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安门广场（Getty Images）
（接上）
反人道
什么是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是关于人的哲学，张扬人性的自由和个体的尊重。人道主义关注个体命运，是对人的生命、人的生存和人的发展给予最大的关注的思想体系，是以人为最终目的的价值理想。人道主义关注的是全人类的福祉，全人类的命运。
人道主义站在人类历史和发展的大视野下，不仅致力于制止灾难，制止战争，保卫和平；而且致力于建立一个良好的符合人道主义的政府。人道主义是自由、民主、人权和法制的基石。
人类生活方式随着现代文化的发展而越来越趋于人性化，越来越丰富多彩；然而，极权主义之下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却越来越监狱化、囚徒化、病态化、窒息化。
极权主义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造成了全面的人道灾难。为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目的，以国家机器为武器，通过实施暴力，置本国公民于恐怖之中。从大饥荒，大屠杀，红色恐怖，到政治杀戮，都属国家恐怖主义行为。极权主义之下的人道灾难，罄竹难书，那是一部部血泪史：
大饥荒，发生于1959～1961年间的大饥荒，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人道灾难。其主要成因并非天灾而是人祸，是中共一系列违反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反人道的愚蠢政策所致，比如人民公社，大跃进，超英赶美、大炼钢铁，除四害、统购统销，计划经济、浮夸风，这些制度性的社会运动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的生态环境和生产力，破坏了供需关系和分配。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认为饥饿死亡人数将近3000万，中国经济体制研究所所长陈一咨表示，该所秘密报告认为是4600万，中央党校余习广研究结果为5500万。美国独立学者丁抒认为至少是4000万。因此将大饥荒饿死人数定在3000～5000万
之间（取决于研究的时间跨度）较为可信，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百倍以上。
此外，各地均发生人吃人事件，尤以四川、安徽、甘肃、山东、青海、贵州为甚。这是一出出饿殍遍地，易子相食，饥寒交迫的人间惨剧，它由中共一系列反人道的政策所造成。
中共的“特供体制”在大饥荒时代同时出笼，1960年，中共决定对向其高级干部提供食品特殊供应，鱼、肉、烟、酒、蛋、豆、糖，一样不缺。它夺的是千百万农民的救命粮。历史学家宋永毅先生指出，大饥荒的本质是中共对中国农民进行的一场“粮食战争”。
大屠杀：故意地杀害不具备防卫能力的人类的行为，称之为屠杀；较为严重且具有一定规模的屠杀行为，称之为大屠杀。大屠杀是国家公器最血腥的犯罪形式，它可以有以下这些类别：阶级灭绝，种族灭绝，宗教灭绝，思想灭绝，政治灭绝，和民众灭绝。
恐怖统治：为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目的，极权帝国以国家机器为武器，通过实施暴力，置本国公民于恐怖之中，这一行为又称之为国家恐怖主义，不仅仅是对政治反对派实行的政治清洗和镇压，而且是对全体公民实施的政治震慑。
红色恐怖：特指共产极权下的大规模镇压、处决和清洗政敌的行为。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实施的大屠杀，都是以政治清洗为目的的红色恐怖行为。
阶级灭绝：清除和杀戮阶级异己分子，或整体灭绝某一社会阶级，比如：土地改革运动，旨在消灭中国农村地主和乡绅阶级，摧毁中国传统文明和道德。由于运动的暴力和血腥方式，将近2000万人受到打击。据费正清编撰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记载，被镇压的地主富农有200万。而其他学者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应有470万（日军南京大屠杀的15倍）。
三反五反运动，又称“打老虎运动”，是针对工商界的整肃运动，反击资本家对党的“猖狂进攻”，许多资本家和工商人士或被迫自杀，或被处决，或被折磨致死。
种族灭绝：清除和杀戮一个种族、族群、或国族；藏区骚乱，军事镇压造成8.7万人死亡。
“内人党”事件，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进行的政治清洗，近百万人受到牵连，罹难人数约2～10万，多为蒙古族。这是一起大血案，大冤案。
新疆再教育营，关押着将近一百万人，对维吾尔民族进行语言和文化清洗，破坏民族信仰，强制将孩童与父母分离，强迫实施绝育，被联合国人权组织指控为“种族灭绝”和“人口灭绝”。
极权帝国走向了种族帝国主义。
宗教灭绝：清除和杀戮所有宗教和宗教信徒。
对藏人，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同时也是宗教灭绝，即灭绝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拆教堂，封禁地下教会，抓捕传教士，是为了在中国灭绝基督教；砸庙宇，砸道观，强制和尚和尼姑学习习近平著作，将党支部建立在佛寺，灭绝了佛教。
新时代社会主义特色理论被作为一种新宗教在中华大地传播。政治灭绝：清除和杀戮政治异见者和政治反对派；中共为巩固政权，肃清敌对势力，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这些运动充满着迫害、监禁和杀戮，比如：
镇压反革命运动，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报告显示：共抓捕了260万人，镇压了157.6万人，处决了87.3万人；而民间学者估计远高于此。
肃反运动，全称“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有超过10万人被俘，5.3万人非正常死亡。
反右运动，据官方数据显示，有55万人遭受迫害，他们被戴上“反党”的帽子，或被改造和关押，或被折磨致死，或含冤自杀，或被处决。
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整肃扩大化，几百万人遭到迫害，整死了大约10万人。
政治清洗，近有外交部长秦刚和国防部长李尚福被清洗，前总理李克强“被心肌梗死”，还有什么周永康、薄熙来、孙立军等被清洗，远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诸如彭德怀和超过300万敢于批评“三面红旗”运动的党员干部遭到批判，导致大饥荒的进一步深化，更多的人被饿死。
不论他们究竟是政敌，是阴谋家，还是改革者，一旦对在位的权力构成威胁，便将其收监或迫害至死。
民众灭绝（整体灭绝）：一个国家对国民进行的广泛的灭绝行为，是针对民众整体的杀戮。
四清运动，一共肃整了532万人，其中7.8万人被整死，逼死。
文化大革命，大约一亿人受到迫害，至少172万至2000万人非正常死亡。发生在各地的大屠杀，较为严重的有：
“广西文革大屠杀”，不仅把专政对象杀死，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罹难人数达10～15万；
“广东文革大屠杀”，包括阳江大屠杀和儋县大屠杀，罹难人数约4600；
“湖南文革大屠杀”，包括道县大屠杀和邵阳县大屠杀，罹难人数约1万多；
“江西文革大屠杀”，包括发生在瑞金、兴国和于都县的大屠杀，罹难人数约1000人；
“云南文革大屠杀”，包括滇西挺进纵队案、赵健民特务案和沙甸事件，罹难人数约8800人；
“四川文革大屠杀”，包括万州和涪陵事件，罹难人数约693人。文化大革命集阶级灭绝、种族灭绝、政治灭绝、思想灭绝、宗教灭绝和民众灭绝之大成。
六四大屠杀，1989年6月4日发生在北京由中国政府调动野战部队对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使用坦克和机枪扫射的行为完全符合上述关于“大屠杀”的定义，尤其是“民众灭绝”的定义。六四是一场明火执仗地大规模杀戮行为，中共把枪口直接对准了人民，这是中国政府动用国家机器犯下的反人类罪。
这些记录在案的六四伤亡者们所遭受到的杀戮惨不忍睹，比如：赖安民，半边脸被炸飞；方政，双腿被坦克碾压；田道民，被坦克直接碾死；南化通，胸腔被炸烂；龚纪芳，女，遭受毒瓦斯攻击后昏迷，肺部糜烂而亡；罗维，腹部中两弹，一为达姆弹，在腹腔炸开，伤及肝、肾、胆、胃和消化道，死于肾衰竭；……苍天有眼，也会为之哭泣。
由中国政府主导的屠杀事件的频度是惊人的，这些血腥暴力具有历史的惯性，每隔三五年就要再来一次。这一系列的大屠杀和血腥暴力都是有预谋的国家机器犯罪行为和国家公权犯罪行为，大规模肃整、抓捕、关监和屠杀民众，行为之野蛮、之残暴、之毫无人性，举世罕见。
这一系列的大屠杀和血腥暴力都得到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正是这个制度提供了杀人机器，提供了积极参与和实施屠杀的军人、警察、国安，特务、提供了监狱，这些屠杀当属于制度性的大屠杀。
这一系列的大屠杀和血腥暴力都是以“革命的名义”，以“政治正确”的名义进行的。正是这些名义所形成的巨大的舆论场，推动着屠杀向前。因此这些屠杀又可谓之以意识形态杀人的大屠杀。
发生在中国的大屠杀，都带有明显的法西斯特征，全部都是（1）政府行为，国家公器犯罪；（2）和平时期，动用现役军人和机枪坦克；（3）全面杀戮，涵盖几乎所有的人类灭绝类别：阶级杀戮、种族杀戮、宗教杀戮、政治杀戮和整体民众杀戮；（4）被杀对象手无寸铁，毫无防卫能力。这些特点足以构成大屠杀罪和反人类罪，足以将中国政府告上国际法庭。
新冠疫情，这是发生于二十一世纪的迄今为止最大的人道灾难。
从新冠疫情发生的地缘看，沿着扩散轨迹逆向朔源，可以看到疫情初期，扩散到全世界的新冠均源自中国；从疫情发生的时间点来看，疫情也是首先发生在中国武汉。至于病毒究竟是源于武汉海鲜市场，还是武汉病毒研究所，都改变不了这样一个命题，即新冠病毒源自中国。中国政府对这样一场巨大的人道灾难负有责任，是中共漠视生命的本质使然。
由于中共隐瞒了病毒的发源，传播和扩散，据《柳叶刀》刊文估计，造成全世界大约1800万人死亡（中国除外）。世界卫生组织的
死亡估计是1490万。防疫科学被政治利益所裹挟，是导致疫情失控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新冠病毒的蔓延，中共难辞其咎。中共对那些死去的亡灵至少负有过失杀人罪，甚至故意杀人罪。各国政治家中认为极权中国将疫情向全世界传播的罪恶已构成战争行为的不乏其人。
动态清零，是中共控制疫情的对内政策，其在全国酿成的人道灾难触目惊心。私人生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践踏得如此彻底。疫情远远没有清零，腐败没有清零，贪婪没有清零，权力垄断没有清零；但人心被彻底清零了，人的诉求、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人的自由被清零了，甚至人的生命也跟着被清零了，整个社会弥漫着法西斯统治的恐怖。
法轮功，是受到中共蹂躏最深的群体之一。在押期间，对法轮功学员实行酷刑：毒打、电击、体罚、窒息、烫伤等等，强摘活体器官，以便向那些垂死的权贵提供活体。（据明慧网报道，）（已知）被迫害致死者超过5000人。
人道主义是任何社会变革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政治伦理。无论是在哲学领域，政治领域，还是在社会领域，极权主义都是人道主义的敌人。在反对极权主义的斗争中，拿起人道主义这一武器十分必要。
一个反人道的政府，不具任何执政合法性与正当性。解构极权主义国家机器。
人权是人的自然权利，自然属性，它是神圣的，不可剥夺的。人生而自由，生而有尊严，人生而具有追求个体幸福的权利。人权还包括反对酷刑，反对迫害，反对非人道待遇的权利。极权主义对人权的剥夺，通过肉体杀戮，思想杀戮，人格杀戮，人性杀戮来实现，其实质是把人还原为动物。
思想杀戮，即脑控，这是对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进行直接而全面控制的工程。脑控是一个系统工程，通过实施弱脑、贫脑、洗脑、植脑、封脑、愚脑和控脑等一系列手段，一步步地实现对人脑的最终控制。只有对全体人民实行彻底脑控之后，极权主义才可能进行思想操纵、信仰操纵、价值操纵、认知操纵、话语操纵、审美操纵和教育操纵，从而全面控制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实践。脑控，违反人类伦理。奴隶制实行人身奴役，极权制度实行人脑奴役。具有独立思想的民众是极权的灾难，极权主义的生存法则要求必须对全体民众实行愚民政策，实行反智主义，实行全方位、多层次、无死角的全面脑控，否则极权主义无法生存。全民脑控彻底关闭了通向真理和真相的大门，使人们生活在愚昧和混沌中。民众与极权博弈的最前沿就是脑控与反脑控的斗争。
人格杀戮，人格诋毁，剥夺个体尊严、打造奴性人格，违反基本人道。极权社会的人格杀戮具有规模化政治迫害的特征，它指向社会群体。对公民的心理人格、社会人格和政治人格实行普遍的摧毁，最终剥夺公民的自由、尊严和价值观。国家的精英阶层被犬儒，精神栋梁被犬儒，民主价值的守护者被彻底清场。从被迫做奴隶，到自愿做奴隶，再到沦为奴隶而不自知；从士可杀而不可辱，到士既可杀又可辱，将人格交给党去任意蹂躏，由此大规模地完成了中国人之人格的彻底驯化，人们不得不出卖人格去换取生存权空间，从而成就了极权社会的奴化统治。国人的人格解体，公民人格的缺失，自我意识的消沉，乃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最大的精神危机，也是建立公民社会和民主社会的最大障碍。
（未完待续）
- 陶业 本文摘自覆舟行动（China Action）网站讨专制檄文征文评选三等奖 （稍有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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