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迄今仍被关押的黎智英于2020年12月12日被戴镣铐送上警车的画面。(图片来源：PETER PARKS/AFP/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5年7月4日讯】（看中国记者卢乙欣综合报导）港府建议修订《监狱规则》，赋权惩教署针对在囚人士、候审在囚人士施加限制，收紧探访及会见法律代表等安排，以加强维护国家安全、监狱保安。当局又建议废除目前准许候审人士穿着私人服饰，以及自备或是收受食物（俗称“私饭”）之规定。在囚人士支援平台“候鸟”干事Brandon告诉《光传媒》，“在囚支援”被当局视为“煽动行为”，而禁“私饭”则明显是不想候审中的政治犯“过得咁好”。
根据保安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过去曾经发生有人“滥用探访机制”，以“人道支援”为名来进行探访，实际上却是以“软性手段影响在囚人士”，意图煽惑这些在囚人士对抗惩教署的监管、引发他们对中央与特区政府的憎恨，甚至导致他们重回社会之后，成为潜在的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风险。
当局建议，惩教署可就某探访施加限制或是禁止探访，明确订定探访的“法定目的”，必须为协助相关在囚人士改过自新，或者为其重新投入社会作准备，惩教署也有权拒绝任何不符合法定目的探访。
对此，“候鸟”干事Brandon指出，现时探监及进行在囚人士支援的组织或者个人，一般是提供物资、陪伴在囚人士或写信，“完全不会有政治计划或政府所讲的煽动行为”。并强调所有在囚支援行为均是和平、合法，“不了解当局指‘煽动’的理据是什么，我们也无法猜测任何目的”。
Brandon感慨，修例消息令许多人感到“无奈”，政府显然将“在囚支援”标签为“煽动行为”，“其实支援在囚人士只是希望他们日后能顺利重投社会”。并反问，怎么会有人以此煽动在囚人士憎恨政府，以及在出狱后做出煽动行为，况且“本身惩教对于探监和寄入的信件，已有相当严密的监控”。
据Brandon观察，惩教署近年来留意到有不少人关心在囚政治犯，或许是认为他们福利太好，这才做出一些针对行动，让外面的朋友减少对这些在囚人士的关心。
Brandon指出，过去署方曾采取不同方式让在囚人士减少接触外界的机会，包括寄入监狱的信会无端“消失”，又或者因为遭受署方职员施压，进一步的将朋友从探监名单中移除。这次只是明确修例，订明探访的“法定目的”，赋予署方拥有更大权力拒绝某些探访。
此外，局方也提及过去曾有在囚人士在法律探访期间，把未经授权的物品交给其法律顾问，从监狱携带出去，法律探访制度存在“被滥用风险”。
据此，局方建议修例，赋权裁判官因应惩教署人员所提出的申请，在特定的情况下发出手令授权惩教署向在囚人士（包含候审在囚人士）施加限制，也就是说，该名在囚人士不得于手令所指明的期间，跟指明的个别法律代表（包含律师、大律师、协助律师或者大律师的人士）或者相关律师行的任何其他法律代表，有着任何形式的联系，例如会晤、通讯等，但该名在囚人士仍可以咨询自己所选择的其他法律代表。
此外，虽然目前容许候审在囚人士可以穿着私人衣服，以及有自备“私饭”的条文，但当局建议废除。文件指出，穿着私人衣服容易产生未经过授权物品被引入监狱的保安风险，也可能引起候审在囚人士之间以“特定式样的私人衣物作炫耀，或作政治表态，或组织势力，对惩教院所的纪律及秩序构成威胁”。
文件还指，现行“私饭”做法源自于英国相关法例，局方则认为“私饭”容易成为在囚人士私相授受的工具，过去也曾因此引发争执打斗，例如2018至2024年期间，共计逾300宗候审在囚人士因“私饭”引发违纪事件，“利用‘私饭’在监狱中组织势力，挑战惩教署的管治，损害监狱的保安、秩序和纪律”。当局指出，考虑到时移世易，惩教院所的膳食安排已经相当完善，相关条文应该废除。
Brandon分析，近年政治犯的比例上升，成为当局针对目标，因为他们有较多的亲友关心，亲友希望他们还押期间能吃得好一点，但局方显然不想让政治犯过得这样好，因此要收紧条例；现时大部分政治案件已经审结，因此对于候审在囚人士自备“私饭”的修例，影响不算大。
不过，Brandon指出，“私饭”的重要性除了“食好少少”，更是候审人士的“精神支柱”。他进一步说明，因为等审讯期间心情忐忑，可以吃“私饭”是精神上的支持，代表有朋友在支持自己，请你食饭”。
针对局方指过去6年有逾300件因“私饭”引发的违纪事件，他对这个数字表示怀疑，“事件是否上升到‘违纪’层面，很多时都取决于惩教的处理，有些时候或会底下处理，但若针对某些人，可以捉得好严，数字就可以很高”。
Brandon质疑，禁止“私饭”对减少违纪事件是否真的有效，“例如有人将‘私饭’的餸菜转售图利，这样是违纪，但狱中亦有大量可转售的物品，为何偏偏针对‘私饭’？难道没有‘私饭’就不会发生转售图利的违纪行为？”
毕业于中文大学政政系（政治与行政学系）的Brandon，曾担任过学生会干事、学联代表、议员助理，也参与过反国教、码头工潮及雨伞运动等。身为“候鸟”一员的他，宁愿不支薪撑着提供服务，坚守着难以发达的在囚支援组织。
随着环境变化，处境更为艰困，且随着案件陆续审结或判刑，“候鸟”的支援角色逐渐淡退，但Brandon仍强调，“不可抗力无法估量，亦不知道服务可以维持多久，只希望手足仍然有需要时，财政上、无形压力上，仍然顶得到。”此番坚持令人动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