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129师领导人合影。左起李达、邓小平、刘伯承、蔡树藩。（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1986年10月，刘伯承辞世后，82岁高龄的邓小平发表《悼伯承》一文，说：“我们在一起工作……前后共事13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人们习惯上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这一“真情”表白，多么令人潸然动容啊。
中共宣传把邓小平塑造成最高指挥员，把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的129师及后来的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的战绩人为夸大，掩盖了许多历史问题。刘伯承与邓小平曾长期被塑造成“亲密战友”的形象，二人携手征战沙场，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赫赫战功。然而，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发现二人的关系远非宣传中的“黄金搭档”。事实上，刘邓之间曾有的矛盾长期是谈论禁区。早在1947年大别山战役期间，二人就已在军事战略、指挥权威及个人政治立场等方面产生深刻分歧。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刘伯承等开国将领遭受严重批判，文革后也未能获得平反，而主要根源在于当年主持会议批判刘伯承等人的负责人——“好搭档”邓小平。刘伯承的子女在多年后公开谈及这一问题，进一步揭示了这段历史背后的复杂政治博弈。
“千里跃进大别山”？刘邓千里分歧大矛盾
刘伯承和邓小平矛盾始于大别山。（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刘邓二人的矛盾始于中共党史上大肆宣扬的所谓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
1947年6月，毛泽东指示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南渡黄河，直插国民党腹地大别山，威胁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和武汉。在国军重点进攻的陕北、山东之间的兵力空虚地带，由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率部队“避实击虚”。毛泽东的设想是通过这一行动迫使国民党分兵，从而减轻陕北和山东的军事压力。然而，刘伯承和邓小平在如何执行这一战略上产生了重大分歧。
刘伯承认为，共军的兵力有限，且在国军重兵围堵下，贸然进入大别山可能导致孤军深入，陷入被动局面。因此，他主张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术，先在中原地区建立稳固根据地，再逐步扩大战果。
然而，邓小平则主张坚定执行毛泽东的既定方针，即迅速进入大别山，不惜一切代价开辟解放区。邓小平的态度一方面基于他对毛泽东战略的绝对服从，另一方面也与他的个人权力考量有关。邓小平希望在军事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更倾向于执行“主动进攻”的战略，即使这意味着承受巨大风险。
由于二人难以在作战方式上达成共识，矛盾开始显现，甚至传出二人关系紧张到“不一起吃饭”的地步，显示出指挥层的裂痕。
事实证明，晋冀鲁豫野战军进入大别山后，由于补给困难、地形陌生，以及国军的重兵围剿，刘邓部队迅速陷入被动。粮食短缺、战斗损失惨重，刘伯承、邓小平不得不改变战略，转入游击作战。
战役受挫后，刘伯承深感痛惜，他在军中曾表示：“要是当初稳扎稳打，我们可能不会陷入如此困境。”然而，邓小平并未认错，而是坚决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在军内强调“胜败乃兵家常事”，并将战役受挫的责任归因于“客观环境”。
刘伯承后来回顾说：9月份在商城、光山，“这三次作战，打得都不够理想，没有全歼敌人……再加上群众未发动，政权未建立，粮食要自己筹，伤员要自己抬，打完仗也没有可以休整的时间和地方。因此，有些部队一时呈现出疲惫和纪律松弛的现象。有些干部，打起仗来顾虑重重，错过了一些歼敌的机会”。
此外，据当时担任鄂豫四分区的地委书记和政治委员的李友九回忆，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要求：进军大别山的共军，必须在半年内，在“新区”完成土地改革。刘邓在大别山区搞的土改，不仅未能组织起农民群众的拥护力量，反而激发地主的拚命反抗，结果，反倒是追剿刘邓部队的国军得到地主的自觉支持。
后来，邓小平不得不为此写检讨。“鉴于我们以往在新区所犯的急性病的错误，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在对敌斗争与确立根据地的事业上，造成了许多困难”。邓小平还提到侵犯中农和工商业的问题，还有摧毁旧政权却没有建立有效的新政权的问题，打土豪、分浮财对于军队供给带来的困境，种种错误最终合成了一个恶果：把旧统治阶级成员强硬地驱赶到国军一边，却没有为自己造成一个稳固的政治基础。
更令刘伯承不满的是，邓小平在军队内部压制不同声音，强调必须无条件服从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刘伯承私下对亲信表示：“如果胜仗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那么败仗岂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失败？”这句话虽未公开发表，但已传至邓小平耳中，二人矛盾进一步加深。
到了1948年3月，在不断被动挨打的情况下，刘、邓就留在大别山，还是出大别山，发生激烈争吵，刘伯承与邓小平间越发水火不容，刘不忍部队日渐缩小，几无战斗力，提议走出大别山。邓小平则强调坚持中央方针。两人争吵之际，刘伯承索性提出分兵：两人各带队伍行动，自己出大别山，到豫西去；邓小平则依旧留大别山。意见反映到中央，毛泽东只得同意。结果证明刘的意见是正确的，邓小平后来也只得出来了。刘邓率12万大军进大别山，最后只剩6万人出大别山。究竟是挺进大别山还是败退大别山？“千里跃进大别山”不过是刘邓千里分歧大矛盾倒是真的。
后来刘、邓争吵得越来越厉害，以至于毛泽东不得不调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去调解。《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一书专门谈到这个情况：1948年，陈毅从华东野战军调到中原野战军任职前，毛泽东对他说：两个四川人吵架，你这个四川人去劝劝。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刘伯承的政治危机
1958年，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反教条主义”，但实际上成为针对刘伯承等老将领的批判大会。会议由邓小平主持，他在会上尖锐批评刘伯承，指责其“思想僵化”“教条主义严重”，并将大别山战役的失利部分归咎于刘伯承的“保守战术”。
在邓小平的引导下，会议形成对刘伯承的全面批判。刘伯承深感委屈，然而，在政治高压之下，刘伯承最终选择沉默，并被逐步边缘化，失去对军队的指挥权。
刘伯承生前未获平反的背后
邓小平不给刘伯承平反。图为90岁的刘伯承。（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文革结束后，许多在政治运动中被批判的老将领陆续获得平反。然而，刘伯承的平反问题却迟迟未能推进，主要原因在于邓小平的坚决反对。一直到刘伯承1986年去世，中央军委主席实权在握的邓小平都没有给他平反，刘伯承只剩一只健康的眼睛不知如何能闭上。
1980年代初，杨得志、张震等高级将领曾多次向邓小平请示，希望为刘伯承恢复名誉。然而，邓小平的态度冷淡，邓小平说：你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58年是谁负责批刘粟萧等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是我！你们不要再找别人了！张震说：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到此为止了。（《将来可入正史的粟裕秘闻》第14则）。邓小平的话直接表明了他对刘伯承的批判立场，也阻碍了刘伯承的平反进程。
刘伯承的家人曾在公开场合提及父亲的遭遇。刘伯承之子刘太行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父亲晚年也未能等到平反。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刘伯承19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遭到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几十年不给平反，根子都是邓小平，刘邓之间的矛盾在进军西南以后就（党内）公开化了。”
刘伯承的女儿刘弥群曾说：“那次反教条主义，对我父亲打击很大，他没有想到，因此非常震惊，特别是使用的方式，坐火车上北京做检查前就有几天晚上没睡好觉，在火车上又一夜未眠，眼压高达73度，就这样带病被架到怀仁堂做了检查。但是他从来没有给我们这些孩子们说起这些事情，这是组织纪律性问题。但是几十年后，彭德怀的侄女彭刚曾给我们家带过话说，彭总晚年对那次反教条主义感到后悔，“叫我代表他向你父亲道歉，但是让你父亲到怀仁堂做检查，彭总当时是不同意的，那是邓小平的意见。”我本人根据所经历事情相信此话。
我父亲是1986年10月7日去世的，去世前一直没有平反。我母亲提出，在我父亲盖棺定论前，一定要请组织给我父亲平反，她说，这不是刘伯承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跟我父亲一起工作的许多同志的问题，关系到今后院校工作怎么搞的问题。当时我母亲还说，全国连胡风都平反了，为什么不给我父亲平反。我们兄弟姊妹都支持我母亲的意见，后来卓琳阿姨给我们打电话，叫我们做好母亲的工作，要听中央的话，就是让我母亲不再提平反的事。当时我们也得到另外的信息，在1985年开军队院校会议前，张震和杨得志两位领导同志感到军队只提革命化是不够的，需要提现代化和正规化。给刘帅平反迫在眉睫，因此他们两个人亲自向邓小平汇报，请示给刘帅平反事，邓沉默许久后说：“我就是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的小组长！”他们两人无言以对，邓的意思非常明白，就是不能平反。
此外，刘伯承的家人还透露，刘伯承在晚年时曾感慨道：“我这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学会‘政治’。”这句话道出了他的无奈，也映射出当年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一个来源于日本学者透露的消息被国内媒体以《刘伯承给华国锋的“特殊遗嘱”否则不进八宝山》报导出来，中心意思是刘伯承要邓小平在他死后致悼词。然而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却辟谣说：“大家都知道，刘伯承是在301医院逝世的，逝世前未提出过谁来当追悼会主持人的问题。”
长期以来，由于“党史宣传”的需要，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关系被刻意美化。然而，事实表明，二人的矛盾根深蒂固，并在政治博弈中不断加剧。刘伯承因坚持自己的军事观点而被批判，最终在邓小平主导下未能生前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