飚车撞死大学女生还强蛮地叫出“我爸是李刚”的公安局长子弟。（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无论市井或网上乃至媒体，“官二代”这词儿很风传，尤其那飚车撞死大学女生还强蛮地叫出“我爸是李刚”的公安局长子弟，已成今天“官二代”生动的标本，引起全国乃至海外大哗。“官二代”这角色，便从我脑海闪出了一幅幅肖像，如历史画卷，让我去翻阅思考。
民国校风压倒官风
我年少时生活在中华民国，虽然是学生，与同学中的官吏子弟接触过，对社会上的宦门乃至豪门的后裔，也见闻不少。其中确有纨绔子弟或《红楼梦》中之小霸王角色，但摆不上场面，进不了主流社会。我入读的成都一所省立中学与教会中学，不少同学是官吏家庭，别说炫耀门第，就是行为缺了礼义也会受同学非议，穿着也是学生应有的简朴，当时流行的阿飞裤与双层胶底皮鞋，也穿不进这种有读书风气的学校。你若留个大包头，那教会学校学生自治会，便会以维护校风与校誉来干涉，甚至见别校女生过校调笑者，也有自治会的同学来警告。在这种风气下，那些骄矜的官家子弟，都耻于说出自已门第。省教育厅长任觉五的儿子，与我睡上下床位，穿同样的麻制服，常常打开他的花生酱罐头请我尝，直到我们都分手离校，班上只有少数几人知道他是教育厅长的儿子。那时，学校的普罗风气流行，平等意识占上风，你能一个人办一张壁报，或白话或古文或英文，敢把随感与时评从学校评到社会，从教师评到社会官府，同学们会翘起拇指赞你是才俊，受到尊敬，如果谁去炫耀他爸是什么官，不仅会被耻笑是弱智，甚至受到蔑视与孤立。因为学校与社会仍是官本位钱本位压不过文化本位的风气，权力仍未达到完全通吃。
民国武官也很有文化
民国的官吏，与红朝官吏出身有天壤之别。前者有出自簪缨之第、诗礼之家、书香之门，即便武官，也知书识礼，甚至很有学问。名记者曹聚仁采访军旅，作客江西临川，邀请他向军官讲哲学，在王安石与陆九渊故乡，他生怕说出破绽，而说较了解北宋张载的《西铭》，第二天，驻军的参谋长竟向军官大讲很少人了解的《东铭》，惊得曹聚仁赶忙去查原著，看自己讲错没有。我从旧籍读到这段轶事，信服民国军官也不是老粗。抗战胜利，老家县城公园塑起一座“抗日将士纪念碑”由黄埔四期出身的团长任县长手书，那一手魏碑的书法，今日文官中也不多见。那时的文官子弟“官二代”就更崇文了。著名书画家、一九四Ｏ年代成都画坛祭酒的罗文谟先生，且负责省参议会要职。他的儿子罗荣渠该算那时“官二代”了吧？他读成都县中时，便发起“四为学会”，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这少年便是后来斐声北大的名教授，北美史专家，他研究日本学西方成功而中国学西方却屡败的原因，曾获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对其学术的高度评价。年长我几岁的同学陶在亷出身名门，祖父是北京图书馆长，叔祖父陶成章乃辛亥革命之元勋，被蒋介石刺死上海，他父亲是民国空军中将，也算“官二代”了吧？在抗日国难当头，他上高中即与川军将领杨森三子杨汉渝投笔从戎，去印缅抗日。胜利后再入金陵大学并去英国学畜牧，这种“官二代”，与今天公安局长李刚的二代迥异吧？
......两朝“官二代”的子弟如此大的区别，追溯起来，脉络与因果十分清晰：中共的官多出身草莽或穷乡。民国的官则出身士绅、资产者或书香门庭。这官的品质与人格便是霄壤之别了。而民国还沿袭千年科举取仕那一套严格制度，由考试院与铨叙部这些资格审核籂选人才。红朝则是入党做官、造反做官、紧跟权力做官，乃至今日贿赂做官。千多年前诗人左思曾经感叹：“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如今的世胄已是宵小之徒、钻营之辈、卑劣之人了。他们的子弟怎不是北宋高俅之子那类衙内型人物哩！
根子在制度
民国的社会是私有制，产权明确给人安身立命的独立性和尊严。红朝破坏私有产权，以公有制方便公务人。这公务人的官，在私有制中吃不通，但在这公有制且代管一切公产中，当然就形成权力通吃了。这种通吃之霸道，强过私有制上的皇权，也强过私有制未绝的纳粹极权。这种由垄断一切资源所形成的霸权社会，保定市公安分局局长李刚儿子的霸气，岂非很自然吗？
如此烂污的社会制度和不受监督的权力，不正是孕育这些“衙内”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