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六四前夕天安门广场，学生把冰糕递给军人(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看中国2025年6月3日讯】六四前夕看到戴晴接受记者陈小平访问的录像，谈她的旧作修订版《邓小平在一九八九》。戴晴在访问中提到她亲身经历的几件事，一是陪台湾天下杂志出版人殷允芃去见国台办主任汪锋，汪锋提到，邓小平准备将“四项坚持”从宪法中拿下，放到党章中去。
另一件事是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在与知识界会见中说，报纸的内容由总编辑决定。三是北京百万巿民大游行时，部队军官与游行组织者协议，游行队伍不进天安门，解放军便不干涉，结果游行果然沿长安街走，到东单解散，双方相安无事。
戴晴的意思是，当时改革正到了关键时刻，只要民间配合，学生回校，党内改革派有机会再往前走几步。而百万巿民大游行与解放军达成妥协，应该是一种有利的官民互动的方式。
这些当然都是事实，但问题不在于一时一事如何衍化，而在于当时的时势，中共与民众的政治角力，已经去到一个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了，不是谁让步的问题，是谁让步都不会有好结果的问题——民间让步是给中共机会用软刀子杀人，官方让步是酝酿全国大动乱。
学生初期的集结是请愿，希望为胡耀邦讨一个说法；四二七社论后，学运被定性为动乱，学生的行动也升级，变成示威，要求政治改革；后来中共调军队进城，学生便开始绝食。
整个学运在两条线上展开，一条在广场，一条在党内，两条线有交叉，但以各自的内在规律运行，社会层面的斗争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交织在一起。
老邓的改革是为了救党，而不是救国。要改革就要对外开放，对内松绑，开放松绑的结果就是自由化，自由化的结果就是动摇中共的专制统治，这是时势发展的必然。老邓在改革不久后就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先见之明便是将改革关在中共政权的笼子里，不动摇中共统治，怎么做都可以，动摇中共统治，怎么做都不可以。
随着改革的发展，民间的政治诉求上升，胡耀邦主张回应民间诉求，解放生产力，但无形中鼓励了自由化，自由化又令党内保守派深恶痛绝。邓小平在改革派与保守派两极之间尽量维持平衡，直至八六年学生运动，中共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算是六四的预演。
到那时，老邓已基本上向保守派倾斜，再怎么改都不能动摇中共的专制统治，因此，胡耀邦下台是注定的，打压民间政治诉求也是注定的，以胡耀邦去世为契机，中共与社会上的改革风潮发生正面冲突，也是时势决定的。此所以老邓说，这次风潮迟早都会来。
当其时，邓小平也没有退路，北京学运已经波及全国各大城巿，各地的学生涌到北京，各地也爆发不同规模的示威游行，不将北京学运压下去，再拖延下去就是政权动摇的恶果。
老毛评价邓小平，说他是“钢铁公司”、“绵里藏针”，说他开会总是坐得很远，也不说话，证明老邓个子虽小，内在很强大，他可以很灵活，也可以很坚硬，一旦让他想明白的事，他必定义无反顾百折不回。老邓虽然讨厌保守派“阻头阻势”，但在党生死存亡之际，他不得不抛弃自己的爱将胡赵，而维持党的江山稳固。
从这个角度看，八九六四没有“见好就收”的问题，没有官方与民间妥协的余地。即使当时广场学生听劝，解散回校，也不会等来中共更大规模的开放，不会等来赵紫阳继续执政。因邓小平在党内保守派压力下，事后必定清算赵的政治局班子，赵仍旧要交权，江泽民仍会进京，改革的倒退仍不可避免。
学生们回校后，等局势稍微平静，中共必定展开政治追究，为首的学生领袖必然遭到清洗，大量学生被重新洗脑站队，回到党的革命路线上来。一场学运非但无疾而终，而且中国人的政治处境一样都会相当恶劣。所谓“见好就收”的结果，不会是官民的良性互动，而只是秋后算帐而已。
民众自发的政治运动，从来都不可能是理性客观的，在群众运动中，激进的思潮永远都占上风，谁拿理性出来，主张“见好就收”，就会被打成“投降派”。至于外人去规劝，也都会被视为当局的“说客”，无法让多数头脑发热的年轻人回心转意。
现在来反省六四，不是简单的成败的问题，因为“败”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有中共在，就不可能让民间的政治诉求得到成功。现在回顾六四，只能着重于六四代表的民族精神文化、六四的历史意义，以及六四对世界大局的正面影响。
邓小平异于常人之处，是他遭遇六四挫败后，没有放弃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他在南巡时威胁，谁不改革谁下台，使中共的政治路线又回到经济改革上来，三十年“闷声发大财”，以至有后来的经济高速成长。从这个角度看，邓小平确是中共的中兴之主，只是，他永远不可能成为民主中国的开山之主。
戴晴是杰出的调查记者和作家，笔耕不辍，作品相当成功，我在香港和她见过一面，可惜没有机会深谈。有朋友给了我这本《邓小平在一九八九》电子版，我拜读了吴国光教授的序，稍后定当拜读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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