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栋玲（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刘栋玲和她的儿子如今正在瑞典藏身，躲避中国警方的追捕。中共政权已经将他们打成“叛徒”和“败类”。但她并不孤单。
在一项国际联合调查中，已有超过100名人士出面作证，讲述中国共产党如何在海外追捕异议者——他们使用勒索、威胁的手段，甚至还操控所在国的政府机关来达到目的。
当刘栋玲被问及一个问题时，她的声音哽咽了，泪水顺着脸颊滑落。
你已经逃亡六年了，不累吗？
“累，我真的很累。”
她停顿了一会儿。
“非常，非常累。正因为如此，我才希望有一个国家，愿意接纳我和我的孩子。”
她一头乌黑的头发中已夹杂着些许白发，而在这段逃亡旅程开始时，这些白发并不存在。如今，年过五十的她，坐在瑞典一个中等城市郊区的一间客厅里，躺在一张米色的转角沙发上。她不愿透露具体是哪个城市。沙发靠背上堆着床单和被褥——这张沙发既是她的座椅，也是她和十几岁儿子的床。这个孩子至今的一半时间都是以难民的身份度过的。他们就住在这个客厅里，门上的名字也并不是他们的。
“总有人在找我。”她说。
瑞典《哥德堡邮报》（GP）与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以及来自30个国家的媒体合作，进行了一项关于中共如何在海外追捕目标的大型调查。他们采访了100多位中国背景的证人，还有许多其他受害者，阅读了泄露的内部文件，也采访了中共公安系统的叛逃者。
他们揭露了中共为压制、恐吓甚至绑架异议者而使用的冷酷手段。也揭示了各国政府是如何未能阻止，甚至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中国“长臂”的一部分。
一切始于十年前的某一天
那天，刘栋玲收到中国地方政府的一纸通知——她的房子要被强拆。
不仅是她的家，而是整个村庄。
那些低矮的民居将被推平，取而代之的是新建的高楼。供电被切断了，水也被断供，整个区域被封锁。
“他们贴了一张通知，说所有住户必须搬走。但没有给出任何后续安排。我们不知道要搬到哪里去。”
她所住的楼下原本有一家杂货铺。她说，突然之间，警察和政府人员就开始频繁出入，还洗劫了这家店铺。
“当我看到他们抢东西时，我感到他们不像政府人员，更像黑社会。”
刘栋玲开始抗议。她接受了当地电视台的采访，也向北京的上级部门申诉——但没有任何回音。相反，她开始接到威胁和骚扰。她当时还在上小学的儿子，也在学校受到区别对待和老师的欺负。最终，她意识到自己无法再留下。
她最初是经泰国离开中国的。四年后，2022年6月25日（星期六）下午4点23分，刘栋玲和13岁的儿子在哥本哈根机场向丹麦警方表示，他们正在寻求政治庇护。
警察将他们带回警局，录下了指纹，没收了护照和身上的现金。警方查询了各类记录，并花了十分钟听她陈述自己的情况。随后，她和儿子被送上一辆出租车，前往难民接待中心。
尽管已经离开中国千里之外，她依然发现，自己仍未逃出中共的控制范围。
刘栋玲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通过成千上万份来自中共公安系统的泄密文件，记者们得以一窥这个政权如何系统性地识别、压制、关押异议者。这是一场全年无休、持续进行的斗争——被称为中共体制生存之战中“秘密前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管控“重点人员”
一份中共公安内部的PowerPoint培训文件中写道：“内部安全工作的本质和根本任务，就是捍卫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中共警方对这些目标有一个官方术语：称他们为“重点人员”。
为了“管控重点人员”，中国警方几乎动用了所有可以动用的资源：包括数字监控、来自政治安全系统的专案警察，以及渗透目标日常生活的卧底人员。
从体制上看，一个人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有责任持续监控此人。即使这个人已经在海外生活多年——例如在丹麦或瑞典——只要无法证明其已经完全停止反政府活动，地方公安就有义务年复一年地继续监视。
即使人在海外，仍然如此。
记者掌握的文件详细列出了中共公安用来对付“重点人员”的各种手段。接下来，读者将看到这些手段如何一再用于刘栋玲身上。
“找到你了”
时间是2024年3月中旬的前一周，凌晨一点，列车驶入瑞典境内。刘栋玲刚刚收到丹麦政府驳回她庇护申请的通知。她被传唤前往一场强制性的“遣返谈话”，与一名遣返顾问会面。
如果她不出席，警方就有权将她强制带走。通知中写道：“你有义务离境，离境可以是自愿的，也可以是强制的，但你必须离开。”面谈时间定在当天上午九点。
但她选择了离开丹麦，逃往瑞典。头几晚，她和儿子只能睡在火车站。
在丹麦期间，刘栋玲成为一个反对中国网络审查运动的发言人。她之所以挺身而出，是因为该运动的创办人乔鑫鑫突然在老挝失踪，之后被发现被关押在中国的看守所，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在那之前，他曾在网上公开表示，自己在中国的亲属受到威胁。
刘栋玲现在正经历着同样的事情。
她说，不仅她在中国的亲属受到压力，还有一些神秘的中国男子出现在丹麦的难民中心附近。她回忆，有一次在商店里，一个陌生男子突然对她说：“我找到你了。”
还有一次，另一名男子出现在他们面前，开始询问她儿子为何要离开中国。她的儿子吓坏了，拔腿就跑回她身边。
“我当时又害怕又震惊。”她说。
记者：“如果有人说你只是想留下来，才编造这些经历，你会怎么回应？”
刘栋玲：“我不是非要留在瑞典，我是想留在欧洲，任何愿意接纳我的国家。但我没有选择。”
记者无法独立验证这些神秘男子在丹麦出现的细节，但其他证据却明确显示，刘栋玲确实成为中国警方的追踪目标。也证明丹麦当局在评估她所面临的威胁时，确实判断失误。
记者获得的证据之一显示，她的中国手机号码被封锁，导致她的银行账户也被冻结。
此外，她离开丹麦前往瑞典的几周前，有人自称是警察，试图联系她在中国的哥哥，
询问她的下落。那人正在调查她的行踪。
后来，刘栋玲回拨给了那名男子。
刘：你找我干什么？
警察：想了解一下你的情况。
对方拨打电话的号码，显示来自她老家——中国河南省的某地。她哥哥就住在那里，而刘栋玲至今的户籍也仍在当地。
根据记者看到的泄密文件，这就意味着当地公安部门对她负有正式的监控责任，并要制止她对体制的批评。当记者尝试拨打那个警方电话时，无人接听。
总体来看，记者记录了针对刘栋玲的20多次骚扰、施压事件。在部分案例中，可明确确认是中国政府行为；在另一些案例中，虽然无法完全证实，但具备强烈嫌疑。
中共公安内部的一份PowerPoint培训资料写道，警方要“深入了解目标人员的日常行为和心理状态”。为此，要在其工作单位、社区甚至朋友圈中发展线人；也要安排“内线”在身边煽动同伴反目，挑拨分裂，制造孤立感。
其目标非常明确——挑拨离间，制造猜疑，分裂瓦解。
同时，警方还要寻找所谓的“把柄”——可用于勒索、威胁目标噤声的弱点。比如情感关系、婚外情、赌博、毒品等等，总能找到突破口。“把柄就是一个人的弱点。就算是最强硬的人，也能轻易被制服。”
此外，培训资料还列出了多种“制服”目标的方法，代号如“卡喉”、“绑脚”、“蒙眼”等等，实质是针对目标的财产、通讯设备和交通工具下手。包括对其家属施加压力——这一策略往往比直接对目标本人更有效。“家庭成员之间有强烈的相互影响力。”这是该文件中写得最直白的一句话。
这些，正是刘栋玲所经历的一切。
除了她哥哥被中国警方找上门、接到电话，她还说哥哥的养鸡场也遭到了“调查”。
而她本人的资产则被冻结。
她并不是唯一受害者。在这次国际调查采访的105位受害者中，有52人表示，他们在中国的亲属曾遭遇警方或国安机关的骚扰、威胁或审讯。
在所有受访者中，有四分之一——共27人表示，他们曾成为网络抹黑攻击的目标。
遭到“网络战”攻击
回到中共公安系统的那份PowerPoint培训文档。文件显示，警方会系统性地绘制“重点人员”的社交关系图，搜集他们“煽动反对国家和党的”言论证据。但除此之外，警方还发起一场“网络战”，雇佣人员在网络上与目标展开“争论”，以此曝光其所谓“非法行为”。
这场“网络战”，很快也延伸到了刘栋玲的生活中。
2024年6月中旬，在她收拾行李准备前往瑞典的同时，一位居住在美国的中国网红在X平台发布了一段视频。
接下来，事情变得离奇。
这位网红名叫王伟恒，原本因在网络上晒出自己作为难民成功抵达美国的视频而小有名气——他的标志性动作是边吃甜甜圈边“庆祝自由”。但不久之后，他的内容开始转向攻击性极强。他批评美国生活成本高，还称乔・拜登是“中国间谍”。他甚至将同为中共批评者的人也指控为“间谍”。
从记者获得的中共警方培训资料来看，这类操作的目的，正是制造不信任与混乱：“谁才是真正值得信任的人？”
在视频中，他坐在车里，满嘴恶语攻击刘栋玲。
他声称刘被丹麦政府拒绝庇护，是因为他向当局提供了她是中共间谍的“证据”，并称这是他“亲手揭发”的结果。
但这是谎言。
在丹麦难民上诉委员会作出裁决前，并没有收到任何有关刘栋玲的举报信——记者已经审阅了她的全部档案。
不过，就在网红王伟恒在X发布视频的同一天，他向丹麦政府发了6封电子邮件。在邮件中，他表示“支持”遣返刘栋玲的决定，并点名攻击其他几位华人背景的异议人士。
他写道：“他们自称是反共、人权组织，其实全都是共产党间谍。”
之后，他一次次提及刘栋玲，称她是“蛆虫”，这个诡异的称呼在他发文中反复出现。丹麦当局还收到另一封邮件，发件人自称是“人权观察员”。
邮件写道：“丹麦政府遣返刘栋玲和她儿子的决定是正确的，希望你们将他们遣返回中国，以避免对丹麦造成进一步伤害。谢谢！”
这封所谓“观察员”信件是通过匿名邮箱发送的，网上查不到任何信息。但很快，更多线索浮现出来，均指向中国警方。
一个月后，2024年7月，刘栋玲抵达瑞典，一个名为“reveal-scum.com”的网站上线了。这家网站自称目的是“揭露人渣”。在它列出的“叛徒名单”中，刘栋玲赫然在列，照片清晰可见。
网站写道：“她打着民主的名义，在丹麦哥本哈根长期进行诈骗活动。”
并虚构了一系列罪名，声称她因“多次违法”和“品行不端”才被丹麦拒绝庇护。
网站还诬称：“她收过共产党的钱，从事间谍活动。”就像那个网红一样，文中也称她是“蛆虫”。还引用了该网红的说法，说“正是他揭发了她”。
文中写道：“这个女匪不仅谎报身份诈骗筹款……实际上是为共产党收集私人信息。”
这些内容和该网红在X上的视频及他发给丹麦政府的邮件几乎如出一辙。但文章还更进一步，声称刘栋玲的丈夫因她出轨而抛弃她，并公布了刘栋玲、她孩子和前夫的中国身份证号码、姓名、住址，以及她的中国和丹麦手机号、社交帐号。
当刘栋玲看到这一切时，她感到极度震惊。
“这太可怕了。”她说。
其中一些信息纯属虚构、恶意中伤，但文中公布的个人信息，外界无法获取，只存在于官方数据库中。
刘栋玲（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中共是幕后黑手
“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网站，上面也没有说明是谁建立的。但既然里面的信息准确，
我认为这一定和中国政府有关。”
她的判断是对的。
事实上，这个网站正是中国警方幕后主导。根据ChatGPT背后的公司OpenAI发布的报告，警方背景的网络人员曾使用其平台服务，协助搭建该网站。
瑞典《哥德堡邮报》试图联系那些攻击刘栋玲的人，包括个别警察与中国官方机构。
但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拒绝回答记者所提出的19个具体问题——其中包括为何中国公安机关要将异议者称为“蛆虫”。
取而代之的，是一封内容空洞的声明回复：
“我们强烈反对某些媒体炮制所谓‘中国跨国压迫’的叙事，并借此抹黑和污蔑中国。我们敦促有关方面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停止政治操弄和造谣生事，多做有利于中瑞人民相互理解和正确认知的事情，而不是相反。”
我们的国际合作媒体也收到了来自中国驻外使馆的回应。其中一些反应更加极端，声称我们调查中所揭露的“谎言”其实是美国情报机构制造的“阴谋”。
丹麦当局认为，如果将刘栋玲遣返回中国，她并不会面临迫害。他们在结论中写道，中方既然早已知晓她离境多年，“却仍然试图接触她的家人并了解她的情况，这种说法显得前后矛盾”。
然而记者掌握的中国警方内部文件清楚地显示：中共确实就是这样操作的。
在哥本哈根市中心，丹麦难民委员会（DRC）和丹麦移民局的办公室静静伫立。在其中一间拉着窗帘的办公室里，坐着秘书处负责人斯蒂格・托普・亨里克森（Stig Torp Henriksen）。他特别强调，自己不会对具体个案发表评论，只回答一般性的问题。
记者：听起来你们对中国政权的态度相当温和。你怎么看待这种评价？
斯蒂格・托普・亨里克森：“对此我不作评论。我们不会对中国或其他任何政权持特定立场。我们的任务是尽最大努力从相关来源获取背景信息。至于个案的决定，由难民上诉委员会负责。”
记者：那你们在评估来自中国的威胁方面有什么专业能力？
斯蒂格・托普・亨里克森：“这与我们评估其他原籍国威胁的能力是一样的。我们要根据申请人提供的信息，再结合我们掌握的案例细节与原籍国的普遍情况，进行概率评估。”
他说，机构内确实有人专门负责中国相关事务的风险评估，但没有人会讲中文。
记者：这会对你们造成困扰吗？
斯蒂格・托普・亨里克森：“就我目前的经验来看，没有明显的问题。当然，若能懂申请人原籍国的语言当然最好，但这不应成为决定性障碍。”
刘栋玲如今逃离丹麦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她的同事在老挝被捕并被移送至中国。尽管丹麦难民上诉委员会并未质疑此事的发生，但他们认为刘栋玲未能证明这名同事因政治活动而被捕——即使记者已掌握的逮捕令上明确写着他涉嫌“颠覆国家政权”。
丹麦当局确认刘曾公开批评中国政府，且与该组织共同创办人身份有关联，但他们在裁决书中写道：
“申请人并未证明这些关系导致她在中国官方的视野中被重点关注。”
然而，记者的调查显示：刘栋玲确实已成为中国警方的打击目标。她的姓名和照片被公布在网络“叛徒名单”中。
记者：那么，什么标准才算是‘被原籍国政府盯上’？
斯蒂格・托普・亨里克森：“这个我无法一概而论。这必须是具体个案的判断。永远都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我们还查明，有人曾直接联系丹麦难民上诉委员会，要求将刘遣返回中国，这些人正是此前在网络上攻击她的人。
根据相关法律，如果出现新的、足以改变原有结论的重要信息，难民上诉委员会可以——也必须——重新开启已结案件的审查程序。这类信息可能包括新的迹象，显示申
请人确实已被政府列为目标人物。理论上，刘的案子仍有机会被重新审理。而且法律原则上倾向“从轻裁决”——即宁可放人，也不要错判。
但问题是，要重新启动审理程序，她必须身处丹麦，并且通常需住在难民中心。而对刘来说，这等于再次暴露在被遣返的高风险之下。
这对她来说，不可能接受。她不敢回去。
如果她在瑞典提出庇护申请，根据《都柏林条例》，她可能会被送回丹麦。
斯蒂格・托普・亨里克森表示：“法规是很严格的，非常清楚。如果丹麦当局不知道申请人的居住地，就无法处理重新接收的请求——哪怕已经出现非常充分的新证据。”
记者：这是否意味着申请人必须冒被遣返的风险亲自露面，才能重新审理？你怎么看这种情况？
斯蒂格・托普・亨里克森：“是的，我知道。这是一个政治决定，不是我个人制定的。这是丹麦议会多数派修改《外国人法》所做出的立法选择。”
他补充，若某人因逃避遣返而隐匿多年后被发现，当局并不会因此直接强制遣返。在重新评估的情况下，首先会对案件进行复审，只有在此之后，才决定是否遣返。
对儿子的采访
2025年春天，森林与农田绵延不绝，将刘栋玲与丹麦首都遥遥隔开。
在她瑞典住所的一扇门上，房东贴了一张中文写的纸条：“欢迎”。
忽然，门几乎无声地打开了。一个穿着运动裤和运动鞋的男孩走了进来。他昨天刚满16岁，现在读九年级。
下午两点刚过，今天的课程已经结束。今天的课有体育、手工、科学和数学。
记者：学校怎么样？
“还行。”他说。
他最喜欢的是数学。除此之外，其他科目都很吃力，因为他听不懂瑞典语。过去六年，他在三个不同国家辗转，错过了很多学业。
他话不多。他说自己更喜欢瑞典的气候，不像丹麦那样总是风雨交加。但即使在这里，这个16岁的孩子也隐隐担心，或许还是会有人在跟踪、监视他和他的母亲。
当谈到母亲所遭受的骚扰时，他母亲正要开口，他却抢先说话了。
“有些事，我没有告诉我儿子。”她说。
“我知道一些。”儿子打断道，“但说到底，我也做不了什么。所以我知道。我明白。只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污名化异议人士的网站背后——是中国公安
中国：叛徒、败类、蛆虫、“精神日本人”……批评中共政权的人被列在网站上，附有住址、身份证号和电话号码。而这些背后，正是中国警方。
这个网站名为Revealscum.com（意为“揭露人渣”），自称的宗旨是“曝光败类”。其中文名意为“精神日本人展览馆”，这是中国网络上常用来辱骂对日本持正面看法者的贬义词，因为中日之间有着血腥冲突的历史。
网站中列出了一批所谓“叛徒”名单——包括目前藏身瑞典的刘栋玲，以及她年少的儿子。——“这真的很可怕，”刘栋玲说起这个网站能获取她中国政府档案中的信息时。
瑞典《哥德堡邮报》（GP）的调查显示，这个网站是通过立陶宛一家大型域名注册公司Hostinger协助注册的。记者联系了该公司，询问他们为何没有对这个网站采取行动。
Hostinger回复称：
“我们尚未收到关于该域名涉及非法内容的正式投诉。Hostinger一向与相关机构保持紧密合作，一旦收到正式请求，我们将根据政策展开调查并采取适当行动。”
同时，他们表示自己只提供注册服务，真正托管网站内容的，是一家注册于荷兰的公司——但该公司并未回应我们的电话。
那么，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网站？
一份来自OpenAI（ChatGPT背后的公司）的报告提供了线索。报告指出，这个网站背后与一项庞大的中国影响力行动有关。
OpenAI之所以知晓，是因为这些人使用了ChatGPT的服务来搭建这个网站，尽管文中的文章本身并非由AI生成。
OpenAI报告写道：
“内容本身不是由我们的模型生成的。”
这场中国影响力行动名为“Spamouflage”（垃圾迷彩），曾被指试图干预美国大选，并散布“新冠病毒由美国制造”的假消息。他们通过大量假账号、伪造研究报告等方式散播虚假信息。
Clément Briens是国际安全公司Recorded Future的网络威胁分析师，该公司总部设于哥德堡。他是“Spamouflage”问题的专家，专门研究这项影响力行动。
他说，根据目前的判断，该行动的幕后主力是中国公安部的网络警察，可能还与多个外包单位合作。——“目前的评估是，所谓的‘Spamouflage’实际是一张遍布全中国、由公安部警员组成的网络。”他说。
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一项调查。调查揭示，数百名中国公安系统的警员被分配到专门小组，以轮班形式全天候在网络上对异议人士进行抹黑和迫害。报告中描述的网络行为，也已被多个来源确认与“Spamouflage”有关。
此外，调查还显示，“Spamouflage”不仅在社交媒体上污蔑、威胁目标人物，还专门让
目标的账户和网络会议遭到封锁，甚至安排警察追查其在中国的亲属。在某一案例中，目标人士的父母甚至被软禁。
记者：这场行动到底有多大威胁？
“我不认为它对西方构成重大威胁，但作为中国跨国镇压的一部分，它对华人侨民和流亡人士来说，后果可能非常严重。”Clément Briens说。
在该网站上，包括刘栋玲在内，被点名的“叛徒”有大约30人，所有人都被附上详细的个人信息。
“这个网站试图营造出一种‘中国网友揭发彼此’的错觉，但实际上我们几乎可以断定，背后是中国公安部。”Briens说。
不过，我们发现了一个明显的错误。
网站声称刘栋玲的“现居地址”是瑞典加夫勒堡的Bahnhof AB，但这其实是一家瑞典网络服务提供商。如果有人试图黑进她的网络活动，这个地址会作为对外暴露的IP位置显示出来。
“目前还不清楚这是否是监控手段，或是为抹黑目的而整理的某种档案。但无论哪种情况，都可以判断出，确实存在一场针对中国异议者的有组织信息战，专门搜集他们的个人资料。”Briens说。
瑞典《哥德堡邮报》曾致信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询问关于该网站的问题，但中国大使馆没有作出任何回应。
原文标题：
Hon vet att Kina kan nåhenne–var honänär
Hemsida hänger ut kritiker–kinesiska polisen ligger bakom
译文标题：
她知道——无论身在何处，中共都能伸手抓到她
污名化异议人士的网站背后——是中国公安
本文原载于瑞典《哥德堡邮报》（Göteborgsposten），发表于2025年4月25日
作者 Tobias Andersson Åkerbl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