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成员张昕伟（前排右一，持话筒）于1989年5月20日走上上海街头，声援北京学生。（图片来源：本人提供）
36年后，我仔细端详着这张照片，不敢相信这是自己。
虽然照片有些斑驳，但依稀可以窥见人物的年青和义气风发。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其实并没有看上去这么壮烈，这么勇敢，甚至没有这么真实。
我在大陆的时候，除了我自己和当年给我这张照片的人（如今我已记不清是谁了）应该再没有人见过我深埋在心里的这段记忆，包括我的家人。
1989年青春的呐喊
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是1989年的5月20日，当时中共北京政府由于迟迟未能解决学生民主运动，而对北京下了戒严令。
在上海读大学的我和同学们毫不犹豫的再次走上街头，反对强权政治，声援北京的学生。
这件事情到今天已经36年个年头了，每年到这个时候，很多同时代的学生和参加过这场运动的人都会私底下有意无意的的说起这段过往前事，言语间流露着各种情绪。
我在记忆里努力搜寻，将无数碎片拼接，粘贴。
想尽力还几十年前发生的各种事件当初的原相，但我发现这种努力是徒劳的，我又在想对于逝去年华的追忆，是不是无需与真实记忆保持如一。
但我还是不得不告诉你，我的＂六四＂并没有发生在36年前春夏交替的那两个月里，而是发生在我后来半生的岁月中。
在我毕业的前后几年里，伴随着大陆取消所有购物票证后全体人民刚刚吃上饱饭，其实北京政府并不是为了解决什么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物质和文化的需求与生产力严重缺乏的矛盾。
而是自从大陆沦陷后，中共高层权力的残酷争斗引发的五十多次的政治运动，把大陆搞得饿殍遍地，满目疮痍。
我很小的时候在一个炙热的夏天曾跟随母亲去姐姐下乡落户的农村，我看到全村的孩子，不论男孩女孩，无一例外都没穿衣服。
如一个个黑色的精灵，赤条条在场院里奔跑，银铃般的叫声笑声响彻整个山谷，一直在我的心里回荡到今天。
那年大洋国刚刚恢复高考，我们为姐姐带去父亲在新华书店连夜排队买回来的高中数理化课本，希望她通过高考能够回到省城。
改革开放这个为了挽救家业和江山的事故演变成后来金钱至上，娱乐至死的新时代三观怕是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
国企的崩溃
我来到一个国营的物资供销公司工作。
在这个现代社会的原始丛林中，我的特立独行，热情激昂，纯真朴实变为了这个远郊仓库一群工人阶级茶余饭后的笑谈。
铁幕下生命躯壳与现实的挣扎中我变得世俗和麻木。
莫扎特和贝多芬并不能让你摆脱这令人窒息的压抑，更加危险的是不合时宜的书籍还让你深刻体会大洋国这个有可能被神忘却的动物农庄里，几千年吃人的荒涎史仍然在书写。
从精神和肉体上都能感受到铁幕后老大哥的威权，大洋国真理部创造的政治觉悟，组织生活，爱国主义一系列毫无逻辑的热烈词汇让你生活的无比窒息。
苟且偷生的你在生活的重压下那还顾及得了生命的尊严。
这种本没有信仰的生活让人在渺茫渡日中痛不欲生，就像关在笼子里供人玩耍的小白鼠一样，拚命踩着那个风车，却不知道前程何故。
借酒消愁愁更愁的麻醉并没有温暖和安抚彼此被撕裂的内心。
我相识并熟知的几个同学和朋友直接或间接死于饮酒作乐。
我不甘寂寞，也要给老大哥一点回击，如果将来有人可以看到大陆人永远看不到却属于自己的一份叫“档案”的东西，里面有我退出共青团并被真理部批准的一份申请。
我工作的公司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共特有的物资流通企业，这种企业通常依靠国家计划以极低的价格获得生产原材料，在完成定向分配后，把剩余再高价出售。
在这种双轨制下，经过各种官员几年的折腾，乘着改革的春风，公司终于破产了，我和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一样迎来了大陆第一波下岗潮。
大洋国国营企业里爱国分子有着很高的主人翁精神，他们一致认为是因为老大哥为国分忧，替民解难，日理万机才把自己给忘记了，我们要去真理部讲讲理。
我在家中无事，于是便随他们各处上访，有一次，我们来到人民群众幻想包公在世的省政府信访办公室，我们十几个代表站在信访办接待室门口。
不知何故引发了冲突，来了许多武警，人们互相推搡撕扯，谩骂吼叫，在这种喧嚣声中恍惚我回到了1989年4月17日的上海。
那天中共改革派书记胡耀邦病故，我和同学们来到人民广场，静坐示威。
当天人数很少，来了许多武警，里三层外三层将我们团团围在中间。
有一个不知哪个报社的女记者站在中间演讲。
具体内容早已忘记了。
我从头到脚冰凉如水，极度紧张和恐惧的我老想去上厕所，警察就会大声说：出去不准再进来了。
我吓得话都不敢说，我的同学大声回答，我们还要回来的。
是的，我不仅回到了队伍中，后来在多次游行示威中我还站在了队伍的前列。
在不停的上访中我还是如约离开了这个倒闭的国企。
我一如既往的在夹缝中生活得平淡如水，在书本里上下几千年，在朋友圈中纵横几万里。
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大洋国藉着全球化，新兴的市场，低廉的劳动力，国家经济全面提升。
疫情的阴影
几届老大哥如日中天，就在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人民群众心中的乌托邦就要变为现实的时候，一个偶然的必然发生了。
一个极别最高的生物实验室病毒的泄漏及感染，引发了全球近三年的灾难。
武汉肺炎给全球造成的经济损失及死亡人口至今无法统计。
这场灾难本来从一开始是可以避免。
后来也不用这么极端封控。
病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强权的阴影下你不敢也不能用正确的逻辑思考，用科学的态度判断，用人文理性的关怀生活。
伟大祖国一片繁荣昌盛，国富民强的盛世景象，矿渣们最爱的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正能量，一丝丝的不同意见都是被禁止的。
大众没有判别能力，许多经不起推敲的观点，都能轻而易举地得到他们的赞同。
群体总是对强权府首贴耳，却很少为仁慈和善行而感动。
我们一家三口被拉进学校建立的“末注射疫苗”微信群里，实在不忍孩子在学校受歧视和打压，被迫注射了后来被证实的假疫苗。
我们的软肋被发现了，想起孩子在学校无故被封禁，连续十一天吃住在学校，每天几次的核酸检测，听着电话里每天的委屈和哭诉，心中的泪水和愤怒又向谁去诉说。
当我每一次不戴口罩站在拥挤的地铁车箱里，整个车厢的人向我投来利箭般的目光中有惊呀，疑惑，询问，不解，迷茫，甚至是愤怒的时候。
我如同一个怪物站在那里，和这严肃的氛围那么不搭,那么的不合时宜。
没有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平权社会，渺小柔软的个体在局限生活的困境下,很难做出独立思考，准确的判断。
更何况人手一部真理部电屏对你的鞭策。
人民群众对着媒体中查出的贪官拍手称快，对着墙外不曾有的敌人破口大骂的时候，却不曾想自己早已被时代的洪流不断裹挟。
1989年天安门广场“六四”事件已经过去36年了，每一个曾在大陆尘世的喧嚣中，为了温饱而四处打拼、奔波谋生的人，为了活下去而辗转于求职与小本营生之间的灵魂，在庸常中养育子女、无力赡养老人。
在高考边缘踮脚尖；在病榻旁万般焦虑；在房价与股市中几经沉浮。
才能真正体会当年这场旨争取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运动是多么的重要。
我并不愿看你高楼起，看你高楼塌。
因为在这宏大叙事的起伏中，可能埋葬的是无数人的一生，是一个民族的未竟之梦。
我们并不知道历史的审判和人类的审判那一个率先到来，但在这条漫长的时光河流里，总有人，还在静静地记得当年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想穿过黑夜寻找光明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