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图片来源：Adobe Stock）
01
二〇〇六年秋天，我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特藏部找到一册登记学生住址的Student Directory 1950-1951，查到穆旦和周与良结婚后租住的一处公寓，5634 1/2 Maryland Ave。从我在东亚系的临时办公室走过去，不过十分钟。我试图寻找穆旦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期间的点滴痕迹，近乎执迷；不过这一个我常常路过的住处，让我另外想到了一个人，巫宁坤。
巫宁坤一九三九年入西南联大外文系，在校园文艺社团冬青社的活动中与穆旦有一面之缘。等到多年后再次在芝加哥大学见面，各自已经历颠沛路程：巫宁坤一九四一年中断学业，志愿为飞虎队担任译员；一九四三年随受训的中国空军飞行员来美，担任翻译；这批飞行员结业不久，战争结束，巫宁坤于一九四六年秋季入曼切斯特学院攻读英美文学，两年后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一九五〇年开始写博士论文《托･斯･艾略特的文艺批评传统》。穆旦呢，一九四〇年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留校任教；一九四二年参加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抗日战场，从野人山战役的死亡中挣扎出来，撤至印度养伤；一九四三年回国后辗转各地谋生，时陷困顿；一九四九年赴美，入芝加哥大学读英美文学硕士学位。
巫宁坤一九八六年写短文《旗——忆良铮》，回忆一九五〇年穆旦夫妇租了这套房子，“多一间卧室，约我去住，这样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一年之久。穷学生在一起，虽然生活清苦一些，但茶余饭后，谈诗论文，自有一番情趣。”（《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148页）
巫宁坤（网络图片）
重续失而复得的学校生活，在他们，该是什么样的心境？长期动荡之后的安稳，总会特别珍惜和留恋吧？
事实却是，他们很快就结束了这种状态，先后回国。
一九四四年，穆旦写下一首《活下去》，第一段是：活下去，在这片危险的土地上，活在成群死亡的降临中，当所有的幻象已变狰狞，所有的力量已经如同暴露的大海凶残摧残凶残，如同你和我都渐渐强壮了却又死去，那永恒的人。
这一年穆旦才二十六岁，早早经历过生死，早早体会过“活下去”的严峻，也早早地磨砺出“活下去”的意志。即使如此，他也没有料想到，“活下去”将再度成为问题，更为残酷地横亘在后半生一道又一道沟坎上。
我不由自主地想起这首诗，还不是因为穆旦本人的遭遇，而是因为巫宁坤的书：这部回忆录用英文写成，A Single Tear，一九九三年在纽约出版，后有多种文字译本；中文本《一滴泪》，迟至二〇〇二年由台湾远景推出，是巫宁坤自己的中文；二〇〇七年台湾允晨文化出修正版，我现在手头上的，是允晨文化二〇一二年初版三刷的版本。
这本书讲述“活下去”和怎样“活下去”的个人史，具体而微地见证一个时期民族灾难的残酷历程；尤为动人而冲击人思考的，是这个人在灾难的岁月，从哪里获得支撑，从哪里汲取“活下去”的力量。
02
《一滴泪》从回国写起。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八日，巫宁坤从三藩市登上邮轮；他问为他整理行装和送别的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笑笑。巫宁坤形容自己回归故土，用了“乘风破浪”这样豪迈的词。
从新中国成立到五十年代初期，对海外的留学生来说，回去，还是留下来，确实是一个大问题。这不是一个平常的选择。
另举一个例子作参照，看看当时的几则日记，多少有助于想像和体会。日记的作者熊秉明，西南联大毕业后，一九四七年留学巴黎，学了一年哲学之后转学雕刻。
一九四九年十月三日：“到里昂车站送行。寿观、道干、文清三人启程同路东返。……最近他们在思想上都有转变，好像是为面临那边的新情况作准备。寿观说只有耕田、锄地、收割是真的劳动，道干诅咒艺术的无用与虚谎，文清呢，以为在新社会里画家可以尽情快活地创作。”“我自己则觉得学习尚未告一阶段，决意留下。在他们看来无疑是一错误，是怯懦和寡断的表现。我们近来的讨论与争执，当然并不能得什么结论，因为归根结底，这是个人抉择的问题。他们现在离去了，带着奉献的心，热烈的大希望。我呢，目前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充实，我的心情应当静下来。”（《关于罗丹——日记择抄》，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年，89页）
十月十三日：“多数留法同学回国后，周围突然寂寞起来。每天从城南到城北做雕塑，到大茅舍画院作速写，到罗丹美术馆作素描临摹，有时不免自问究竟在干什么。在这大城市里，挤在人群中，实在是一个荒谬的萨尔特所谓‘多余的人’。而我所做的事和这些人全不相干，我处在一个‘极限的情况’……”“我想我在这里所学的和自己的土地上所需要的可能全不相干。我又想也许要做一些全不相干的事，然后才能知道真正相干的事是什么。”（同上，90页）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六日：“昨晚在大学城和冠中、熙民谈了一整夜。谈艺术创作和回国的问题，这无疑是我们目前最紧要的问题了。”“总之，未来是没有把握的，没有任何既定的可靠的道路可循，只能凭每个人的直觉和预感，勇气和决心去作决。”“他们比我的归心切，我很懂得他们……我将走自己的路去。”“分手的时候，已经早上七点钟。……精神倦极，醒时已正午。”——三十多年后，熊秉明给这天的日记加注：“也许可以说醒来时，已经是一九八二年。……这三十年来的生活就仿佛是这一夜谈话的延续，好像从那一夜起，我们的命运已经判定，无论是回去的人，还是逗留在国外的人，都从此依了各人的才能、气质、机遇扮演不同的角色，以不同的艰辛，取得不同的收获。当时不可知的，预感着的，期冀着的，都或已实现，或已幻灭，或已成定局，有了揭晓。醒来了，此刻，抚今追昔，感到悚然与肃然。”（同上，132-133页）
巫宁坤一九五一年忽然收到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电报，请他回去任教，他丢下写了一半的论文，回到“一个用贫困、悲哀、孤独、屈辱、动荡和战乱充塞我的青少年时代的祖国。投身于一个崭新的世界，去过一种富有意义的生活，这个诱惑力远胜过博士学位和在异国做学问的吸引力。”（23页）——“崭新的世界”“富有意义的生活”，这样的“话语”具有奇异的“魔法”，仿佛自带一个碰触点，一旦碰触即刻激发巨大的想像、强烈的渴望和投身的热情，为其“诱惑力”所感召的，岂止是巫宁坤、穆旦、王道干、吴冠中这样的个人，又岂止是他们这样的一代人。
03
燕京大学西语系主任赵萝蕤到前门火车站迎接巫宁坤——约他来任教，是她的主意。赵萝蕤抗战爆发前即翻译出版了艾略特的长诗《荒原》；一九四六年七月九日，艾略特请她在哈佛俱乐部晚餐，为她朗诵《四个四重奏》的片断，希望她以后能翻译这首长诗。赵萝蕤在芝加哥大学专研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以《〈鸽翼〉源流考》为题完成博士论文，一九四八年底归国后，当然不可能继续翻译艾略特，用她自己后来的话说，“此后度过了忙碌的与艾略特的世界毫不相干的三十多年时光”，直到一九七九年修订《荒原》旧译。
初到古城新都，巫宁坤的感觉，是进入一个“陌生世界”，“而不是回到久别的故国”。与赵萝蕤重逢，“别后不过两年多，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的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苍老多了。”（24页）——“苍老”，这个词用到了三十九岁的赵萝蕤身上；她的丈夫陈梦家，“不过四十多岁年纪，但又瘦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仿佛背负着什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了。有一天，从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生一听就火了：这是‘一九八四’来了，这么快！”（25页）——陈梦家在一九五一年就警惕“一九八四”，一九六六年自杀身亡，可以说就死于已经坐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一九八四”。
乍到“崭新的世界”，巫宁坤敏感而讶异，多年后的回忆并未过滤掉这些敏感而讶异的细致观察，这是《一滴泪》有别于很多关涉当代历史叙事作品的地方，即便是那些“反思”性的作品。事后的“反思”，并不提供当事之时的个人视角，当事之时大多情况下也没有所谓的个人视角，泯灭于时代统一的大视角中而已。
巫宁坤当然不是先知，也不是英雄，他是被历史和时代卷入的一个普通人，但普通人也有他自己的眼光和感受。巫宁坤坚持他的不理解、不明白、不认同、不合流、不屈从，并把这一差异性的个人视角贯穿始终，《一滴泪》因此而有它自己的内在核心。
燕东园一座两层小楼，楼上住陈梦家、赵萝蕤，楼下吴兴华和巫宁坤两个单身汉同住，两人一见如故，吴兴华还把他过去写的新诗拿给巫宁坤看，这位英美文学方面造诣有口皆碑的年轻学者还精通意大利文，当时已开始以诗体翻译《神曲》。周末，陆志韦校长来谈谈天，打打桥牌。但是，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巫宁坤就和三千名京津各高校教师去中南海怀仁堂，听了七个小时滔滔不绝的思想改造报告，“我听了一个小时之后，思想就不断开小差”。（27-28页）
不久，“三反运动”开始，工作组进驻燕园，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遭受揭发批判。西语系自然是“资产阶级思想”氾滥之地，从赵萝蕤开始逐人检讨，有学生拿着从巫宁坤那里借去的《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质问他从美帝带回这种下流坏书，腐蚀新中国青年，居心何在；人称“燕京摄政王”的翦伯赞教授，约他谈话，让他“坦白交代”回国的真正动机。
一九五二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燕京被拆分，人员统一分配，赵萝蕤告知巫宁坤去处是南开大学，“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燕京大学重点批判对象三个人，校长陆志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哲学系主任张东荪，三人统统迁出燕园，“不难想像她在工作组的政治压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因为她既是赵紫宸的爱女，又是陆志韦的干女儿，她又何从‘划清界限’？长年徜徉于詹姆斯小说中那些女主角的崇高精神世界，她那詹姆斯式的细腻感情与良知，怎禁得起如许粗暴的冲击？同时，陈梦家先生在清华大学也遭受猛烈批判，现在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了。”（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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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穆旦和夫人周与良回国，巫宁坤怂恿他们到了南开，分别任教于外语系和生物系。巫宁坤在燕京教过的李天生也调来教英语。“周末往往相聚小饮，放言无忌。良铮常领我们一道骑自行车去逛旧城的南市，欣赏与当前政治宣传无关的民间艺人表演，那是他当年上南开中学时的旧游之地。”（39页）此后几年，穆旦以本名查良铮翻译出版一本接一本的普希金诗作，巫宁坤翻译了《莎士比亚在苏联舞台上》和巴金推荐的《白求恩大夫的故事》——而这些个人活动和作为，根本不足以抵御小环境和大社会的侵扰与压力。
“生活中最头疼的事是硬性规定的政治学习，每周两三个下午。”学文件，讨论，“人人都得发言，暴露思想……沉默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沉默就被认为抵制思想改造。不久我就发现，你永远是错的……提高政治觉悟是永无止境的。”（40页）
“除此之外，晚上全校教师还得上‘马列主义夜大学’。一位年轻的男教师每周两次从北京来，朗读他在新建的人民大学听苏联专家讲授马列主义的笔记，一字一句，照本宣科。我们得做笔记，因为期终还有考试。”（40页）
一九五四年春的一个下午，在照例的政治学习时间，系主任李霁野宣布会议的议程：“帮助巫宁坤同志认识他来外语系任教一年半以来在思想上和其他方面所犯的错误”——一次突然袭击，众人落井下石。
搜家，审问，批斗，接踵而至。在遭受声色俱厉的谩骂、警告、威胁的过程中，“我脑子里突然冒出莎士比亚的名句：‘这是篇荒唐的故事，是白痴讲的，充满了喧嚣和狂乱，没有一点儿意义。’”（51-52页）——这真是一个书生的反应。
书生的反应迂阔，于实际丝毫无补；然而奇异的是，巫宁坤恰恰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应对出现的各种困境，而且，它起到了无可比拟的作用。
庸众受到恶的鼓励，并不总是平庸的，一些匪夷所思的盘问，就体现出非凡的想像力，比如其中之一：“你为什么在一九五一年夏天回到中国？那正是抗美援朝进入高潮的时候。”这种明示他是特务的提问，让巫宁坤发火，“可是，突然间，我感到如释重负。如果这些年来他们就为这个折腾，我就没有什么可烦心的了。我的一生是一本敞开的书。他们由于猜疑成性就会随意误读，但是文本却是完好无损的。从那以后，我心平气和，对他们刻意的挑衅和侮辱无动于衷。”（55页，56页）书、误读、文本——书生的解释；可是，还有什么比这种书生的解释更能让这个书生坦然应对这荒谬的指控？
巴金夫人、大学同学萧珊寄来法文原版司汤达小说《巴尔姆修道院》，软禁在家里的日子，他就着手翻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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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外文系停办，巫宁坤夫妇一九五六年夏初调到北京中央外事干部学校（一九五八年改名为国际关系学院）。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副校长两次登门动员，巫宁坤为其诚恳所感，果然就在大会上发言了。紧接着“反右运动”，巫宁坤惊讶地注意到，“革命同志”人手一册油印的“巫宁坤右派言论集，供批判用”。
在等待处分正式批准期间，他在监督下劳动。一天，年轻的监工指着一堆美国出版的新书，问：“这些书你还要吗？”这是运动开始前他通过学校订购的，刚从日内瓦寄到。“你如不要，我就马上盖上图书馆的公章。”
“我捡起薄薄的一本，那是我的老师奥尔逊教授诠释英国诗人狄伦･托马斯诗作的专著，忍痛放弃了其他几本。当我手里拿著书离开他的办公桌往回走时，我听到他劈劈啪啪往我买不起的几本新书上盖上公章的声音，仿佛它们是该消灭的阶级敌人。那天夜晚，我很晚未睡，对照奥尔逊精湛的诠释重读托马斯的一些感人的诗篇。在寂静的深夜，我仿佛可重新听到，在我回国的前一年，在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教堂，诗人热情澎湃的声音朗诵他自己的诗《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
当筋疲腱松时在拉肢刑架上挣扎，虽然绑在刑车上，他们却一定不会屈服；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81-82页）
一九五八年四月，巫宁坤被送进北京市劳教所，即半步桥监狱。六月，与八百名劳教分子一起流放黑龙江小兴凯湖上沼泽遍布的劳改农场。
穆旦谢绝了任何“鸣放”会，没有被打成“右派”，却因参加抗日远征军以及其他问题而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法院到南开大学宣布判决，管制三年，监督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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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一九五八年这个地步，巫宁坤的厄运差不多还只是个开始，《一滴泪》叙述至此，还不到全书四分之一篇幅。接下去漫长的受难，因时因地不同而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创造苦难的才华和能量处于极端活跃的巅峰期，所向披靡，任何个人所遭受的种种不堪，乃至生死存亡的大伤痛，都不过是沧海一泪。这篇文章也不想再复述苦难，展示恶的狰狞伟业。
我有意略过巫宁坤此后更为惨痛的经历不述，却要特别强调，他遭受践踏三十年而未毁——未毁，用余英时序中的话来说是，“经过无数劫难而始终保持住原有的价值系统。他好像庖丁解牛所用的那把刀一样，‘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他也像庄子所描绘的‘真人’：‘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他和大多数同难知识人的分别便在于此。”（8页）通俗一点说，他有个人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始终未被摧毁。正是这个未毁，才可以让人有尊严地面对恶的狰狞笑容，并使这种笑容无法维持到最后：“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
不仅仅是他保持住了这个精神世界，更重要的是，在步步紧逼的暴虐威胁之下，他时时需要回到这个精神世界去获得勇气、信心和智慧，来增强自己，抵抗侮辱和残害。
这个柔弱的书生，这个热爱文学的人，通过书本、通过文学连接精神世界的源头；他坚持活下去；而他活过来了，决不只是幸存——巫宁坤归结坎坷生平：“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19页）英文“I came.I suffered.I survived.”对比两种文字，我会觉得，“survived”，比“幸存”更有力量——活下去，并且活过来了。
在从家里被带走的时刻，他行囊里放进两本书，英文的《哈姆雷特》，冯至编的《杜甫诗选》。这两本书陪伴他走进半步桥，走进北大荒，走进天津和唐山之间的清河劳改农场。在兴凯湖，他竟然有幸重逢沈从文的作品。一九五八到一九六〇年，中国北方一个沼泽围困的小岛上，有这样的精神活动，有这样与文学相依为命的庄严情形——
《哈姆雷特》是我百读不厌的莎剧。可是，在一座中国劳改营里读来，丹麦王子的悲剧呈现出意想不到的意蕴。当年我手不释卷的那些学院式的分析研究和评论，现在都显得遥远而毫不相干了。哈姆雷特的呐喊“丹麦是一座监狱！”在这片荒原里回荡。……他的苦难是由丹麦王国的现实问题触发的，但是他在感情上、道德上、人生哲学上苦痛不堪的受难，却声振寰宇，使他那些伟大的独白洋溢着令人低徊不已的节奏。休息日，有时在湖边上独自朗诵这些独白，我感到他灵魂深处这种撕心裂肺的受难正是这部悲剧的灵魂。而他承受灵魂深处受难的力量给予这位高贵的丹麦人独一无二的地位，作为一个无愧于受难的悲剧英雄。默想他的生与死，我心里会想：“我不是哈姆雷特王子”，如同艾略特的名篇《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的主人翁所说的。我倒常感到好像哈姆雷特所鄙视的一个“在天地之间乱爬的家伙”。我终于明白，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活下去还是不活”，也不是该不该“忍气吞声来容受狂暴的命运的矢石交攻”，而是怎样才能无愧于自己的受难。……
另一个‘右派’难友是小邓，北师大毕业生。他曾受教于沈从文老师，而且囚囊中还带有几本他的小说，我真是喜出望外。从此，在累得直不起腰来的修筑导流堤工程中，在摄氏零下四十度打冰方的工程中，我往往和小邓边干活边谈论沈老师的作品，《边城》啦、《从文自传》啦、《湘行散记》啦，絮絮叨叨，没完没了，有时竟然忘掉了疲劳。
每逢歇“大礼拜”，难友们有的蒙头大睡，有的玩扑克，小邓和我往往带上他那几本又破又黑的宝书，到小兴凯湖畔找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来，朗读一些我们喜爱的章节。小邓操一口地道的京腔，所以总是我选他读。我们俩都偏爱那些有“水气”的段落，比如：
贵生在溪沟边磨他那把镰刀，刀口磨得亮堂堂的。手试一试刀锋后，又向水里随意砍了几下。秋天来溪水清个透亮，活活的流，许多小虾子脚攀着一根草，在水里游荡，有时又躬着个身子一弹，远远的弹去，好像很快乐。贵生看到这个也很快乐。
兴凯湖的水在秋天也清个透亮，并没有因为用作劳改农场而减色，我们在湖边磨刀干活，有时几乎也跟贵生一样快乐了。我们百读不厌的一段是：
望着汤汤的流水，我心中好像忽然彻悟了一点人生……山头一抹淡淡的午后阳光感动我，水底各色圆如棋子的石头也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万汇百物，对拉船人与小小船只，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
我终于明白了他（沈从文老师）那朴实的声音为什么那样动人。此时此刻，他那透明烛照的声音、温存的节奏和音乐，使两个家山万里的囚徒时而乐而忘忧，时而“作横海扬帆的美梦”，时而也免不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我们从他那“涓涓细流”的声音获得了存活的力量，那个声音“柔弱中有强韧”，是千军万马也无法扼杀的。（115-119页）
一九七三年岁末，几经流迁之后，巫宁坤此时已是在安徽农村接受再教育的“荒村牛鬼”，忽然接到沈从文老师的信，惊喜交集。“他用那举世无双的章草密密麻麻写了六张八行书，一个月后又来了一封长达八张的八行书。老师从查良铮处得知我的景况，语重心长勉励我不可因贫病交迫而‘自暴自弃’，并以他自己的一生经历现身说法。我把他的信一字一句读给我受苦受难的妻子和三个小儿女听，那当年令我心醉神迷、透明烛照的声音又在我们风雨飘摇的茅屋中回荡，‘字字化为金’，连十岁的小一村都听哭了。从此以后，他就知道有个‘沈伯伯’，几年之后回到城里就一本一本读起他的书来了。”（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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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在剑桥大学作客期间，巫宁坤应邀写自传长文《从半步桥到剑桥》；几年以后，写成更完整的劫后余生录《一滴泪》。他用这本书的写作，来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我是否徒然半生受难，又虚度短暂的余年？”（19页）
我读这本书，总想起巫宁坤翻译的狄伦･托马斯的诗，其中一首《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说老年应当如何作为：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一浪高过一浪的运动糟蹋了巫宁坤宝贵的时光，但他依然保持着灵魂的纯净、精神的锐利、生命的充沛能量，“刀刃若新发于硎”；惟其如此，他才能在年过七十之后完成英文《一滴泪》，年过八十之后出版中文版。他无愧于他的归来，受难，幸存。
二〇一七年一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