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上层宫廷政治中黑幕重重，常常有兴衰而无正邪、有成败而无是非。图为（左至右）张春桥、王洪文、华国锋。（网络图片）
“另类史实”：宫廷政治中的明争暗斗
郑着的另一个值得称道之处，是作者打开了“失败者”看历史的逆向视域，提供了不少对官方的中心叙事具有颠覆性的“另类史实”，从而展示了一种新的观照文革中中共高层争斗的史观。对此，作者借原王洪文政治秘书，张春桥的知音之一的萧木之口说道：“我在北京生活了三年多，和他们（这里指张春桥、周恩来、华国锋等——本文作者注）距离比较近，在我眼里没有坏人，但他们都是悲剧人物。”（页713）中共上层宫廷政治中黑幕重重，常常有兴衰而无正邪、有成败而无是非、无论哪一方都不干净。而一直占据“好人”的历史大义的“四人帮”的反对派，在权争的手段伎俩上有时远比他们要反对的一方更阴险狡诈一些。
林彪事件以后，张春桥、江青等文革派和周恩来、叶剑英等元老派处于对垒状态。毛泽东出于制衡他手下的权力体系的需要，其实对两个宗派都是有批评的。除了我们都耳熟能详的毛对“四人帮”的批评外，1975年1月，毛泽东提议张春桥当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遭到周、叶、李的联合反对，毛就批评他们说：“你们三个人不要老搞在一起，不要搞‘三人帮’”。1975年5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还批评叶剑英不要搞“广东帮”（页679－780）由此可见，“帮”一词在毛泽东口里不过是对党内派系活动一种揶揄式的评语而已，把毛泽东对张春桥等人“同志式”的批评上升为“四人帮反党集团”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使人比较震惊的还有郑着所揭露的周恩来为打倒政治对手所搞得工于心计的活动。（页670－671，850－853）因为毛泽东对张的格外器重，使张有可能接周死后的总理的班，周恩来便开始对他进行种种打击，主要是在历史问题上硬把张说成是“叛徒”。说张春桥是“叛徒”的所谓材料来自林彪军人集团成员邱会作支持的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旗”。邱会作和张春桥之间有很大的个人恩怨。张在运动初期支持“红旗”的对立派“红纵”造了邱会作的反，邱为了报复便支持（或指使）“红旗”炮打张春桥和搞他的材料。周恩来听说了此事，便暗示邱让“红旗”以“群众来信”的名义把这些材料寄给自己，再转给毛泽东。［13］周这么做一来撇清了自己和林彪集团一起搞张“黑材料”的嫌疑，二来又以文革中流行的“群众揭发”包装了自己整政治对手的真实用心。
其实，张春桥在历史上从没有被捕过，“叛徒”一说实为为子虚乌有。笔者在上海文革中亲身参加了炮打张春桥的活动，也见闻过“红旗”等组织搞的张的“叛徒”材料。平心而论，实在都是一些捕风作影和道听途说的东西。比如，其中有一传说是张春桥1940年间在国民党的南京的江苏反省院写过“自首书”和“反共启示”，其实那时张已经去了延安，又如何能在南京写“自首书”呢？以周恩来几十年的地下工作的经验和一贯为人称道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他应当不难一眼看透那些明摆着的破绽。何况他本人就有过这样的遭人诬陷的“历史问题”。1967年5月，南开大学红卫兵在旧报纸中发现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示》，而“伍豪”是周恩来在党内的化名之一。此事源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诬陷。但闹到江青和毛泽东那里以后，周恩来立刻做了多次反驳，其中最有力的理由便是：在这一《启示》在上海各大报刊登出的1932年2月，他已经人在江西中央苏区了。［14］比较周、张这两个为人诬陷的案件，应当说张案更容易令人一眼穿透，因为连一份类似周的书面《启示》都不存在。奇怪的是：周恩来竟死死地抓住张所谓的“叛徒”问题不放，明明暗暗地打击张春桥。1973年，周恩来和邓颖超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来上海，邓颖超特地拜访了上海市委大院中几乎所有的新老干部的家，却有意不去张春桥家。还公开地扬言：“只有一家没有去。不去的原因，你们大家一想就可以想到的。”（页861）这显然是暗示张春桥太太文静的历史问题和张的“叛徒问题”。［15］1974年12月，周恩来还在他最后一次见到毛谈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时，当面提出张的“历史问题”，以阻止张可能当总理。［16］除此以外，周还把这些从来未经证实的问题不负责任地扩散。1973年4月9日，周恩来非常肯定地对来看望他邓小平夫妇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17］而当时的邓小平还在被审查之中。周恩来作为一个因所谓的“历史问题”在文革中受诬陷的受害者，对另一个受害者张春桥却不断地用别人迫害他的方法加害。这实在是很能说明中共的宫廷政治的经典特质：无原则的暗算、阴谋、攻讦。
或许，郑着所披露的叶剑英对王洪文的暗算更能引发经久的震撼。在1973年7月的十大上，毛泽东决定培养王洪文作为接班人。在当时的政治局里，元老派挺王最力的是周恩来和叶剑英。王洪文当时被毛调到中央学习各方面的理论、方法和经验。但是叶剑英却老是邀请王洪文到中南海钓鱼，去郊外打猎，还在军委所在地拨给王一套高规格的楼房。平时叶常邀请王赴宴。王为得到元老派的支持无法推辞，叶却常常指令部下用茅台酒把王灌醉。（页719）对这些，张春桥虽然也设法劝阻王洪文“不要上这些人的当”，但王并不听劝。令王洪文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叶在他背后又把他的林林种种表现都向毛作了汇报，造成王是一个不堪培养的纨绔印象，以致毛失望地感叹说：“钓鱼台无鱼可钓”。（页792）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些后来又都出现在华、叶中央列举“四人帮”罪证的文件里，作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的罪证”，证明他“大量贪污盗窃、侵吞挥霍国家资财。”［18］叶剑英这么做可谓一箭三雕。其一，使王对他感激涕零。如果王洪文接班成功，他便有从龙之功。其二，拉拢王洪文，分化他和其他文革派——如张春桥、江青的关系。最后，在毛那里破坏王的名誉，使毛对他选的接班人失望。对于曾被叶剑英玩弄于股掌之中，王洪文被抓以后有过锥心的懊悔，曾在秦城监狱里对着张春桥的囚室窗口大叫：“我错了！”（页798）
郑着还揭示了中共宫廷政治的另一个特质：持续不断的内斗。周恩来逝世以后，华国锋被毛任命为国务院总理。以华为代表务实派和以张为代表的务虚派又发生了矛盾，结果竟在毛泽东尸骨未寒之际发生了1976年10月6日的宫廷政变。华国锋联合叶剑英等元老派动用军队一举抓捕了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按官方长期以来的说法，这是因为张春桥等人搞阴谋诡计，要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对此，郑著有截然相反的看法。首先，根据郑着对大量史料的调查梳理，张春桥和王洪文对于毛泽东最后选择华国锋作为第一副主席都是“完全拥护，保证支持”的。［19］尤其是张春桥，如果他要在华和王之间做一个选择，甚至可能还是会选华国锋。［20］本来华、张、王三驾马车还是可以稳定地运行几年的。只是“华国锋太急于想‘独掌乾坤’了，结果后来自己也没有好下场。”（页767）其次，无论是华国锋、叶剑英，还是汪东兴在实施十月政变时都说过的“四人帮”已经在布置搞“武装政变”了，他们必须“先下手为强”。郑着在经过详细的考证后，说明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不过是一种为打倒政敌制造的倒打一耙的借口。对此，现在的文革研究界也逐渐有了一定的共识。［21］最后，出现在《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的通知及材料》中徐景贤有关张下令武装政变的证词其实是一种“伪证”。［22］其原因是在徐被监禁期间，华国锋通过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赵苍璧派人告诉徐：只要承认张春桥给上海下过武装叛乱的指令，徐就可以免于起诉和处分。为此，徐做了假证。（页790）
有关华国锋发动政变的必然性，郑着借萧木之口有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分析：
帝王制度的本质是皇权由一人独擅，不准旁人分享，不容许有不同政见，更不能容忍出现派别。历史上，大凡立而又被废的皇太子，一旦新皇帝继位，他们的命运几乎全都是一个字：死。只是死的方式有所不同，时间略有先后。此类实例，古代史上可以找出一大堆。不过华国锋根本用不着去翻那些老古董，他只要一接班也即继位，便可以无师自通。道理很简单：左边一个是曾经有可能入选的接班人张春桥，右边一个是已经定了三年的接班人王洪文，华国锋坐在这用一个位置上心里能踏实吗？于是这位原来曾经厚道的人便有了不那么厚道的想法，等到毛泽东一去世，便与功臣派联起手来，发动了一场称之为“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十･六政变”。（页880）
这一体制性的分析是耐人寻味的，它至少证明了中共的接班人制度从没有跳出过封建王朝黑暗的宫廷政治的怪圈。
接受理论：误读误解引发的政治风波
在谈到1974－1976年间的政治事件时，郑着对它们作出了非常实事求是但又引人深思的解读。当时，群众对张春桥、姚文元掌握的宣传部门非常不满，认定他们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中利用梁效、罗思鼎等写作组写了不少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为“现代大儒”、“批宰相”和“批折衷主义”的文章。（页586－588）此外，愤怒的读者还认为：1976年在周过世后，张还继续指令《文汇报》发表暗批周恩来的文章。其结果是引发了全国性的群众抗议，成为爆发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线。（页725－728）
确实，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直接领导的梁效写作组写了《孔丘其人》等文章。上海市委写作组也不甘落后，先后发表的文章有：署名康立的《汉代一场儒法大辩论——读盐铁论札记》和罗思鼎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斗争——兼论儒法斗争的社会基础》等等。《孔丘其人》中有这样描写孔子的句子：“71岁重病在床的时候”，“还挣扎着爬起来，端着一只胳膊，摇摇晃晃地走去见昏君”。（页586）这在当时被不少细心的读者认定是影射周恩来。但后来据该文的作者范达人说明：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此文是江青经毛泽东同意才写的，而且还经周恩来看过才发表。［23］至于上海写作组那几篇文章，据郑着的调查：文章的组织者朱永嘉坚决否认和张春桥有任何关系。这些文章也曾被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中央专案组立案审查，但最后都否定了朱的利用批林批孔或批邓来“批判周恩来”的罪名。
周恩来逝世后上海《文汇报》还有过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的“三･五”和“三･二五”的报导：1976年3月5日，《文汇报》夜班编辑在编排一篇新华社关于部队学雷锋的电讯稿。因为已经拼好的版面篇幅关系，便删去了包含周恩来题词内容（并非题词本身）的段落。时值周病逝不久，这一正常的编辑工作便被细心的读者愤怒地指责为“反对周恩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月25日《文汇报》刊登了一篇上海仪表局通讯员对该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报导，文中有一句“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按该基层通讯员的解释，“党内那个走资派”是指当时受批判的邓小平，后者是指周荣鑫和胡耀邦等。但愤怒的读者并不这么理解，他们认为前者是影射周恩来，后者才是指邓小平，于是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浪潮。南京的群众还在上海和北方之间的来往列车上刷上“《文汇报》的文章是反党夺权的信号，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把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的张春桥揪出来示众！”（页727）当时中共为平息这一全国性的风潮，经毛泽东圈阅批准，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指出“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24］郑着也指出：尽管这两个事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都是中央专案组的清查重点，但事与愿违，他们最后也只能得出其中实际上不存在反周阴谋，相反只是读者的误读误解的结论。
今天我们如何看待这些读者的误读和误解引发的政治风波？郑着认为：这些事件“虽然使群众产生了误解，但充分表明了人心的向背，像历史上一些偶发事情而引发出重大的历史事件那样，它们激化了群众愤怒的情绪”。（页728）郑着能够看到历史发展中偶然性的作用，是很有见地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更深一层透析为什么群众会产生这种定向的误读和误解。如果我们借用西方文学和历史研究中的接受理论（reception theory）来作一观照，或许会更清楚一些。接受理论或接受美学（Aesthetic of Reception），是由德国康茨坦斯大学文学史教授尧斯（Hans Robert Jauss）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联邦德国提出的。［25］他认为，作品的美学实践应包括文本的生产、文本的流通和文本的接受三个方面。文本的接受是读者通过自身的审美经验“再创造”作品的过程，它常常发掘出作品中的种种读者认定的但不一定是作者本意的意蕴。当然，读者接受活动受自身审美经验的积累和政治历史条件的限制，从而产生一种对某种作品的定向的“期待水准”。如果我们把上述读者接受活动中的“自身审美经验的积累和政治历史条件的限制”理解成为文革前和文革中中共宣传部门对读者进行的长期的“为革命研究历史”的捕风捉影的教育，和发表在各种报刊的牵强附会的影射史学的文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读者会对张春桥等人控制的《文汇报》产生“阴谋批周”的误读。因为他们在文革这一特殊的“政治历史条件”中积累的“审美经验”，便是任何谈历史的文本中都有对当代政治影射的可能性——这就是他们的“期待水准”。细究起来，张春桥还是文革中这一导致读者误读的“期待水准”的创世鼻祖之一。他参与写作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发表在《文汇报》）［26］，就误读了吴晗，把写于1960年的这一历史剧硬和1961年的所谓单乾风、翻案风联系起来。当然，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误读”是有意的政治陷害，而群众对《文汇报》有关文章的误读则出于无意的愤懑，其接受方式不过是以其治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罢了。然而，误读毕竟是误读，不是事实真相。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积淀，我们没有任何必要再让历史保持沉默。
余论
总而言之，郑着是一本非常成功的“失败者”的传记。它开拓了观照历史的新视野，又在探索中走近了真实的历史人物张春桥，从而也在走近文革真相的路上迈出了坚实可贵的一步。
然而，郑着也还有一些较为明显的缺点和可以商榷的立论。首先，全书的篇幅达七十万字左右，显得过于冗长，写的不够精练。在一切都趋向于快速电子化的今天，如此的鸿篇巨制会使一般的读者、尤其是年轻人望而生畏。在笔者看来，这一缺点和郑着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传”和“史”的区别，即张春桥的个人传记和整个上海文革史的写作不同有关。张春桥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和革命委员会主任。他固然是上海文革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但并不等于说上海文革史中的一切都要事无钜细地描述和讨论。比如，郑着在第八章“市委心脏爆炸：写作班造反”中，用了整整一节、七八千字来理论性地讨论“奉旨造反”，便有稍稍离题之嫌。
其次，郑着中的有一些立论是可以商榷的。比如，郑着第十五章“难识庐山真面目”中，贯穿一种对毛泽东、林彪冲突的起源和看法，即“林彪以《第一号通令》向毛泽东挑战，毛泽东以更换接班人来向林彪应战”。这一说法及引用的史料都有需要再审视之处。第一，1969年10月18日林彪签署的关于备战的紧急指示并没有挑战毛泽东权威的主观意图，不过是履行他作为国防部长的职责罢了。第二，毛泽东在1970年4月25日和林彪谈及林的接班人人选时并没有让张春桥“更换”林彪的意思，而是讨论一个“接班人的接班人”问题。据文献记载，这也不是毛泽东第一次和林彪谈及张春桥作为林的接班人，九大期间毛泽东提名张春桥当大会秘书长，还就第二代接班人问题和林彪谈过话。在谈到“你年纪大了谁来接班”时，毛提到了张春桥的名字。［27］因而毛并没有利用张春桥来向林“应战”的意思，只是表露了毛泽东在未来的国家体制上想逐步回归“文官政治”的想法。他和林的谈话也尚在讨论的层次。第三，据最新透露的叶群的毛林谈话记录，张春桥并不像郑着描述的在谈话现场。［28］郑着所引证的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一书其实也没有说张在毛林讨论他作为“接班人的接班人”的现场。［29］不过，毛泽东这一有关隔代接班人的想法引起了林彪及军人集团过度激烈的反应，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策划了向张春桥的主动进攻，最终导致了毛林之间的分道扬镳。这大概又是毛林两人最初都不曾想到的。
最后，郑着在谈到张春桥的“野心”时，多次引用了张春桥时常挂在嘴边的“我这一生最大的野心，就是想写一部《毛泽东传》”一说（页654）。其实，我们大可不必把它当真——此说不过是政治人物掩饰自己胸中抱负的戏言罢了。野心（ambition），无论在英语还是西方政治中都不是一个贬义词。不同于中共虚伪的政治道德，从现代政治学的观点来看：一个政治人物有他的理想抱负绝非是一种要谴责的事，关键还是在于他的主张正确与否。此外，张春桥在文革前就在中共官场上高踞要位，文革中更成为政治局常委级的共产党政客，在中共政坛上混了风风火火几十年的张春桥怎么可能还是一个只想到写一部传记的文人呢？
【注释】
［1］《毛泽东与文汇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谢稚柳传》（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张珩传》（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
［2］宋炯明：“毕竟文汇人——高级记者郑重素描”。
［3］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6－87页。
［4］这一提法第一次出现于中共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
［5］这两篇文章分别刊载于《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和第四期。
［6］王友琴：“2016：张春桥幽灵”，载香港《开放》杂志网络版，2017年1月28日。
［7］宋征：《毛泽东主义的兴亡：中国“革命”与红高棉“革命”的历史》，（华盛顿：美国阳光出版社，2013年），第834－890页。
［8］张春桥的亲信徐景贤在论及此事时说：“在安亭事件中，张春桥做出了毛泽东想做而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在最大的范围内把群众发动起来，更广泛地动员群众投入文化大革命，才能保证这场运动的胜利”，见《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录》（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第65页。
［9］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II》（香港：牛津出版社，2015年），第901－908页。
［10］这三个报告分别是“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调查报告”（《红旗》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和“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红旗》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
［11］孙怀仁主编：《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简史（1949—198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472到489页。
［12］朱婷：“20世纪50－70年代上海‘老工业基地’战略定位的回顾与思考”，《上海经济研究》（2011年），载《中国权威经济论文库》。
［13］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册），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635页。
［14］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纽约：明镜出版社，第220－224页。
［15］文静在1943年被日本军队俘虏后有过变节行为，但没有出卖组织。为此，1949年已经批准她重新入党。这一历史问题应当已经解决了。因而此处的“一想就可以想到的”恐怕更多地是指张春桥的所谓“叛徒”问题。
［16］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540－541页。
［17］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香港三联书店，2013年，第250－251页。
［18］《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的通知及材料》（1977年3月6日，中发（1977）10号）。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国研究中心，2002－2017年。
［19］见毛远新1976年1月31日奉毛泽东之命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后的报告。转引自《张春桥：1949及其后》第716页。
［20］王洪文原是张春桥一手扶植起来的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对张言听计从。1973年他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进京后，和张发生了一些矛盾。一是因为上面提到的叶剑英对王的拉拢，损害了王和江、张等文革派的关系。二是当时上海发生了一个《朝霞》事件，即王洪文和他的工人造反派小兄弟们对张春桥下属市委写作组编的《朝霞》发动围攻，责令停刊检查。这使张和王的关系产生了很深的隙罅。详情可见郑着第610－615页。
［21］详可参见刘健“回顾‘粉碎四人帮’：是华国锋阴谋篡党夺权而不是四人帮”，美国《当代中国研究》，2016年第2号，第95－118页。还可以参见韩刚“有关粉碎‘四人帮’事件的史实和疑点”，广州：《同舟共进》，2013年第5期，第48－55页。
［22］《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的通知及材料》（1976年12月10日，中发（1976）24号）。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
［23］范达人：“梁效几篇重点文章的写作经过”，北京：《炎黄春秋》，2014年第3期。
［24］《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1976年4月1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
［25］尧斯的代表作可见：Jauss，Hans Robert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Trans Timothy Bahti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2。
［26］载《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
［27］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88页。史云：《张春桥姚文元实传—自传、日记、供词》（香港：三联书店，2012年），第372－373页。
［28］于运深口述、舒云整理：〈我给林彪当秘书的最后一年〉，重庆：《昨天》（电子刊物），2015年8月30日，第56期。
［29］郑着第533页提到：“毛又追问：你看小张（指张春桥）怎样？有张春桥在场，弄得林彪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这里恐有史实错误。毛林都是政治老手，一般有关张春桥当第二代接班人的谈话，不会让他在场。郑着所引的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第276页上，也没有如此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