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龙铜像（图片来源：ANTHONY WALLACE/AFP via Getty Images)
说起“东亚病夫”，人们就会出现很复杂的情绪，你的脑海里可能立刻浮现李小龙在《精武门》中，手捧匾额、怒气冲天、一脚踢碎侮辱的经典画面；又或者回想起课本里那一段，关于霍元甲以一己之力“拳打洋人、雪耻报国”的传奇故事？
长久以来，“东亚病夫”这四个字几乎成了华人世界的民族记忆的痛点——一种深刻的羞辱，一顶难以摘下的帽子。可是很有意思的事，这个所谓“国耻级”的称号，其实，很可能根本就是个天大的误会，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们来扒一扒其中的来龙去脉吧。
李小龙与“东亚病夫”：电影的力量远胜历史？
1972年，李小龙主演的《精武门》在亚洲各地横扫票房，剧情中他扮演的陈真为师父霍元甲报仇，独闯日本武馆，手捧写着“东亚病夫”的匾额，一脚踢碎羞辱，让无数观众热血沸腾。但你可能不知道，说出来你可能也不相信，那块“东亚病夫”匾额，其实是编剧创造出来的道具而已。
李小龙固然功夫了得，但电影毕竟是电影，剧情需要的是情绪张力与民族愤怒，而不是史实考证。这种情节虽是虚构，却深植人心，让几代人都相信：“我们曾被外国人叫过‘东亚病夫’”。
然而，若你试图在西方历史报刊中寻找“The Sick Man of Asia”（东亚病夫的英文）这个词的具体使用场合，会发现：这并不是一个被频繁使用、甚至被普遍接受的“辱华”标签，反而多是中国人自我反省与批判的产物。
是不是有点惊讶？别急，我们再回到历史现场一探究竟。
霍元甲真的痛打洋人了吗？传说背后有几分真？
据说，1901年，一位俄国大力士来到天津戏园卖艺，自称“打遍中国无敌手”，还大言不惭地说：东亚病夫如有强者，尽管上来一试！
这时，一位身穿布衣的中国人站了出来，大喝一声：“我是‘东亚病夫’霍元甲，愿与你较量！”
结果怎样？俄国大力士吓得不敢应战，灰溜溜地退场……这样的桥段是不是有点眼熟？像极了武侠小说中侠士出手救场的桥段。
但问题来了——这场“中外对决”的历史证据在哪里？报纸记录？目击证人？通通找不到。学界多认为这些故事是后人为了弘扬民族气节而杜撰或美化的。
类似的故事还有1909年霍元甲应战英国大力士奥皮音的比武挑战，结果对方连出场都不敢。但这些故事中都出现一个共同的元素——“东亚病夫”这四个字成为激发民族情绪的导火索。
不过，你可能会问：那这四个字的源头到底在哪？
原来我们是自己骂自己？严复、梁启超的“病夫论”
在这场历史侦探游戏中，我们要追溯到1895年，中国刚刚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割地赔款、民心溃散。就在此时，思想家严复在《直报》上发表《原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者，固病夫也。”
这不是骂人，而是一种悲愤的自省。严复以医病为喻，认为中国虚弱如病，不能靠剧烈的“猛药”，而要靠深层的改革与调理。
几年后，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在评论甲午战争时再次引用“东方病夫”的说法。接着，1903年，他在《新大陆游记》中直接使用“东亚病夫”一词，这就是这个说法首次出现在文字记录中的时间与地点！
也就是说，这四个字的发明人始作俑者，正是我们自己人！
不仅如此，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中痛心疾首地写下：
“吾人之少年青年，几无一不在病夫之列，如此民族，将何以图存？”
一句句沉痛反思，构成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骂自己、恨铁不成钢”的时代表达。
那么，外国人有没有叫过我们“东亚病夫”？
答案是——几乎没有！
西方在19世纪末曾以“The Sick Man of Europe（欧洲病夫）”形容衰败的奥斯曼帝国，而中国偶尔会被称为“The Sick Man of Asia”。但这是一种国力与制度的评论，并非针对华人身体素质的侮辱。
而且，英文里并没有固定的“The Sick Men of Asia”或“Sick Chinese”这类贬词在主流报刊中流传，连1936年奥运会后那幅据称在新加坡刊登、画着中国运动员扛着“鸭蛋”的漫画，至今也没有找到确凿的出处与证据。
所以，“东亚病夫”其实更像是一面我们自己挂上去的镜子——我们看着它愤怒、羞耻、奋发图强，但那块镜子，也许只是自己雕刻的。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四个字？
当年的知识分子用它来警醒同胞，武术宗师用它来激发民族自尊，电影创作者用它来表达愤怒与正义……，但这四个字，从未真正被外国人用来羞辱我们，却在华人心中，烙下了一个世代的印记与伤痕。
如果说它曾经是一顶帽子，那么我们该问的，不是谁给我们戴上的，而是我们是否已经有足够的力量，主动把它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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