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尧舜故事，王安石真正要表达的是让神宗远离“小人”。（图片来源：故国神游）
宋神宗登基时，大宋已经开国百年。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大宋朝一直遵循着祖宗之成法，谨慎守护着祖宗之基业。不过，宋神宗登基之后，他不甘做一个守成之君，对内他希望一革时弊，对外，他志在开疆拓边。而大宋也因为神宗时代的到来，开启了一场前途未卜的百年未有之变局。
宋神宗在登基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在访求治道，探讨变革之路。而他求治求变之重点则在理财，在富国，在备边，在强兵。当时的元老众臣们多数都是从仁宗朝过来的，仁宗朝时，发生过两件大事，一件是宋夏战争，一件是庆历新政。这两件大事对这些元老众臣们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当年宋夏交兵时，朝臣们有主战的，有主和的，有冒进的，有妥协的，但是经过这二十几年的时间的沈淀后，他们在边事问题上越发的趋同一致，颇有些“谈兵色变”。此中原因，倒并不见得是一些人想当然的“软弱”“懦弱”之类，而是出于更多角度的权衡取舍，所以在边事方面渐达此种共识与态度，并且他们也提出了对宋神宗的期许，希望这位官家“二十年未可言用兵”。
至于庆历新政，这些元老众臣们当年也都是亲历者。当时他们就看到，有时候一个看起来很好的制度，真正到了执行阶段，到了实操层面的时候，才会发现有种种之前意想不到的，或者即使想到也无法解决的问题出现。所以经此一事，老臣们在政治方略上，越发趋近于保守，谨慎。那这就与宋神宗的锐意有为，积极进取大为不同。所以，宋神宗虽然踌躇满志，但是当他放眼朝堂的时候，却发现找不到一个志同道和的人。而就在这个时侯，王安石走进了宋神宗的视线。
宋神宗登基时，王安石并不在朝中，他还在仁宗朝的时候，就因母亲去世，居丧守孝去了。之后，贯穿英宗一朝都没有再回到朝廷。不过王安石人虽然不在朝中，却声名远播。原因是他在仁宗朝时屡次辞官，宋朝士大夫以名节相尚，王安石辞官的举动就使他成了淡泊名利，志向高洁的现实典范。
在王安石的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述：“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
馆阁之职乃是清切之要职，对于这样的美差，士大夫都是求之不得，王安石却避之不及。于是王安石在士大夫心目中的形象立时高大了起来，以至于若是未见过王安石本人，简直成了人生之恨事。最后，连朝廷也受到了影响，每每想要给王安石委以美差，唯恐他不接受。
还有一段记载，也非常生动：“明年，同修起居注，辞之累日。合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乃受。”
讲的是王安石在仁宗朝时被任命修起居住的经过。任命下来后，王安石“辞之累日”。于是阁门吏，也就是朝廷派来传话的人，相当于办事员，拿着任命他修起居注的敕书，上门来摧促他接受任命。王安石还是“拒不受”。这办事员也很有意思，不管你接受不接受，他就冲着王安石行礼，反正是礼毕事成。王安石见状就躲，一个躲一个追。最后王安石居然躲到厕所里去了。办事员一看，灵机一动，干脆把敕书往桌案上一放，走人了，就算交差了事。王安石突然反应过来，从厕所里狂奔而出，追上办事员，硬是把敕书塞还给他。事后，他又连续上章八九次，表示辞谢。不过，这次朝廷也是下定了决心，就是不批准，磨了好久，最后王安石才同意去修起居住了。所以听完这个故事，我们就比较能够理解，为什么“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你要想给王安石加个官，升个职，实在是太累了。
于是神宗即位后，就起用王安石，数月后，又升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不过，宋神宗与王安石的真正见面，则是又过了几个月之后，熙宁元年的四月，宋神宗诏王安石“越次入对”，君臣二人有了第一次谈话。
宋神宗上来直奔主题，问为治之道何以为先。王安石答，择术为始。这一开局就不大一样。在王安石之前，宋神宗见过的大臣都是坐而论“道”的，惟有王安石，口不言道，以术为先。道与术有什么区别呢，道就是天道人道君道，讲的是大道理，而术则是具体的方法。“道”就像太阳，有至高的权威，且昭明而确然。“术”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所以王安石首提“择术”，虽然他还没有举出具体的施设方案，但这个答案已然与众不同。
接下来，宋神宗又问唐太宗这个皇帝做的如何。问题问的是唐太宗，题中之意是自己的理想，唐太宗是大有为之君，宋神宗也想做大有为之君。所以就从唐太宗问起。通常来讲，皇帝问了这样的问题，王安石就应当顺着这个问题，对唐太宗加以评品，借此以阐述自己的治国理念。而通过王安石的回答，宋神宗也就知道王安石的想法与自己心中的那个预设答案是相符还是相背的。但是王安石这个人，总是不按套路出牌，他没有就题作答，而是跑题发挥，完全不谈唐太宗，直接拔高到尧舜，让神宗向尧舜学习。也就是说，王安石的答案，与宋神宗心中的预设答案，既不相符，也不相背，而是超然其上，这一下宋神宗就有点懵了，他不知道王安石是真有此大志向，大期许，还是太迂阔，不着边儿。所以，君臣二人的第一次谈话有点像是一次摸底，神宗想了解王安石是否是那个能够辅佐自己成为大有为之君的贤臣。王安石也想了解神宗是否是那个能够信任自己让自己一展抱负的人主。显然，要达到这样的一种互信不是一次谈话就能解决的。
事实上，宋神宗见到王安石之后，虽然一上来就讨论治国之道，但真正行动起来是到了十个月之后的熙宁二年二月。也就是说，在中间十个月的时间里，其实宋神宗与王安石一直在进行着各种讨论，从而增进了解，达成了共识，并最终建立起了信任。特别是熙宁元年十月间的一次谈话，很说明问题。
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王安石给宋神宗拔高到尧舜，而十月的这次谈话中，宋神宗也给王安石拔高了一下，他说“唐太宗必得魏征，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意思是说，魏征，诸葛亮都是不世出之人才，得到他们的辅佐，君主才能大有为。那么，你王安石是这样的人才吗。结果王安石还是如上次一样，不接神宗的话，荡开一笔，直奔尧舜，好像唐太宗，刘备都段位太低，级别不够。王安石说：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禹来辅佐您。所谓皋、夔、稷、禹都是尧舜时的贤臣。王安石举此四人，以暗喻自己。又说天下之大，这样的人才一定是有的，如果没有，那一定是因为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把球又踢了回来，意思是您不用担心我的能力行不行，您要先问自己在择术，推诚上是否做到位了。当然从后来的故事看，我们知道，王安石所说的“择术”就是采用他的新法，“推诚”就是只采用了还不行，还要有一颗“精诚”之心，力排众议，坚持到底。王安石又说如果“择术未明，推诚未至”，就算有皋、夔、稷、禹这样的贤人来辅佐您，也会为小人所排挤。听到这儿，神宗不太同意，反问道，要说小人，何世无小人呢，就是尧舜在世，也有四凶这样的小人啊。
至此，两人的谈话进入到了一种“辩论”，而这正是王安石的特长，雄辩！所以神宗的话难不倒王安石，王安石说：尧舜时是有四凶，但尧舜能辨别君子小人，所以将四凶流放，而尧舜之所以为尧舜，正是因为他们能够辨别小人，远离小人。——其实，这才是王安石真正要表达的，他要借尧舜故事，让神宗远离“小人”，而他所谓的“小人”，倒未必真的是道德意义上的小人，而是指向那些政见不同的异议者。因为王安石已经预知到新法一旦出台，必然会遇到巨大的反对声音，特别是经历了仁宗朝的庆历新政后，王安石非常清楚如果没有天子一边倒的绝对支持，新法很难推行。他需要确定宋神宗对自己的支持度有多少，所以提出“择术”与“推诚”，可以说，这就是王安石向宋神宗提出的要求，开出的条件。
熙宁二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之职。可以说在变法的问题上，宋神宗已经拿出了充份的诚意，而接下来，王安石也要拿出他的经国之术了。正如我们这一集标题所云“神宗求变推诚至 安石经国择术先”。那么王安石的经国之术具体有哪些呢，效果又如何呢，这个问题我们下篇再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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