛泽东的怀疑症状已到何等程度。
李重在聊天时还提到，他父亲一直服用强力安眠药。李志绥在《回忆录》中提到毛泽东、江青都一直大量服用安眠药，但没提及他也是如此。据李重说，中南海的人几乎没有谁不吃安眠药的，杨尚昆、汪东兴和邓小平的妻子卓琳都是安眠药长期服用者（报端不久前还有卓琳因为过量服用安眠药被送往医院救治的报导）。中南海那种诡秘残酷的政治斗争，使红墙内的所有人都神经紧张，很少有人不失眠。李志绥1988年来美后，经常让朋友从北京给他捎来“速可眠”等药，因强力安眠药在美国市场买不到，美国医生一般不准人使用。而普通的安定、安宁等安眠药物，李志绥吃了已不起作用。李重说，他父亲有时正吃着晚饭，突然“扑通”一声就从椅子躺倒在地上，睡了过去。李志绥为了晚上能尽快入睡，在晚饭前就把“速可眠”吞了下去，有时药劲儿来得快，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从中南海大墙内人人靠安眠药入睡的“小事”上，人们也可对中共内部的“神经紧张”窥见一斑。
李志绥一生从医，不是史学家，虽然他可能无法准确地把握他经历的哪些日常政治活动和观察对历史学家而言具有重要的价值，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知道的比他写出来的不知多多少倍。因此他的书稿被一再耽误出版，导致他没有充分信心和精力去写作第二本或第三本，实在是中国人的巨大损失。中国人把明显编造的《叫父亲太沉重》当真事儿而发了一阵烧，却把《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耽误了五年。这一点值得海外的中国新闻记者、历史学家和出版界人士引以为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