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校园（图片来源：Jawed Karim/wikimeida/CC BY-SA 3.0）
编者按：
我们谨向《斯坦福评论》（The Stanford Review）表示由衷感谢，其深度调查报告，揭露了中国共产党在美国顶尖学府斯坦福大学开展的系统性学术间谍活动。这篇调查不仅厘清了中共如何通过奖学金、政治忠诚测试、同侪监控等手段操控中国留学生，更特别指出了中共以国内亲属安全为要挟，胁迫留学生配合其海外情报工作的残酷现实。
对华人社会而言，这是一面镜子，也是一记警钟。中共惯于利用种族敏感话题掩盖其渗透行为，企图将质疑与揭露其海外操作的人污名化为“种族主义者”，制造寒蝉效应。这份调查报告打破了沉默，提供了证据与真相，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共如何在学术界暗中操控信息流动、窃取关键技术、控制留学生群体，进而危害西方社会的学术自由与国家安全。
因此，《北京之春》全文翻译并刊载这篇报告，作为历史记录，也作为警示文献。我们呼吁美国政府、美国高校与研究机构、西方社会及所有民主国家，正视中共的间谍威胁和跨境镇压行径，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全面打击中共在全球范围内的学术渗透与情报活动。
唯有公开真相，方能守护自由。
调查报告：揭露中国在斯坦福大学的学术间谍活动
这个夏天，一名中共特工冒充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使用“查尔斯・陈”（Charles Chen）这个化名，他通过社交媒体接触了多名学生。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安娜（化名）正从事与中国相关的敏感研究，突然开始收到来自查尔斯・陈的消息。
起初，陈的接触看似无害，他询问一些关于建立人脉的机会。但不久后，信息开始变得诡异。陈问她是否会说中文，随后变得越来越执着，甚至带有私人性质。他发送一些在中国成名的美国人视频，鼓励安娜访问北京，并主动提出支付她的旅费。他甚至会发截图展示自己的银行账户余额，以证明自己有能力买机票。更令人警觉的是，他提到了一些安娜从未向他透露过的个人细节。
陈建议她只在中国停留24到144小时，声称这样可以避免签证引发当局注意，并要求她仅通过中国版微信进行联系——一个被中共严密监控的平台。当陈在她的一条社交媒体动态下留言，要求她删除他们之间对话的截图时，安娜意识到事态严重。
在熟悉间谍手段的专家指导下，安娜联系了相关执法部门。调查显示，“查尔斯・陈”根本不是斯坦福的学生。他多年来一直冒充斯坦福学生，在线上稍作更改名字和身份，瞄准多名学生，其中几乎都是从事与中国相关研究的女性。
协助安娜的中国问题专家表示，查尔斯・陈很可能是中国国家安全部（MSS）的特工，其任务是锁定斯坦福校内对中共持友好态度的学生，并收集情报。
沉默与恐惧的文化
今年三月，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致信斯坦福大学校长乔纳森・列文（Dr.Jonathan Levin），详细说明了中国对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研究构成的安全威胁。多年来，有关中国间谍活动的担忧在斯坦福大学一直悄然存在。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教授、学生和研究人员纷纷谈及自己所遭遇的中方间谍行为，但却都拒绝公开发声。其中一位亲身经历间谍监视的学生甚至连通过加密通讯讲述自己的故事都感到害怕。“风险太高了，”他们解释道。跨国镇压行为、6,400万美元的中国资助，以及针对亚裔的种族刻板印象指控，共同营造出一种弥漫在斯坦福及更广泛学术界的沉默氛围。
正是这种压抑的沉默，促使我们决定写下这篇报道。在采访了多位匿名的斯坦福教职员工、学生以及中国问题专家之后，我们可以确认：中共正在斯坦福大学组织一场广泛的情报搜集行动。简而言之，“斯坦福大学里确实有中国间谍”。
为调查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十余位相关人士，包括斯坦福的教授、在校学生，以及专注于技术转移与间谍问题的中国事务专家。多数受访者要求匿名接受采访，理由是担心遭到中共或斯坦福学术界的报复。他们所提供的信息经我们交叉比对，构成了本文调查的基础。
根据“中国制造2025”战略，北京希望在尖端技术领域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实现这一目标，便必须从美国的研究机构获取大量技术成果。作为全球人工智能研究的核心，斯坦福自然成了中共首要的学术渗透目标。
在一次“中国城镇会议”（China Town Hall）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中国事务主任马修・特平（Matthew Turpin）曾这样形容中共在斯坦福的间谍威胁：
“中国政府鼓励学生违反学术承诺和利益冲突规范，确保他们能带回本应受出口管制限制的技术。”
美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则将这种学术研究的盗取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富转移之一”。
中共的策略：非传统情报收集
据几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斯坦福中国情报研究专家表示，中共采用了一种“众包式”的情报收集方式在斯坦福进行情报渗透。这种做法被称为“非传统情报收集”（non-traditional collection），即中国国家安全部（MSS）动员与情报系统无直接关联的平民来获取并汇报敏感信息。非传统情报人员的目标通常并非窃取机密文件，而是悄悄提取美国创新背后的“技术诀窍”。
这些信息可能包括斯坦福研究项目的结论、研究方法、软件代码、实验室工作流程、合作模式，甚至内部沟通渠道。多位匿名的斯坦福教职员工指出，这类技术敏感信息的非传统收集在斯坦福相当普遍，尤其集中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领域。
一位熟悉斯坦福情况的中国问题专家（匿名）证实，目前校内约有1129名中国留学生，其中有一部分人正在向中共回报相关情报。根据中国2017年实施的《国家情报法》，所有中国公民无论身处何地，都有义务支持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
该法第七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公民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保守国家情报工作秘密。”这一法律使中国留学生几乎无法拒绝中共的情报要求。那些参与尖端科研、特别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的学生，往往是重点目标。
一位在斯坦福就读的中国籍学生在匿名前提下接受采访时坦言：
“很多中国人都有‘上线’（handlers）；中共想知道斯坦福发生的一切。这是非常正常的事，他们只是在传递自己所掌握的信息。”
另一位斯坦福学生分享了一起涉及其教授与疑似中国间谍活动有关的事件。据该学生回忆，教授曾讲述自己试图安排与一位中国学生会面，但对方以神秘理由拒绝。教授继续追问原因，学生却回应说：“你知道为什么。”教授不解，继续追问，结果学生神秘地答道：“我不能告诉你。”最终，该名教授透露，这名学生承认自己要去见中共的“上线”（handler）。
这个问题自2019年起就在斯坦福校内被不断讨论。一篇《斯坦福日报》的报道中曾采访多位匿名的中国留学生。一位学生当时表示：“在斯坦福到底有没有同侪监控（peer monitoring）并不是关键，关键是这种可能性的存在让人不得不谨慎言行。如果真有，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
一位斯坦福的中国问题专家进一步解释说，中国学生一般会以三种方式回应中共的信息要求：一是尽量抗拒，仅提供最基本的敏感研究信息；二是为了保住中共提供的奖学金而配合；三是彻底顺从，甚至投机取巧，尽可能多地收集情报。
通过奖学金与监控实现国家控制
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CSC）为在美中国留学生提供奖学金，据估计，该机构资助了大约15%的在美中国学生。该委员会被认为是中共情报搜集的主要渠道之一。多位匿名中国事务专家证实，CSC要求被资助学生定期向中国外交机构提交“情况汇报”，内容涉及其研究进展。这些专家还确认，中共正利用这些报告识别并获取敏感技术信息。
爱丁堡大学前学生方艾莉莎（Alyssa Fong）曾表示，国家留学基金委（CSC）的受奖者会受到“中国上线”的监控，这些人要求他们在涉及敏感议题的活动中，汇报任何异议言论。斯坦福一位匿名教职员补充说：“如果爱丁堡大学的中国学生都有上线，那你可以肯定斯坦福也有。”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更进一步指出，他接触过一些匿名个案，当学生“说出支持达赖喇嘛的言论，或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又或谴责中国的威权主义”，他们就会被告知“家人可能会出事”。
一位正在中国进行研究的斯坦福学生透露了与一名中共党员的对话。这名党员曾在斯坦福受教育，他透露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CSC）会引导留学生的研究方向，使之与中共在斯坦福的国家研究目标一致。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CSET）在202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证实了这一说法。CSET取得了CSC的翻译协议，并发现申请研究岗位的学生必须遵循国家制定的研究目标。
这名受过斯坦福教育的中共党员还表示，获得CSC奖学金的学生必须通过党的忠诚测试。《自由亚洲电台》也证实了这一点，报道指出，接受CSC资助的学生必须签署效忠中国共产党的承诺书，并由担保人（通常是家庭成员）作担保，一旦违约，担保人将面临经济惩罚。
在接受《斯坦福评论》专访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中国事务主任马修・特平（Matthew Turpin）也呼应了这名中共党员的说法：
“中国政府花了大量时间收集海外学生的数据，对谁在做什么、是否涉足前沿科技领域了如指掌。如果学生接触到了政府想要的技术，那联系他们就相对容易。中共一向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策略——交出信息，可能获得奖赏；拒绝配合，就会遭受惩罚。”
对于那些家属仍在中国境内的中国籍学生来说，他们往往被迫交出敏感资料，否则最严厉的惩罚将落在他们的家人头上。“他们常被告知，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利益，应该交出那些本不应披露的研究数据。”特平还描述，中国当局会“把父母或亲属叫去公安局‘谈话’，以施压学生交出信息。”他指出：“这种手法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见了。”
斯坦福学生陈松（Chen Song）的案例正好说明了这一点：中共要求绝对服从，并指引个体接触敏感信息。2020年7月，陈松因隐瞒与中国军方（即中国人民解放军，PLA）的关系而被起诉。检方在起诉文件中指出，陈松为了获取J-1签证以便在斯坦福从事研究，刻意隐瞒了她与解放军的从属关系。
美国司法部的文件指控陈松多次向中国政府机构发送有关其在斯坦福研究工作的“性质、成果及其价值”的报告。联邦调查局反间谍部门副主任艾伦・科勒（Alan E.Kohler Jr.）表示：“一次又一次，中国政府将窃取美国科研成果、利用我们高校资源置于遵守国际规范之上。”
陈松案是斯坦福迄今唯一被公开承认的间谍事件。然而，据斯坦福校内知情人士透露，除非特殊情况，这类案件极少被公开。种族刻板印象的指控可能使调查遭遇阻力，导致学校和相关机构对深入调查产生强烈反弹。因此，斯坦福与调查机关普遍采取低调处理的方式，倾向于在未对外公布的情况下直接取消相关学生的签证。
打破沉默
综合我们的采访，呈现出一个更清晰的全貌：中共在斯坦福及其他高校部署了一套完整的情报搜集机制——要求学生服从命令，指引其进入敏感研究领域，并要求定期回报研究进展。
我们通过讲述“查尔斯・陈”与“陈松”的案例，并结合多位熟悉中共情报运作的专家与学生的访谈，并不是为了指控所有中国学生与研究人员。事实上，许多中国学者为斯坦福做出了巨大贡献。
毫无疑问，这些学生本身也是其政府的受害者。我们的目的，并非指责他们，而是呈现一个因“种族主义”与“学术打压”指控而长期被压制的真实问题。
正是这些种族刻板印象的指控，导致了“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在2022年被解散——该计划原本旨在防止中国间谍活动。美籍亚裔国会议员米歇尔・斯蒂尔（Michelle Steel）在接受《斯坦福评论》独家采访时指出，对“中国行动计划”的种族主义指控，“是一场有意识的操控，目的是掩盖北京当局对其公民的系统性监控与骚扰行为。”
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表示，“有一整套教授与行政官员的群体”，将种族指控武器化，用来阻碍应对措施的推进。当“亚裔学者论坛”（Asian American Scholars Forum）与中共宣传机构《中国日报》在对这些间谍调查的谴责中几乎无法区分时，学术界所谓的“共识”就必须受到质疑。种族不应成为调查的依据，但对“种族主义”的恐惧，也不应成为中共得以在美大肆收割关键技术的保护伞。
通过对匿名教职员、学生及中国问题专家的采访，我们的调查确认：中共在斯坦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情报搜集网络。现在的问题十分明确——我们该如何回应？最重要的是，必须终结那种将任何讨论此议题者都贴上“种族主义者”标签的现状。我们撰写这篇文章，并非为了推动某项政策，而是为了揭露一个被长期压制的现实。
健全的政策必须以证据为基础，而非以恐惧与沉默为前提。
掌握先进技术的国家将在军事上获得对其对手的关键优势。而这个国家，绝不能是中国。美国的高校与联邦政府必须协同努力，采取严肃有力的措施，捍卫我国在关键研究领域的学术诚信。自由的未来系于此刻的抉择。
本文是《斯坦福评论》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大学校园影响力系列报道的第一篇。如果您希望继续关注后续调查，请订阅《斯坦福评论》。若您掌握与此话题有关的重要信息，欢迎发送邮件至[email protected]。若您愿意支持我们的工作，也可选择捐款。
作者说明
本次调查基于2024年7月至2025年4月期间进行的十余次访谈，受访对象包括斯坦福大学的教职员、在校及毕业学生，以及专精于中国情报运作与技术转移问题的独立专家。
对于给予匿名权的受访者，我们通过公开记录、二次访谈或专家验证等方式寻找佐证。
我们所使用的“间谍”一词，指的是“为政府或其他组织秘密收集有关敌人或竞争者信息的行为”，并不具有法律层面的定罪含义。
2025年5月7日
译稿首发《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