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情景。（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前不久我兄长的岳父去世，这一家人的遭遇可以说是中共治下的中国人苦难的一个很好的缩影。
一、混乱的民国时期
我嫂子家乡在河南农村。民国时期爷爷奶奶勤劳务农，家里挣下了一些田产。乡里恶霸看着眼红，就找个理由把她爷爷抓去吊起来，让她奶奶凑够能垫到脚的黄金才能把人放下来。她的爷爷虽然被奶奶花重金赎回来了，也不敢在家生活，河南已经被日本占领，又听说共产党打恶霸，他就就近跑去参加了八路军。
与此同时，嫂子的伯父在福建亲戚家上学。亲戚是国民党高官，一家人就这么莫名其妙地分在了两个人群里。民国政府内战输给了共产党。亲戚逃往台湾。她伯父躲在轮船上一辆汽车底盘下，跟随亲戚渡海到了台湾。
二、中共建政后“五毒俱全”的家庭
共产党夺天下时，嫂子的爷爷作为老八路，已经是共产党军队高官。恶霸该被铲除了，传说中受压迫人民的“好日子”该到来了。然而，共产党的好坏人不是以品德和行为来划分，而是用家产来划分。她爷爷一家有田地，被定为富农，就是准坏人，于是军队里要下放她爷爷，他说：“反正我家就在农村，就直接回家吧。”于是仗白打了、功白立了，他回家去做没有田地的“富农”。
伯父在台湾上了大学之后去德国留学，读医学博士。医学是非常难读的，然后他竟然只用一年就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成了轰动的新闻，台湾媒体多有报导。于是，中共鹰犬爪牙查到了他的家乡，发现这家竟然有人去了台湾，还出了国。于是嫂子的伯父肯定是“外国特务”，这一家人都成了有海外关系的“坏分子”。
文革批斗会。（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嫂子的父亲虽然没赶上到国民党大官亲戚家去上学，但是也很聪明，家里变故那么多，他还上了中专，学习林业，想着能为家乡做些贡献。但不久，反右运动开始了。中专虽然不是高等学历，但是比高中要高，在小学生都不多的农村鹤立鸡群，他又是富农成分加坏分子，于是一顶“右派”大帽子就落在了他的头上，牛棚一关就是十年。
不久，毛泽东为了跟苏联换军火，不惜饿死中国人。农村首当其冲没饭吃。这家人勤劳，就在自家后院种了一些南瓜。可是，游手好闲的人却都被定成了“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每每在夜里潜入他家后院偷南瓜。他们却不能去告“好人”。嫂子的叔叔当时只有十几岁，也是好学生，喜欢写日记。几次三番家里南瓜被盗，他饿着肚子在日记本里写下了：“党啊，你也不能不让我活啊。”
叔叔把日记本藏着黄豆缸里。二流子出身的村干部经常来家里找事，每次都没看到什么。但有一次，村干部转了一圈要出门了，却突然停下来，转过来翻黄豆缸，发现了日记本。村干部一看：“好啊，你敢说党不让你活！”于是立刻把叔叔打成“反革命”，拉到河滩上枪毙，马上把心脏挖出来，干部们分了回家吃。
至此，中共的几种“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加外国特务，这一家人被定上了五个。
三、文革中的“老运动员”和孩子们
《芙蓉镇》一书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句反复喊的“运动喽！”中共建政后运动不断，每次运动都被揪出来整的就被叫做“老运动员”。嫂子的爸爸就是这样的老运动员。
十年关押结束后，嫂子的父亲回家，有了第一个孩子。嫂子的父亲叫绍尧，一个充满中华传统文化意境的名字，但给自己孩子起名，夫妇俩小心翼翼，生怕给孩子起个特殊的名字又会被冠以什么“罪名”。当地孩子们小名几乎都叫毛毛，于是他们就把孩子的名字起成毛毛。村干部来了一听，马上说：“毛毛？你们竟敢说毛主席是你家儿子？！”他们赶紧给孩子改名。夫妻俩各拿着一张报纸，挨个数哪个字是自己的报纸里使用次数最多的，1966年正赶上毛泽东发动了“伟大的无产阶级群众运动——文化大革命”，于是父亲数出最多的字是“文”，母亲数出最多的字是“群”，于是嫂子的哥哥的名字就叫“文群”。
这时，嫂子的父亲作为“老运动员”又被工人纠察队拉出来反复批斗。几轮批斗后，纠察队还是觉得斗争不够激烈，这个大坏蛋在农村被整了那么多年尽然还活着！不是说“阶级斗争必须你死我活”吗，于是他们晚上商议，下一次批斗会上把他直接斗死，自己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才能显示出“工人阶级的先进性”。
所幸，嫂子的母亲是教师，有个学生就在工人队伍中，他听到了下次批斗会的安排，连夜跑去给老师报信。嫂子的母亲家里是贫农成分，好歹算“根正苗红”，她赶忙联络了同村的乡亲。第二天在嫂子的父亲被押赴“批斗会”、实为刑场的路上，一大群乡亲拦住了他们，说：“这个坏分子不归你们来批斗了，以后由我们来批斗！”虽然“工人阶级是老大哥”，但在上山下乡搞得热火朝天时，所有人都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工人们只好悻悻然把人交出去。
就在“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展开”时，1968年，我的嫂子出生了。这个家庭正在面临生死考验，父亲希望孩子能活下去，也希望自己能顽强活下去，让家庭完整，于是这次，他们给女儿起了个几乎是男孩的名字——“青松”。
家里这种状况，父母无力抚养孩子们，于是文群被送到了姥姥家，青松被送到了奶奶家。
姥姥家虽然不会受到政治冲击，但是本来就是贫农背景，被共产后就更贫困。秋天收了白薯，家里吃一冬。每次文群都把白薯皮剥下来吃瓤，但是姥姥把他的白薯皮都收集起来，晾晒在屋外的窗台上。小麻雀们在窗台上蹦来蹦去，在白薯皮上叨出许多小洞。干透了，姥姥把皮收好。春天家里什么粮食都没有了，姥姥就把这些文群和麻雀一起吃剩的白薯皮拿出来再给他吃。
奶奶家虽然有饭吃，但是父亲经常被批斗，不让回家，母亲也难得来，所以她几乎在无父无母的环境中成长。一天，家里来了个阿姨，看到她就要抱，她吓得直往奶奶身后躲，奶奶说：“你不是总说要妈妈吗？这是你妈妈啊！”青松才回过神，说：“妈妈，我不认识你了……”母亲眼泪立刻流下来……
文革折腾了几年后，中国已经是国破民穷，中共知道再折腾，自己一起玩儿完，于是革命重点方向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变成了“抓革命促生产”。1974年，嫂子的妹妹出生了，父母给她起名叫“青柳”，希望这个家从此能有生机。
四、政治风云变换的变与不变
文革中期中共快要挺不住了。跟苏联的关系也很差，于是老大哥变成的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取代美国总统成立头号坏人，中苏关系进入冰点。中共为自救不得把转向美国，摆脱世界上被孤立的处境。美国从来没想不理中国，当年中共建政，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还留在中国想跟中共政府建交，却被毛泽东一句“别了，司徒雷登”赶出国门。看到中共松动，1971年，尼克松马上来与毛握手。
嫂子的伯父已经是美国的医生。看到中美关系缓和，他一次次的飞到日本，申请探望多年未见的父母。几次申请后，1972年中国终于允许外国人入境了，他回乡探望。但是兄弟俩担心隔墙有耳，他们跑到大河滩上，四下空旷，能有人藏着的地方都听不到他们说话，他们才敢交谈。
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似乎标志着文革的结束。这家的孩子们，在文革后上学了，但因为这样的家庭背景，没有一个能戴红领巾。即使是“打倒四人帮”后仍然被歧视。
78年后，邓小平执政后到处都在搞“平反”，这家人要求政府给惨死的小叔叔平反，但是，工作人员说他的确说了反党言论，不属于冤假错案，不能平反！
多方求告无门后，赶上河南省换了省长。新省长不但平反力度大，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他是爷爷以前的警卫员。
于是这家人直接找到了省长，省长想了个办法，以小叔叔当年尚未成年为理由，无须承担反革命言论的后果，这样才算“平反”了。
之后，一家人都去了美国。一开始住在伯父家。伯母是白人，堂兄弟们都不会说中文。嫂子去了得先再上高中学语言。那时，她说梦话都是英文。
伯父一家是基督徒，于是这家的孩子们在伯父的教养下也都成为了基督徒。
嫂子因为耽误了学业，上大学比较晚。正赶上我哥哥到那所大学读博士，他们一起打网球时相识。90年代中国留学生不算多，嫂子带我哥哥到家里玩。之后她妈妈告诉她，这个小伙子人很好，老实！让她要跟我哥哥交往。现在通常人们都认为老实不好，容易受欺负，而我却是因为老实，得到人生第一个好朋友；我哥哥却因为老实，出国不久就娶到了美国籍的媳妇。
文群哥虽然吃麻雀吃剩的白薯皮长大，还是长成了一米八几的大高个儿。他承袭了伯父的专业，在首都华盛顿做医生。中共一通折腾，妄图颠覆人类正常的社会阶层和结构，可是什么样人家的孩子还是能成为同样的人。他告诉我，他看到过几次720法轮功学员在白宫前的纪念碑下的烛光守夜。他也去看了神韵，说水平真高，非常好！
他们的后代都出生在美国，在快乐的成长。
嫂子的爸妈来美国后，经营一个林场几十年。在中国被认定右派的学问，在美国终于能学以致用。她母亲去世后父亲才卖掉林场，最后几年在美国首都住在离孩子们家不远的地方。今年新年刚过，他突发脑溢血，在家中去世了，速度很快，没什么痛苦。
我对他的子女们说：“老人家一辈子受好多苦，这么长寿已数不易。好在最后跟子女在一起晚年享福。愿他在天堂安息，再也没有苦难了。你们节哀保重，照顾好自己和孩子们。”
中共把人世间所有美好的东西都说成坏的。但是美好的东西仍然会回来，就看我们能不能有毅力保持我们的本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