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提议同毛关系密切的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网络图片）
“四人帮”有利用四届人大组阁阴谋吗？
周恩来自得知主持四届人大的决定后，随即连日在医院里约集在京政治局成员开会、找人谈话，部署落实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整个四届人大组阁都是由周恩来一手操作。
其中一个典型的特点是周在安排老干部方面远远跟不上安排中年人和依靠造反起家的新人。周在11月份给毛写信，表示关键在于中青干部——实则为造反年轻人的提拔，并且支持他们在政府中任职置。在高文谦先生所著《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有信的全文。在12月份，周恩来又提议在现有名单基础上——再增加老干部、外事和体育等方面的名额，并提交政治局审议批准。但是根据《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所提，此信也包括增加“红卫兵”（即造反派）代表，并且周恩来对其类建议增补的代表名额都提出了具体数字，唯独对老干部的增选名额不提出具体数字，建议由政治局“考虑斟酌后加以决定”。
在这次提名中，周恩来提议同毛关系密切的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周还特意提拔了一些同毛没有私人关系的人，如祝家耀、邓岗、于会泳等以避嫌。周还催促张春桥和王洪文推荐祝家耀为公安部副部长。周恩来还推荐于会泳出任文化部的部长一职。周恩来还批评上海方面送来的人还不够！来自上海金祖敏被周恩来安排为人大常委候选人。
周恩来同陈永贵谈话，要求其出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以文化水平不行推辞。周恩来用当年劝陈伯达的话来劝陈永贵：“你是不是党员？是党员就得接受党的安排。你是个农民代表。”
周恩来从长沙回京后又提出增加董加耕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理由是上海、北京、东北都有人选了，西北也应有个年轻人。但董是反许世友一派，因此周恩来最后没有安排董加耕作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让他作了人大常委。
1974年12月21日，周恩召开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江青、姚文元、纪登奎、吴德等参加的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人事安排问题。根据会议讨论酝酿情况，草拟出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第一、第二方案，并送叶剑英、邓小平及江青、张春桥等阅。审阅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名单第一方案，增加陈云、韦国清为副委员长。
其中大方案（第一方案）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数多一些，包括一批老革命和各方面知名的代表人物，国务院安排的是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小方案是如果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数不宜过多（三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18人），则将几位老革命安排作国务院顾问。周恩来同时提出对陈云、徐向前、聂荣臻、韦国清、谭震林、李井泉等老革命如何安排，设想国务院设顾问等想法。以及他们是作国务院顾问还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需请示毛主席决定。方案还列有：叶剑英兼国防部长，余秋里兼计委主任，谷牧兼建委主任，华国锋兼公安部长，乔冠华兼外交部长，方毅兼外经部长等。
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表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赞成大方案，即副委员长人数可以多一些。这样原方案列为国务院顾问或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几位老同志均明确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在讲到人大常务副委员长人选时，毛泽东赞成吴德主持人大常务工作。毛不同意谢静宜列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他说：“副委员长，小谢不能放，人家对她不了解，提得太早了，不好。”又说：“小谢，官越作越大，搞共青团书记可以，当副委员长就不适当了。”
1974年12月22日，周恩来召开有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陈锡联、倪志福、吴桂贤等参加的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讨论21日所拟两个方案名单。经过协商，又拟出两项名单的第三方案。会后，与王海容、唐闻生谈话。同日，与王洪文联名将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三个方案送毛泽东参阅。
在听取周恩来汇报时，在讲到乔冠华、方毅作国务院副总理人选时，毛主席说：“要保护乔（冠华）、方（毅）、谢（静宜），但不要放。”最后这三个人都没有当上副总理。讲副总理人选时，毛主席还曾问：“吴桂贤多大年纪？”
关于总政治部主任人选，在周总理去长沙时尚未有定论。周恩来向毛汇报时提出了三个方案──肖华、苏振华、廖汉生，还提出可否调冼恒汉？对此，毛都没有表态。最后，毛再三考虑决定让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并说，张春桥有才干。
另外，毛在听取汇报时，毛还提出在开四届人大之前开二中全会，并说：邓（小平）换李（德生）常委、副主席。李要他自己提出来，辞去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职务。
因此笔者认为：文革中是否存在周、江两个阵营的对垒？根本就不存在。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过程充分表明，周、江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相当一致，都是在毛的旨意下行事，所不同点在于采取何种形式予以完成。周、江在所有重大的根本问题上没有重大冲突，相反，双方的配合相当良好。
笔者还有理由认为中共官方所谓叶、周拼了老命要找毛汇报，防止江青等人利用四届人大篡党夺权是一个谎言。编造这个谎言的目的是为了另一个谎言能够自圆其说，那就是周恩来和江青各自拟定的名单有巨大的差别。历史的真实是在毛授意下，让他们商量名单然后来汇报。
而从邓小平的任命到长沙告状，恰恰反应了这样一个事实：包括王洪文在内的一批人对邓小平的崛起并不抱有好感，更是难以达成在一个战壕里战斗。
王洪文说：小平任命的事，我最想不通，我记得初时邓出来工作时，我就思想不通，他是第二号走资派，我看到的，听到的都讲邓不好，特别是听了几位原先同邓共事的老同志的话，使我更不信邓小平了。
这样同毛泽东的初衷是完全相反的。由此毛泽东期望邓、江、王等人合作一致对外（周）的设想注定落空，也注定了当毛泽东重用邓的时候，王洪文会失势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