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当年邓小平、杨尚昆动用如此庞大的兵力，不只为了对付和平请愿的学生。（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邓小平、杨尚昆动用如此庞大的兵力，进行如此周密的部署，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对付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声援学生的北京民众，同时也是为了防止中共党内的“政变”和军队的“兵变”。如果仅仅是为了对付学生和北京民众，动用北京卫戍区的两个警卫师和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就足矣，根本不需要调动这么庞大的野战军部队进京。邓小平、杨尚昆等人当时的最大忧虑就是中共党内的“政变”和军队的“兵变”。
在邓小平、杨尚昆看来，有可能发动中共党内“政变”的头号危险人物当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六四血腥事件后被撤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胡启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等人，自然被视为赵紫阳的同伙。
相比之下，兵变比政变更为可怕，也更难预料和控制。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后不久，杨尚昆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1989年）6月4日这天早晨，天安门广场如果有一个班出问题，都不得了。但是我们的军队坚决捍卫党，这个班是没有的。”【注释1】
历史学者、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吴仁华从“党军”的角度分析六四事件的军事部署。（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前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女婿、前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的刘亚洲中将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当年在担任武汉军区空军政治委员的时候，曾在一次题为《道德与信念》的内部报告中以总结经验教训的口吻说，北京军区的部队不可靠，因为长期驻防京畿地带，消息灵通，了解北京的学生运动情况，普遍同情学生，执行戒严令当然不力。幸亏邓小平“英明”，除了调动北京军区的部队之外，还调动了大量其他军区的部队进京，要不非出大问题不可。
大量资料证明，邓小平、杨尚昆确实对解放军戒严部队做了精心的调度安排，从中可以发现刘亚洲所说的邓小平的“英明”之处，即调动多个军区的部队进京，相互监督制衡，彼此难以串联，避免发生兵变事件。
邓小平、杨尚昆周密的部署，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对付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声援学生的北京民众。（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中国共产党历来将“党指挥枪”作为最重要的建军原则，解放军长期处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是名副其实的“党军”。尽管如此，在1989年的学生运动普遍受到社会各界支持的情况下，邓小平、杨尚昆对这支“党的军队”仍不放心，因此对有关解放军戒严部队调度的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了精心的考虑，做了周密安排。例如：1989年6月3日，在解放军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挺进的时候，安排了解放军中四个最尖锐的、不属于同一个军区的主力军——陆军第38集团军、陆军第39集团军、陆军第54集团军和空降兵第15军担任主攻任务。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两条主要路线向天安门广场开进的部队，也都是各为两个以上的集团军。在1989年6月4日凌晨实施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的时候，也是同时使用了陆军第38集团军、陆军第54集团军、空降兵第15军等多支部队，此外，安排陆军第24集团军、陆军第27集团军、陆军第39集团军、陆军第63集团军、陆军第65集团军、炮兵第14师等部队担任警戒任务，并由陆军第27集团军的一个“特缉分队”负责捣毁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的任务。
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中，陆军第38集团军和空降兵第15军虽然扮演主要角色，但也不被充分信任，在他们抵达天安门广场之前，事先已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中国公安部机关大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安排了多个集团军，早已对天安门广场形成了严密的包围圈。在这个包围圈的周边，还部署了空军部队和炮兵部队。空军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北京戒严行动，但也奉命进入战备状态，北京区域内的南苑军用机场、西郊军用机场、沙河军用机场、三间房军用机场，全都成了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营。北京军区的炮兵部队作为预备队，也早已进入战备状态，除了炮兵第14师奉命紧急进入北京城，炮兵第16师、高射炮兵第61师、高射炮兵第67师、高射炮兵第68师都在驻地随时待命。
提前进驻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待命的部队，也是多个集团军，包括陆军第27集团军和陆军第65集团军，外加陆军第63集团军的一个师。提前进驻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公安部机关大院的部队，包括了陆军第24集团军。
作为第一主力部队的陆军第38集团军，在沿着主要路线西长安街向天安门广场进军时，如同被“请君入瓮”，不仅前面已经预设了一个包围圈，连后路都已经被封死，陆军第63集团军的一个师紧随其后，实际上起着“督战队”的作用。
1989年6月3日至6月4日夜间，共军向人群开火，并用坦克强行封锁了最后几道防线。（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这种精心而周密的部署，使得整个围绕天安门广场所进行的进军过程以及随后的清场行动，看上去更像是邓小平、杨尚昆一场小心谨慎的对各解放军部队忠诚度的测试。如果当时陆军第38集团军部队接受一些学生和民众的呼吁，阵前倒戈，与坚守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胜利会师”的话，将立即在邓小平、杨尚昆预设的包围圈内遭到其他部队的围剿。
同样的，任何一支解放军戒严部队如果轻举妄动，发动“兵变”，也将遭到其他部队的围剿。除非有足够的部队事先达成共识，同时行动，但这对于遭到严密控制的“党军”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何况当时集聚北京的逾二十万部队来自于不同的军区。因此，陆军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也好，陆军第39集团军步兵第116师师长许峰也罢，这些良知未泯的军人，只能尽自己的努力，以各种消极的方式进行抵制，很难有进一步的积极行动。
【注释1】见于《深刻理解我军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快又好地发展》一文，作者：国防大学军队建设研究所所长刘明福，刊载于宜春国防教育网。
补记：1989年6月4日凌晨，戒严部队采用血腥手段初步完成了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但10多万部队拥挤在天安门广场一带，连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东、西长安街都未能控制。局势的不明朗和部队情况的混乱，让邓小平、杨尚昆等决策者深感不安，紧急命令南京军区的陆军第12集团军，携带重装备武器，于当天空运进京，驻扎在南苑机场，作为进京戒严部队的总督战队。陆军第12集团军是邓小平的嫡系部队，在国共内战时期隶属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详情见拙作《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