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少奇到李克强 中共改变过吗 。（图片来源: 合成图 手绘插画）
按：赵紫阳在软禁中曾说：“我真正明白了，问题不在于哪个人主政，而在于这个制度本身。”而这个制度就是共产制度，它是最邪恶的。百年红潮一路杀，不仅是对外也包括对内的自己的人的清洗，从这一点来说：共产制度就是魔鬼的化身，其本质是嗜血的。
赵紫阳的那句反思，是对后人发出的沉痛警告：不要再相信改良可以拯救一个根本恶的体制；因为魔鬼不可能改造，只能终结。请记住中共没有资格给谁平反，只能是解体和清算！
从刘少奇到李克强中共真的改变过吗？
2023年10月27日，年仅68岁的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突发心脏病去世，消息震惊海内外。就在他退休仅数月之际，“突然死亡”，没有任何征兆，甚至连一张最后的公开照片都未公布，顿时引发各界质疑。一位曾在中共体制内担任总理十年之久的高级官员，竟然落得如此结局，不禁令人联想到另一位曾在中共历史上位高权重、却被惨烈清洗的领导人——刘少奇。
刘少奇之死与李克强之死之间，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但它们所折射出的，却是同一个体制内部不曾改变的铁律：权力斗争冷酷无情，体制内人身难保，背离核心意志者终遭抛弃或“清除”。
刘少奇 从国家主席到“叛徒内奸工贼”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罪名被批斗。他被剥夺一切职务，囚禁、毒打、辱骂、无药医治，最终在1969年惨死于河南开封的一间小屋，死后尸体草草火化，不许家属吊唁，不许报导。刘少奇的一生，可谓“功高震主”，却因与毛泽东政见不合，在整风、反右、大跃进等问题上持保守甚至批评态度，终于在“党内路线斗争”的名义下被打入地狱。
刘少奇的沉冤与清洗政治信仰不能超越“党性”
刘少奇曾是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早在延安时期即以严谨的组织纪律和务实的经济管理见长。1956年中共八大后，刘逐渐成为党内实质上的“务实派”代表，主张依靠制度化来治理国家，纠正“左”倾错误。
但到了“大跃进”造成千万人饿死的国难之际，刘少奇提出“实事求是”的方针，试图纠正毛的极端政策。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罕见地提出“不要搞浮夸风，要讲真话”，被广泛视为对毛的间接批评。
然而，这种“改革”注定无法与毛的个人崇拜体系共存。文革爆发后，刘被冠以“党内最大走资派”罪名，遭公开批斗、监禁、虐待，直至1969年含冤死于河南开封。遗体火化时，竟以“刘卫黄”的化名登记，避免留痕。
刘的悲剧清楚地表明，在一个党权压倒一切的体制内，即便位居国家副主席，也无法保护一个追求实际治理改革的官员。党性高于一切，连国家主席都不能例外。
1978年，刘少奇被“平反”，但一切只是政治需要的一笔翻案账，替他恢复名誉，并未改变制度的根本所谓的平凡不过是为中共续命的一种方式而已。
李克强总理十年权力日益被边缘
李克强在2013年至2023年担任国务院总理，在经济层面上力主“市场化”、“简政放权”，曾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李克强指数”等概念，一度被外界寄予希望。然而，他的权力空间始终受到习近平的明显限制。从疫情爆发初期的信息封锁，到2020年两会闭幕后那句“6亿人月收入不足千元”的实话实说，都触动了中共刻意维持的“盛世”叙事，引起高层不满。
到其任期结束，李克强不仅未能留下像样的政策遗产，甚至连退场都显得异常寂寞——没有“荣休讲话”，没有公开告别，只是悄无声息地淡出人们视野。讽刺的是，他去世后，新华社通报短短数语，连“沉痛哀悼”都未提及。北京方面对他的追悼几乎为零，民间却自发悼念，说明他虽未得体制垂怜，却得民间几许同情。
体制的铁律核心一尊功成则弃
从刘少奇到李克强，这种“先用后弃”“阳奉阴违”的体制模式一以贯之：中共讲究集体领导是假，个人独裁是真；只要触动了最高领导人的“路线”或“面子”，再高的官员也可能顷刻之间从云端跌入尘埃。所谓“党内民主”，在关键时刻不过是一场幻影。
李克强之死，有官方说是“自然死亡”，但就连普通民众也会发出质疑：一个身边配有全天候医疗保障的前总理，怎会因突发心脏病而来不及抢救？为什么政府公布的死讯措辞冷淡，连基本的死因报告都不详？为什么全国媒体集体噤声，悼念活动被删、被控？这背后不禁令人感叹，中共体制之下，即便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权力斗争中也不过是可被牺牲的棋子。
改革派为何总是悲剧收场？
从刘少奇、胡耀邦、赵紫阳，到李克强与更早的温家宝，中共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改革派人物，无一能全身而退。这并非个体智慧或政治技巧的失误，而是制度设计使然。
中共的权力架构建立在党内“最高意志”的基础上，缺乏制度性问责机制与独立司法，致使一切改革都须在“维护党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当改革动摇了权力基础或挑战了意识形态时，即便出自忠诚与善意，也会遭到无情反噬。
海外媒体如《华尔街日报》在李克强去世后评论道：“在中共这架无情的政治机器中，李克强是少数还试图传递人性温度的角色。”德国之声则指出：“中国改革派总是被系统吞噬，而不是被系统接纳。”
这些评论道出了制度的冰冷与个体的无力。在这个体制下，真正有改革意志的官员，注定不是历史的主角，而是注脚、牺牲品、禁忌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