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宋彬彬为毛泽东戴上绣着“红卫兵”三字绣章。（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宋任穷的三女儿宋珍珍，目前居住在旧金山。她在接受彭博社记者采访时说：“我恨死文革了。”宋珍珍为什么说她恨死文革了？这可能与她的父亲宋任穷文革时被打成“东北地区头号走资派”，她一家人在文革中蒙难有直接关系。
中共上将宋任穷，是文革结束后的中共“八老”之一，当过七机部部长、中组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宋任穷的八个子女，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媳、一个孙子居住在美国。其中三个女儿是美国公民，分别是二女儿宋彬彬，三女儿宋珍珍，小女儿宋昭昭；四女儿宋云扬也定居美国，是否为美国公民，不清楚。
宋任穷的大儿子宋克荒，早已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绿卡），在美国加州欧文市有一个价值95万美元的房产，宋克荒的妻子、儿子也都是美国公民。
宋任穷的三女儿宋珍珍，目前居住在旧金山。她在接受彭博社记者采访时说：“我恨死文革了。”
宋珍珍为什么说她恨死文革了？这可能与她的父亲宋任穷文革时被打成“东北地区头号走资派”，她一家人在文革中蒙难有直接关系。
宋任穷和大女儿宋勤。（图片来源： 网络图片）
宋任穷怎么成了“东北最大走资派”？
宋任穷早年就跟着毛泽东干革命。中共建政后，当过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中组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1960年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在东北工作了8年。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发。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打倒中共第二号人物、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
毛认为，刘邓不听他的话，是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总代表，刘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夺他们的权。毛还认为，刘邓在地方上也有一批代理人，也要把他们打倒。
当时，宋任穷是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被认为是刘邓在东北的代理人，因此也在打倒之列。
毛在中央打倒刘邓之后，从1967年1月起，在全国各地掀起夺权风暴。宋任穷就在1967年8月被夺了权。
1967年8月13日，辽宁省造反派发表《打倒三反分子宋任穷》一文，列举了宋任穷“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七大罪状。
其中谈到，宋任穷对广大群众热爱毛主席，高呼“毛主席万岁”很反感。1961年1月，宋在一次会上说：“虽然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但是人总不能老活着，这是自然规律嘛！”
1963年12月，毛指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对毛的这一“最高指示”，宋一直没有传达，直到1965年1月，宋还讲：“东北地区的文艺工作成绩有‘三很：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有了很大进步。”
1962年初，毛说：“形势大好，不能把形势发展看得漆黑一片”。刘少奇却说：“不能说形势是大好，是大不好。”宋紧跟刘，在1962年5月也跳出来说：“市场困难在全东北地区都没有过关”，“农业的恢复，东北要三年到四年”等。
在农业方面，刘少奇鼓吹“三自一包”，宋也极力鼓吹“三自一包”，提倡“发展私有经济”。
文章最后写道：“宋任穷是地地道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混进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坚决打倒宋任穷！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文革初期，宋任穷对文革“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一次又一次检讨，总也过不了关。
直到1968年1月，宋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书面检讨，承认自己“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实地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给东北地区尤其是沈阳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并表示“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请罪，向沈阳驻军广大指战员请罪”，才算勉强过关。
当时，毛泽东派他的侄子毛远新在辽宁夺权，主持筹备辽宁省革委会。毛远新在“打倒宋任穷大会的讲话”中说：“对宋任穷，对他推行的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要掀起大批判的高潮，把他批倒批臭”。
1967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停止东北局工作的决定。宋任穷从此“靠边站”，接受审查和批斗。
宋任穷文革爆发后停职挨整长达10年
1967年，中共中央将几个大区和省市一些靠边站的领导集中到北京的京西宾馆，在这里“学习”、“受教育”、接受专案审查。
宋任穷被安排在六楼东头的套间。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唆使下，东北造反派经常把宋拉到西苑饭店批斗。批斗会上，左右两个造反派把他的胳膊使劲往后扳，把他的⾝体向下压得很低。这就是当时盛行的所谓坐“喷气式”。宋每次批斗回去后混⾝疼痛，躺下就起不来。
有⼀次，宋被拉到西苑饭店的院⼦里游街，被⽤“喷气式”的姿势推着⾛，几乎是在地上爬。
1967年8月21日，造反派不顾警卫阻拦，跑到京西宾馆抓宋。他们从一楼冲到六楼，把宋拖到阳台上，准备用绳子将他从阳台吊下去，强行抢走。幸亏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指挥的警卫及时赶到，将宋从造反派手中夺回，他才幸免于难。
1968年4⽉，宋任穷等人被转移到总参海运仓招待所。宋在这里接受专案审查一年多。宋的夫人钟月林和他们的孩⼦被强行送回沈阳。在沈阳，钟月林成了宋的替罪羊，代替他挨批斗，她被批为“东北头号⾛资派的臭婆娘”，受尽了屈辱。有时，他们的儿⼦也被拉去游斗。
到了1969年8月，宋任穷突然被从北京“下放”到辽宁省“二五”农场喂猪，农忙时帮助收庄稼。同时，在专案组监视下，没完没了写交代材料，还时不时地被拉到沈阳、阜新、朝阳、凌源等地批斗。当时整理的材料说，宋有100多条罪状。
在“二五”农场的近4年里，宋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体重下降到不足90斤，腹部疼痛，不压一点东西不能入睡。1973年初，宋的三个孩子联名给中共总理周恩来写信，请求让他们的父亲到北京治病。同年4月，宋获准到北京治病。
但是，到了1973年9月，宋突然接到中共政治局的命令，要他立即从北京医院出院，直接上火车站返回辽宁。他不得不再次回到辽宁省“二五”农场。
1973年12月，在宋的夫人一再要求下，宋获准从“二五”农场搬到附近有一个卫生院的⾼家农场。当时，他整天感到头昏，⼈总是晕晕糊糊的。农场⼀位医生给他量血压，结果是：⾼压220~230，低压157，属于严重高血压。但上面不许他住院治疗，只能吃药缓解。
1973年12月邓小平复出工作后，一批文革初被打倒的老干部陆续被“解放”。1974年9⽉，在邓的过问下，宋回到北京，住进中组部招待所，算是“解放”了，但没有安排工作。
直到1976年10月6日，毛的妻子江青、侄儿毛远新等被抓捕，宋的人生才迎来真正的转机。
1977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宋担任七机部部长，虽然他在文革中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总算出来工作了。
宋任穷的子女在文革中
文革开始时，宋任穷的小女儿宋昭昭才11岁。她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大哥宋克荒，跟其他高干子女一样，也卷入文革风暴之中。
1967年1月7日，宋克荒与中共元老陈云之子陈元，物质部副部长阎韫之子阎淮，在清华大学大礼堂门口，贴了一张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发动文革的最高指挥所。毛的妻子江青，虽然名义上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却是实际的“一把手”。宋克荒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对江青，反对毛主席，这还得了。从此，宋克荒被批成“反革命”，受到大会批、小会斗。
1968年的一天，宋克荒突闯到阎淮家，说，因父母被关，他被追捕，逃回北京。到七机部投奔大姐宋勤，宋勤被管制，无处可去，只好找你了。宋在阎家住了一个多月，后投奔当时一个还没有被打倒的将军，躲过一劫。
宋任穷的二女儿宋彬彬，文革时一度成了一个大名人。在她身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1966年8月5日，宋彬彬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活活打死。当时她是北师大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的副主席，被认为对卞仲耘之死负有责任。二是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她亲手给毛戴上“红卫兵”袖章。毛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回答说：宋彬彬。毛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说：“要武嘛”。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一篇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从此，宋彬彬以“宋要武”之名闻名全中国。
在文革初期的狂热过后，1968年4月，宋彬彬和他的母亲被押到沈阳软禁。
1969年初春，宋彬彬从沈阳逃到内蒙锡林郭勒盟牧区，找到当年从北京下放到这里插队的同学。经过一番波折后，她也在这里插队劳动。1972年春，在牧民老乡和大队公社领导推荐下，宋彬彬被一所大学接收，后又因谣传被退掉。最后是负责锡盟招生的一位老师顶住压力录取了她，她才得进入长春地质学院学习。
此后，她不提过去，不提家庭背景，远离外界喧嚣，埋头学习和工作，过上低调、平静的生活。
宋彬彬晚年对中学副校长卞仲耘之死公开表示忏悔，引起社会争论。（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宋任穷的三女儿宋珍珍，因为文革，没有上高中，就被下放到江西于都的一个农场插队。后来，她设法进了福州一所大学，并从那里毕业。再后来，她继续到北京求学，学习计算机以及卫星图像处理。
文革中从上到下都讲假话，互相告发，人人自危，给宋珍珍留下永难磨灭的印象。若干年后，她回忆说：“（文革时）所有人都是骗子，你不能相信任何人。你说了什么话有人转身就去告发。”
宋任穷的小女儿宋昭昭，文革中父母被打倒后，她也随父母“下放”到“二五”农场、高家农场，在农场前后呆了近五年。父亲喂猪、收庄稼、写交代、挨批斗、受监视、患重病、受歧视，她都耳闻目见。
结语
十年文革，十年浩劫，给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
大陆作家秦牧曾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宋任穷一家人在文革中的遭遇，是当时被打倒的许多中共老干部家庭的一个缩影。
宋珍珍亲历文革浩劫大难之后，在普通民众都享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的美国，过上了和平、宁静、富足的生活。两相对比，她说“我恨死文革了”，完全在情在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