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15日，农民在一片稻田里插秧(图片来源： STR/AFP via Getty Images)
我曾在中国广州市增城区农业农村局下属单位担任基层统计与数据整理工作。
2023年秋季，我自发走访辖区内5个镇街农贸市场和24户养蜂农户，记录了真实的蜂蜜市场价格，并将调查结果整理成《2023年增城区蜂蜜价格调查报告》。这份报告中，我清楚写下：“虚假价格数据会对上级农业政策和市场干预措施产生直接误导，甚至导致财政资源的严重错配。”这是我当时内心的警觉。
然而，这份报告的出现，却触怒了我的上级。2023年12月，在一次由畜牧兽医与渔业科主持的数据会议上，我将这份报告分发给与会者。几日后，我即被纪检部门约谈，并于2024年1月10日正式收到“记过处分”。单位当时口头传达的理由是：“未经授权，擅自扩大数据调查范围，擅自代表单位对全区蜂蜜价格进行统计。”
我的报告之所以被压下，不仅是因为它写了“真实数据”，更因为我揭穿了“他们不想让人看到的真相”。我所在单位的数据主管姚小哲，曾在2024年4月18日就提前下发通知，要求我们在当月尚未结束前，就提交“4月的家禽产量数据”，并同时提交整个二季度（4–6月）的预测统计。这意味着我们要用还没发生的数据去填表，甚至用“政治预期”去指导“市场供需”。
更关键的是，这些造假的产量与价格数据，直接关系到各镇街能否获得财政补贴。也就是说，预测越乐观、产量越虚高，越有利于拿到“项目资金”。而我当时做的是实地调查——没有预测，没有包装。我写的数字，是从一个个农贸市场和蜂农嘴里听来的、一个个摊位上记下的。这在他们眼中，是“错误”，是“麻烦”。
更可怕的是，2024年1月17日，公安机关进入我办公室，以“精神状况”为由对我进行盘问。对我来说，那不再是一次“谈话”，而是一种警告。我曾试图提交辞职信，却被人事部门以“考察期未满”为由驳回。2024年5月被公安传唤，试图以精神病为理由，驳回我之前的发言，还威胁我要进精神病院。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被要求每月提交“思想汇报”，并与一名警官进行定期视频“回访”。
我曾是一个热爱土地、热爱数据、热爱农村真实生活的人。但现在的我，被逼逃亡。中国的GDP，不是天上下来的宏观总量，而是像我这样成千上万的人，一笔一笔地写出来的。我们写的时候，也许心里是发抖的，也许知道那不是“真数”，但我们没有选择。
而我，选择了说出真话。现在我自由了，终于可以揭露他们当时不敢让我公开的秘密,我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