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就业难，工作压力也大。（图片来源：WANG ZHAO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5年2月11日讯】轻松讲课，讲完就没啥事了。”怀着这样的心理，李莉于2022年9月以讲师身份踏入一所普通本科院校的大门。
当时，她签订了为期五年的服务合同，并在当地购置了房产。高校一次性给了20万元的安家费，税后到手17万元。然而进去后，她的真实感受却与想象的差距甚大。
工作仅第二年，李莉便萌生了离职的念头，因为申请自然科学基金、担任班主任、兼任教学秘书，甚至还要协助其他老师的工作，“忙得都快分裂了”。
这份工作非但没有给她带来任何成就感，反而让她的健康状况亮起了红灯，“有时候心脏一阵阵疼痛，真怕自己哪天就猝死了”。父母见状，也支持她辞职。
2024年9月，李莉掏空家底，退还了20万元的安家费，并支付了10万元的违约金，辞去了高校的工作。
与李莉相似，凡高、刘烨、林昊分别在不同时间进入了“985”或“211”高校的科研岗位。然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在入职不到三年、服务期内主动辞职。离职前他们均完成了前期考核，甚至对林昊来说，项目、经费都不差。
因为，困着他们的不仅仅是“非升即走”（在部分高校中存在的青年教师到副教授阶段达不到考核要求就不再续聘）的压力，还有各种复杂、不透明的规章制度。
“学校的制度越来越复杂，操作系统也越来越繁琐，老师的可行性空间越来越低。”李莉告诉记者。
01
放弃高薪offer，一心入职高校
进高校之前，李莉和凡高均收到了知名企业的橄榄枝。
博士毕业后，两家知名生物科技企业向李莉开出了2万多元的月薪，其中一家额外提供67万元的股权。然而，她更向往高校老师的自由与轻松，“看人家高校老师多自在，上几节课就能开着小车出去玩了”。
最终，她选择了月薪1.1万元的高校教职。
2019年，即将博士毕业的凡高收到了两家互联网大厂百万年薪的邀请，但2020年突然的疫情打乱了她的计划。在家期间，她思考着“什么是我真正想要的”，最后的答案是“时间自由”。
凡高认为，如果去互联网大厂，她的时间会受到约束。“如果去高校，时间就是自由的。”因此，她去到一所“985”高校任教，年薪在25万—30万元之间。
刘烨则一心想要进入高校，从未考虑过企业。在他看来，高校工作轻松且体面，“企业完全是压榨劳动力的”。
林昊在博士后出站时，本有机会在国外获得教职。2016年底回国期间，国内多所高校向他展示了诚意。其中一所“211”高校向他承诺提供正教授职称、独立课题组、独立实验室、招生资格、解决配偶工作、政策上的倾斜以及年薪15万元等优厚条件。
2017年4月，他通过省里的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入职了西南地区的一所“211”高校。然而，他实际的待遇与当初谈判时被承诺的完全不同。
刚入职时，他只是讲师，并挂靠其他课题组。第一个月，他收到了5000元的工资。“咱们学校的工资是一个月发两次吗？”他好奇地向同事询问。同事惊讶地看着他，回答“一个月就一次”。
副教授的职位，则是在省里高层次人才引进的红头文件下来后才评上的，而正教授的承诺却迟迟没有兑现。学校解释：“给你副高已经有很多人不满意了，很多老师等副高都等了很久。”
“实验室更别提了，谁家仪器有空你就去蹭着做实验就行了。”好不容易盼到了独立实验室，林昊用自己申请到的科研经费购买仪器时，却发现往往货不对板。
在报销方面，他也感到筋疲力竭。盖章、签字，他需要几个校区来回地跑。“找领导签字时，领导长时间不在。”“自己账户里的钱花掉，却跟审犯人一样，那种感觉真的太糟糕了。”林昊告诉记者。
而向领导反映问题时，领导却像对皮球一样踢来踢去。“感到心灰意冷。”林昊说。
02
“非升即走”
奔着高校教职时间自由、工作体面入职后，“青椒”们却发现，现实与理想有着不小的差距。高校虽没有严格的上下班打卡制度，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却变得模糊不清。
李莉作为教学秘书，每学期有120个课时，并时刻准备着回答学生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有时甚至到了晚上12点学生还在向她询问问题；作为班主任，她还要组织班会，关注学生思想动态、学习成绩以及同学间的矛盾等。
凡高的教学任务，虽然相对较轻，但和学院里的其他年轻老师一样，白天经常被安排做一些杂务，如答辩秘书、协助硕士、博士招生做行政支撑工作等。在她看来这是浪费时间。
晚上才是她做科研的时候。“白天的时间被碎片化，只有晚上七八点之后才是整块的时间。”凡高告诉记者。对她来说，每天熬夜到两三点已经成为常态。
琐碎的事务之外，还要面对压力不小的考核。
凡高和刘烨在入职时与学校签订了“3+3”（第三年和第六年分别考核一次）的“非升即走”考核。
凡高前三年的考核要求，包括自然科学基金纵向项目、横向项目经费指标和三篇国际高水平论文。原本她的第一次考核时间是在2023年11月左右，但她在2022年底早已决定离职、跳槽转行，并在2023年3月份选择了离职。在离职前，经常被琐事缠身的她已经拿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纵向项目，并发表了几篇一区（SCI顶尖期刊论文）文章，顺利完成了前三年的考核要求。
对于刘烨来说，前三年的考核相对简单，只需要在二区（SCI中上等期刊论文）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即可。然而，六年的大考核则相对较难，要求在学校划分的A类期刊上发表5篇文章，并获得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前三年需要在二区（SCI中上等期刊论文）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
他曾目睹三个同事因为未能完成六年的考核而被解除合同。关于饭碗的事情，让他感到了极大的压力，“每天都会去想它，下班、放假了也得去想它”。
与凡高和刘烨不同，林昊是通过高层次人才引进的方式进入高校的，并没有明确的考核标准。学院院长告诉他：“你还要跟这些老师一块考核，但是私底下就走一个过场。”
“我入校时候被忽悠，两年要在影响因子10以上的中国科学院顶级杂志上发一篇论文，5年考核期内至少要发上两篇一区，三四篇二区。”林昊告诉记者。应学院的要求他写了一个类似于研究计划承诺书递交到学院，“完不成则可能面临降薪的风险”。
在考核中，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是最让老师们感到痛苦的。
林昊目睹同年进入学校的一位老师，因为卡在自然科学基金的申请上，被迫转为实验系列的工程师。但林昊自认为比较幸运，入职第一年就拿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
李莉也曾在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级自然科学基金时接连碰壁。但领导会定期催促她撰写申请材料：“今天该写国自然了，省自然评审时间又到了，是不是又该交了？”
入职时想象的寒暑假，则可能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本子（项目申请书）的提交截止日期是每年的3月20日，这意味着寒假期间，教师们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准备本子。
2021年的春节放假期间，凡高的心一直悬着，因为春节过后她需要提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本子。在提交前的一周里，她几乎每天晚上都熬到两三点。刘烨清晰记得申请国家社科基金的那年，大年三十还在忙着修改申请书。
暑假对林昊来说，则是进行野外数据采集或实验的好时机。“实验室连轴转三五天是很常见的事。”他告诉记者。
随之而来的是身体的警告。
30多岁的林昊，已经出现了高血压和腰间盘突出的症状。在高校老师中，“神经衰弱、高胆固醇、心脏病等疾病都是非常常见的”，林昊告诉记者。
03
“关系网”的考核
“申请基金不是看你的本事，而是看你的人脉。你不去跑关系，你就自己写本子提交，大概率是中不了的。”刘烨告诉记者，项目评审打招呼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
考核中最重要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选的过程本应是基于科研实力的公正竞争，但实际上，一些不良风气和“潜规则”影响了这一过程的公平性。
尽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明确规定评审专家应独立、客观、公正地作出判断，但在实际评审中，“打招呼”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2023年2月21日，自然科学基金委召开党组会议，会议通过了评审专家被“打招呼”顽疾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据《中国科学报》，专项整治以来，已将因“打招呼”被处理的人员按规定录入由21个部委、47个地方科技管理部门参加的科研诚信管理信息系统，实施联合惩戒。
2024年10月12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网站发布《2024年不端行为案件处理结果通报（第二批次）》。通报显示，西北大学地质学系古生物教研室教授刘某某，2021年在重点项目申请过程中向专家请托，同年在其他项目中为他人提供便利。
“潜规则都是这样，这也是我非常痛恨的事情。”刘烨说，身在其中的他，尽管对其很反感，但也不得不遵守这一套“潜规则”。
为了能够拿到自然科学基金，刘烨也曾跑过关系。“具体什么（基金）肯定不能说。”他告诉记者，“都是在一个桌子上玩游戏的，有人已经知道底牌了。有些老师还傻乎乎燃烧着自己的生命、时间、健康陪跑。”
即使完成了客观的考核指标，也并不意味着达到晋升标准，客观的考核指标只是确保能够进入评选的“敲门砖”。
由于每个学院能够晋升的名额是有限的，通过客观标准的老师还需要再和这些老师竞争，获得胜利后才能获得晋升。
这其中的未知性，就给凡高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不知道未来和你参与同时期的考核晋升的人，他是什么论文水平、项目经费情况。甚至有可能会和学校其他工科方向的人一块考核。”她说。
不仅仅基金项目上需要“打招呼”，在职称评审方面“打招呼”也会更加顺利。“你要和领导关系好的话，这个职称也就升得很快了，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了。”林昊告诉记者。
04
“没有商量的余地”
所有的问题，在林昊一次去报销费用时爆发了。
那天，他的报销单因为贴的顺序不对，被财务要求重新走流程。在财务室，他与财务人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随后，领导找他谈话，要求他写检查并承认错误。
从那天起，他心中埋下了离职的种子，“我觉得整个环境似乎不太适合我，活得也很压抑”。
大约三四个月后，林昊找到了海外一个研究所的工作机会。在做好工作交接后，他选择了离职，此时距离他入职高校仅一年半的时间。
起初，学院院长还想挽留他，提到他考核基本完成，有编制、有头衔，经费也充足，学校和学院都非常重视他，希望他再考虑考虑。但林昊态度坚决，表示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
刘烨离职的导火索，则与学校的两个政策有关。
一是学校取消了论文奖励，之前一篇一区论文有2万元的奖励。“如果肯干的话，年底的绩效还是比较可观的。”
另一个是学校为了督促老师拉横向项目（企事业单位等与高校合作项目），计划对老师办公室收费，费用从项目中扣除，甚至包括电费等都要均摊。再加上他对“非升即走”的考核没有把握，考虑到六年后可能被辞退，届时他将超过35岁的门槛，“你去企业的话基本上不太可能，人家企业都招35岁以内的”。
2024年年底，拿到奖金后，刘烨退了4万元安家费，并支付了8万元的违约金离职了。
由于科研、项目经费未知等压力叠加找不到高校科研工作的意义和价值感，凡高2022年7月有了辞职的想法。2022年底，她同时拿到了研发公司和科技投资企业的offer，2023年春节，她告诉父母辞职的想法，虽有阻拦，没有人能改变她的想法。
离职后刘烨进入了一家国企工作，薪资是之前的三倍。而且，他想要做研究时不需要再送礼了，“企业有很多钱，只要肯做就有资金支持”，工作和生活的界限也分开了。
在那里，刘烨找到了作为高层次知识分子被厚待的感觉。
林昊去研究所工作后，他的焦虑减少了，找到了生活和工作的平衡，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和家人相处。
李莉目前正在国外担任科研助理过渡，谈及未来规划时，她明确表示：“我再也不愿意回高校了”，“学校的制度越来越复杂，操作系统也越来越繁琐，老师的可行性空间越来越低。”
离职后，再谈起他们在高校的经历时，值得骄傲的不再是发表了什么样的论文或拿到了什么样的基金。
凡高告诉记者：“一直觉得为了发文章而发文章以及申请项目，无论是国家级还是省部级的项目，天天写着格式化的申请书、结题报告，感觉很没有意义和成就感，不知道这些东西到底能给社会创造什么价值。”
刘烨则认为，自己之前是为了写论文而写论文，“很多东西是没有实际用处”。
真正让他们感到骄傲的是学生取得的成绩。林昊看到自己辅导的学生都有较好的归宿，这是他最大的安慰。凡高看到自己带的硕士生毕业时进入各研发大厂工作，拿到三四十万元的年薪，这让她感到非常有成就感。
而面对当下的高校环境，林昊希望：“高校不要那么功利，设置那么多条条框框，为了考核而考核，把知识分子和老师们当作燃料一样烧完就扔。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高校应该是一个能让人静下心来，做一些实实在在事情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