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是实干家，也是理想主义者。但这样的一个人，却不容于他曾向往、并寄以希望的“新中国”。（网络图片）
引言：本文以陈祖沛、荣毅仁、卢作孚、康心如等几个资本家为例，从发家到上共产党贼船；以大量事实证明从军事接管、土改、镇反、三五反、扼杀私人资本的新税制、强迫捐献飞机大炮、强迫买公债，以及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资产在不断被折腾、被压缩、被掠夺；最后在毫无专业知识、而有强烈仇恨意识的工人群众监督下，全国私营企业资产被评为24.1864亿元，不及实际的十分之一。
（一）从陈祖沛看民族资本家是怎样发财？
陈祖沛1916年出生于广东省江门市，只读到初中二年级，就被老父叫去香港南北行当学徒。一个偶然的机会，让15岁的陈祖沛战胜众多竞争对手，做成一笔大生意；从此有了善于做买卖的美名，在商场上崭露头角。虽然如此，从1929年到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仍数度失业。
1935年世界经济复苏，陈祖沛为在广州的四家商号：威海日盛德、青海丰泰仁、大连泰和兴、天津德和永当代理人；兼有安米行、飞腾汽车公司营业主任；再兼光成行业务主任。陈祖沛把几家公司生意都做得有声有色，如光成行大半年时间竟赚了两万多元，相当于开张时投入资金9,000元的两倍多。
1938年，广州沦陷，陈祖沛只身逃回香港。在港失业期间，到实用会计学校学习了两个月会计课程后，再回广州。陈祖沛看准广州市场特别需要粮食，便以小洋600元作为股本在广州创办大成行。一炮打响，开业半年，本利赚四五倍。接着，把生意扩展到海外东南业一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所有工商企业都陷入困境时，陈祖沛把家乡新会著名土特产葵扇运到上海，获利过倍。大成行的资产，一下子从折值港币10多万元增加到30万元。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陈祖沛马上在香港设立大成分行，随即把总行从广州迁到香港，从此鸿图大展。资本家赚钱，除了本身聪敏、勤奋之外，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岂是共产党的“剥削”二字所能尽道。
（二）资本家做了共产党私家金库
陈祖沛因爱读《世界知识》杂志，而与其作者之一刘思慕相识，而刘思慕恰巧又是陈祖沛的远房亲戚；刘思慕早年留学过苏联、德国和奥地利，受共产国际派遣潜入国民政府军事要害部门做地下工作。陈祖沛通过刘思慕又认识了许涤新、黄炎培、章乃器、胡愈之、章汉夫、黄长水、费彝民、陈君冷等所谓民主人士、学者、工商界人士，并结为好友。
《华商报》复刊之后，成了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喉舌；《华商报》的复刊经费，原是由周恩来指示中共上海市委张执一负责，但有很大困难；在刘思慕动员下，陈祖沛立刻认捐港币500元，又替大成行捐1,000元，还动员有关系的商户不具名捐100元，又用订报的办法支持《华商报》。
为配合共军攻势，沈钧儒准备复办《新生周刊》；陈祖沛捐助开办费1万港元，另外每年再拨给经费5,000元。陈祖沛还先后捐款给《文汇报》、《周末报》、凤凰电影厂、千家驹主办的《经济通讯》、新中中学、六一幼儿园以及慰劳南下共军等等。1946至1951年，陈祖沛捐献给中共的款项达10万多港元。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被打得遍体鳞伤、满脸鲜血，妻子儿女也受尽侮辱。（网络图片）
（三）上了贼船 好心没好报
1948年10月，平津战役面临决战阶段，陈祖沛毅然派出胞弟陈祖瀛赴天津，动员职工做好迎接共军接管天津和华北地区的准备工作。陈祖沛为开辟对天津和华北地区的贸易，组织了一大批紧缺物资如汽油、柴油、卡车、轮胎、橡胶和西药等，包租了三千吨级的英国轮船运往天津港并亲自押运。为中共解了物资非常缺乏，土特产销售不出之经济困境。
香港《华商报》总经理萨空了，《世界知识》杂志创办人、《星岛日报》总编辑金仲华，音乐家马思聪，戏剧艺术家欧阳予倩等一百多位文化人，就是混在陈祖沛满载货物货轮上，秘密地回到中国去参加中共政治协商会议的；毛泽东在接见他们时说：“你们上了我们共产党的贼船了。”千家驹后来在《自撰年谱》中写道，他经常听毛泽东这样说：“看起来，这不是一句笑话，而是认真的了。”
上了贼船，又跳出贼船；其中最具传奇的莫如马思聪。1966年8月，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被贼们打得遍体鳞伤、满脸鲜血，妻子儿女也受尽侮辱，愤然决定全家逃往香港。为此，几家受牵连，二哥马思武于1969年被迫从三楼跳下自杀身亡；二嫂（法国人）于1976年忧郁而死；大哥马思齐和大嫂都受到隔离审查；马思齐的女儿马迪华，患严重心脏病，死于拘留所，她才30岁；马思齐的两个儿子，一个被判12年徒刑、一个被判7年；妻子王慕理的胞弟王恒、王友刚，王友刚之妻何琼也被判处有期徒刑或管制……（《马思聪的一生》）
马思聪全家受迫害，逃往香港，牵连好几家亲人。图为1962年马思聪、马如龙父子合奏。（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把这一班人送上贼船的陈祖沛，最后也自投罗网。1950年，陈祖沛随香港华侨工商俱乐部组织的香港澳门工商界参观团回东北观光，走马看花、匆匆一瞥便相信“共产党把工商界当成真朋友，我们只要好好地跟着共产党干，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之后，把资金搬回内地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但后来名声很大的马万祺当时任副团长，便不上这个当，于是天壤立判、成败殊途矣。
噩梦开始了。1952年五反运动一展开，在未经查帐核实的情况下，大成行被要求交付“补税款”旧人民币200亿元；即使倾其国内各分行的现金，也不足此数。陈祖沛被广州市公安局扣押一个多月，最后由香港分行汇100万港元回来凑足200亿元，才得脱身。
此外汉口的大成分行也是当地重点打击对象；五反运动中的残忍做法，让陈祖沛受到第一次严重打击。但陈祖沛对市场经济、国际贸易仍有信心；不料到1957年，当时任广东省工商联专职副主任的陈祖沛，又被戴上“工商界右派集团总头目”的帽子，划为右派份子；随即革去广东省工商联副主任职务，在七斗八斗之后跳楼自杀，虽未死却跌跛了一条腿；由于当局仍着眼于香港、海外的大资本家，未再穷追狠打，保留“政协委员”资格。直到1979年才得改正和恢复全部职务。
1982年，陈祖沛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廖承志紧握着他的手说：“你受的委屈太多了，党对不起你。”陈祖沛竟感动得热泪盈眶，喉咙哽咽，说不出话来。一句轻轻巧巧的、一文钱不值的话，便赚得陈祖沛一腔眼泪，把几十年的冤屈、羞辱、苦难，还有被剥夺掉的、数以千万计的巨额财产，都烟消云散，一笔勾消，还说党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陈乃良：《商界奇人陈祖沛》、金陵：《陈祖沛同志生平》等）
（四）陈祖沛命大活下来了 卢作孚却死了
三五反运动中到底有多少人被打死、逼死、自杀死，至今没有公布；在人命不值钱的伟大祖国里，没有人会关心这个数字；不把人（这“人”不包括无产阶级革命家本人及其亲属子女，他们不但是人，而且命还特别矜贵；比如邓朴方在北京大学摔伤了，邓小平就把聂元梓重判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当人的伟光正的党妈妈，也不会去理睬这个数字。
当时任上海市长、主持上海市三五反斗争运动的陈毅同志后来说，“全市共自杀五百余人”；（何济翔：《沪上法治梦》）死了这么多人，不是一下子一起死去的呀！据说爱民如子、爱和资本家交朋友的陈毅市长可有恻隐之心而加以阻止呢？没有！陈毅市长不但不同情、不设法阻止，反而幸灾乐祸；你听他走进办公室的第一句问话：“今天又有多少空降部队？”何等轻佻，何等俏皮，何等幽默，何等开心。这样，刚刚为“抗美援朝”捐献过飞机大炮、刚刚上马路游行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民族资本家只好继续当“空降部队”了。
共产党从江西时代起，就是以“打土豪”为旗号，先杀地主、富农、大商家，再杀贫下中农、小商人、手工业者，然后抢其“浮财”、共其产以充军饷。现在为苏联人、朝鲜人而和美国人开战，只好再一次杀鸡取卵，从资本家身上榨油水了。只好学李自成、刘宗敏在北京设“比饷镇抚司”的办法，规定助饷额为“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甲申核真略》），制作五千具夹棍，“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甲申纪事》），“凡拷夹百官，大抵家资万金者，过逼二三万，数稍不满，再行严比，夹打炮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明季北略》），死者有一千六百余人（谈迁：《枣林杂俎》），“杀人无虚日”（《甲申传信录》）。
让郭沫若写过《甲申三百年祭》的毛泽东，当然比李自成高明一些；毛泽东虽也是“杀人无虚日”，但他却不让你知道他到底杀了多少人；毛泽东也不说他没钱要问你要，而是说你有罪，你必须把财产交出来。拷夹（批斗）、严比之下，你就要乖乖交出财产，如果没有，便只好自杀。即使要自杀，还不可以跳江、坠海，否则尸体让水冲走了，亲属就要牵连；所以，三五反时上海市及全国各地的资本家如不肯表演“空降部队”，那就要像卢作孚那样吃安眠药了。
共产党把卢作孚的资产“公营”了，又把他的人杀了。（网络图片）
（五）夺其财 又杀其人
卢作孚是民生公司的创始人，一代船王；卢作孚不仅是一个实业家，还是一个思想家；他是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理论家、实践者，也是北碚新城及其经济特区和文明小区的策划者和创建者，更是西部科学院的缔造者和首任院长。卢作孚是实干家，也是理想主义者。但这样的一个人，却不容于他曾向往、并寄以希望的“新中国”。
1950年冬至1951年的镇反中，民生公司重要干部杨亚仙、冉庆之、陶建中、萧怀柱等被枪决，郭经虞、袁子修、李邦典、姚子久、胡魁等被扣押，陈国光、刘子国、周雁翔被清洗，钱乔被捕出狱后自杀。而且朱树屏交代的民生内部特务组织和反动团体竟有五六十个之多。（李肇基：《卢作孚之死》）这些都是共产党、毛泽东为巩固权力、为掠夺财富而制造红色恐怖，滥杀无辜的冤案。
1952年2月8日，民生公司开“五反”动员大会，会场上有标语：“欢迎卢总经理老实交待！”公股代表张祥麟首先在会上做检查：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卢作孚的通信员关怀则跳上台去，揭发张祥麟在北京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一个视人格尊严为生命的人，对这样无端的侮蔑和侵犯是难以接受的；卢作孚当晚便自尽了。
卢作孚给妻子留下“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遗书的同时，更为“新中国”在海外保存了两千余万美元的资产，加上在大陆的资产，折成时价，当是天字数字了。但是，可爱的党把他的资产“公营”了，又把他的人杀了。现在到处把“毛泽东没有忘记他”当作逸趣美谈，真不知是何心肝？毛泽东听到卢作孚自杀消息时说：“如果卢作孚先生还在，他所要担负的责任总比民生公司大得多啊！”是冷血的风凉话。卢作孚不死，等着他的不过是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罢了；与卢作孚一样的工商界头面人物，如重庆康心如，上海李康年，天津毕鸣岐、董少臣，北京市吴金萃，江苏省钱孙卿、钱钟汉，上述的广东省陈祖沛等人的悲惨下场都可以证明。
（六）“改造”就是消灭 掠夺 抢劫
毛泽东对资本主义是要赶尽杀绝的。1952年9月，就已经开始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消灭私人资本了。为了利用税制扼杀私人资本，毛泽东把薄一波说成是被资产阶级“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的一个靶子，首次将属于经济工作范畴的问题扩大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1953年，毛公开、正式地提出“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和消灭资产阶级，这就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改造，就是消灭、就是公然掠夺、就是公开抢劫代名词。
1956年1月，北京市连续几天日夜锣鼓喧天，爆竹声不断，到处张灯结䌽，到处是庆祝公私合营的游行队伍；每天都有成百成千的私营工商业户，被“批准”实行公私合营。1月15日，各界群众2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庆祝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红旗飘扬，锣鼓喧天；戴着眼镜的、胖胖的乐松生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毛泽东递上公私合营的喜报，喜报由毛泽东身边的彭真双手接过，毛泽东脸上全是笑容，毛泽东身旁的周恩来、刘少奇也是满面春风。至此，北京市成了全国第一个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城市。
乐松生是三百年老店同仁堂老板、北京市副市长、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他不但带头把身家、产业、秘方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共产党，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也很积极。6月15日，在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两个常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乐松生第一个发言，批判章乃器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只是他忘记了说，他本人也受到章乃器的迷惑，四个星期以前即5月16日，在工商界座谈会上，也说过“有些公方存在宗派主义，只相信党员、团员、工人，不相信私方人员”，“私方交出企业后，剩下的就是工作，如果大胆使用，对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呢？我亲身体会到，资本家交出企业不是容易的事，这是脱胎换骨。”“有的公方很小的事情都使私方不愉快。”（《人民日报》，5月17日）
九年后，乐松生终于被清算，大栅栏同仁堂前庭悬挂的1669年乐显扬立的老匾，毁于1966年8月20日。他的妻子，在被游街以后自杀了。还有人看到像他老母亲的一位老太太被关在笼子里受尽凌辱，他本人在1967年悲惨地死去了。
1951年10月31日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工商界代表荣毅仁在发言。（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七）荣毅仁是漏网大右派
上海市的荣毅仁，1954年和乐松生一样，也向政府提出将企业公私合营的要求，所以也有“红色资本家”的称号。但周恩来的一席话却把荣毅仁的两面派，揭露无遗：“他是全国第一号的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的一个人又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可见，荣毅仁后来说的“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一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渺小，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4号）云云，实在是假话。
1957年，荣毅仁被揭发和盛康年等人搞反党小集团，大肆反攻倒算。据民建上海市常委、临阵起义的严谔声向中共上海市统战部检举：以荣毅仁、盛康年为首的“荣盛反党小集团”成员有：经叔平、严谔声、刘念义、胡子婴、吴中一、唐志尧、吴志超、蒋伯笙、蒋和盛、吴振珊、王子建、董春芳、姚梓良、荣鸿仁、王嘉元、简日林、韩志明、汪君良、雷平一、王懋德、车懋章、孙善章等；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分布广，涉及全国工商联、民建中央、上海市工商联、上海市民建会、上海市政协等单位，遍布税务、财政、劳资、社会主义改造办等部门，用钻进去、拉出来等手段向共产党、无产阶级发起猖狂的进攻。而汉奸分子、原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正是这个小集团的黑后台。（新华社上海1957年7月22日电）
他们拉帮结派，密谋策划，在工商联和民建中排挤左派、打击积极份子；他们同情和支持章乃器；荣毅仁更借“四明堂事件”煽风点火，在市里的一次会议上作《要发扬民主必须维护法纪》的发言，把事情闹大，藉以攻击公方代表、攻击无产阶级、攻击共产党，于是被左派们抓住不放；甚至希望能加入共产党，也被说成“不自量力，异想天开，想当恩格斯”。正当他们即将陷于灭顶之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利瓦伊汉向他们抛出了一根救命稻草：“毛主席说了，你们三人不打右派，但要回去好好检查。”三人即为荣毅仁、盛丕华、向德（湖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
向德最终仍被中共湖南省委划为右派份子，对比向德，荣毅仁则较幸运。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民建上海市委会副主任孙更舵（中共党员）、市工商联副主任杜大公（中共党员、民建抓整风反右的领导人）肯出面保他，利瓦伊汉也派民建中央秘书长、全国工商联整风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孙晓村到上海救火。所以，荣毅仁对毛泽东真是感激涕零呀！
盛康年是上海市副市长、资本家盛丕华儿子，因附和李康年的定息20年不变，在上海市工商联和民建召开的大小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盛康年先后写了十一次书面交代，才得过关；但“荣盛小集团”的黑锅却一直背着，以至终生闷闷不乐，于1965年患食道癌去世，年仅51岁。（计泓赓：《荣毅仁与“荣盛小集团”的平反》）
（本文略有删节，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