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安门广场（Getty Images）
（接上）
反人权
人权是人的自然权利，自然属性，它是神圣的，不可剥夺的。人生而自由，生而有尊严，人生而具有追求个体幸福的权利。人权还包括反对酷刑，反对迫害，反对非人道待遇的权利。极权主义对人权的剥夺，通过肉体杀戮，思想杀戮，人格杀戮，人性杀戮来实现，其实质是把人还原为动物。
思想杀戮，即脑控，这是对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进行直接而全面控制的工程。脑控是一个系统工程，通过实施弱脑、贫脑、洗脑、植脑、封脑、愚脑和控脑等一系列手段，一步步地实现对人脑的最终控制。只有对全体人民实行彻底脑控之后，极权主义才可能进行思想操纵、信仰操纵、价值操纵、认知操纵、话语操纵、审美操纵和教育操纵，从而全面控制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实践。脑控，违反人类伦理。奴隶制实行人身奴役，极权制度实行人脑奴役。具有独立思想的民众是极权的灾难，极权主义的生存法则要求必须对全体民众实行愚民政策，实行反智主义，实行全方位、多层次、无死角的全面脑控，否则极权主义无法生存。全民脑控彻底关闭了通向真理和真相的大门，使人们生活在愚昧和混沌中。民众与极权博弈的最前沿就是脑控与反脑控的斗争。
人格杀戮，人格诋毁，剥夺个体尊严、打造奴性人格，违反基本人道。极权社会的人格杀戮具有规模化政治迫害的特征，它指向社会群体。对公民的心里人格、社会人格和政治人格实行普遍的摧毁，最终剥夺公民的自由、尊严和价值观。国家的精英阶层被犬儒，精神栋梁被犬儒，民主价值的守护者被彻底清场。从被迫做奴隶，到自愿做奴隶，再到沦为奴隶而不自知；从士可杀而不可辱，到士既可杀又可辱，将人格交给党去任意蹂躏，由此大规模地完成了中国人之人格的彻底驯化，人们不得不出卖人格去换取生存权空间，从而成就了极权社会的奴化统治。国人的人格解体，公民人格的缺失，自我意识的消沉，乃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最大的精神危机，也是建立公民社会和民主社会的最大障碍。
人性杀戮，即对人性的奴化。最大的人道灾难莫过于对人性的奴化。中共对人的行为模式的直接控制，对人的思想进行阉割，在通往奴役之路上，令国民沉寂于麻木、冷漠、失语、谄媚、犬儒、谎言和恐惧之中。牺牲每个人的利益，服从党所认定的历史法则和道德法则。不仅仅是对人的专制，不仅仅是苦难，也不仅仅是生命的杀戮，而是要改造人这个物种，摧毁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那些特性：思想的能力、创造的能力和自由的本性，最终消灭了人性，从而把人还原为动物。这才是最大的人道灾难和人权灾难。人一旦失去辨别善恶的能力，失去内心的道德律令的召唤，个体在极权主义统治下无力拒绝平庸。
酷刑，是肉体杀戮的一部分，是指政府为了惩罚个体而蓄意实施的令其在肉体和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和痛苦的行为。酷刑的目的在于摧毁人的意志和法律人格。极权中国是用暴力建立起来的恐怖统治，是绞肉机。对国民，尤其是对持不同政见者使用囚禁、斗争、折磨、酷刑、以及种种非人道手段，包括人格侮辱，死亡威胁和杀戮恐吓，来迫使其就范。对维权律师的迫害，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对政治异见者的打压，手段都极其残忍。实施酷刑是政府犯罪行为。极权中国对国民实施酷刑有以下四个特点：
夺命：以死刑和枪决消灭生命与肉体，比如镇压反革命，强摘法轮功活体器官等，杀人无数。
封喉：扼杀言论自由，比如张志新在临刑前被割喉，比如反右运动，比如建立防火墙，都属于禁声运动，彻底剥夺了公民的话语权。
挖心：消灭宗教，消灭信仰，灵魂深处闹革命，对人进行公开的羞辱，煽动群众自相残杀，陷国民于恐惧之中。
残脑：摧残人性，阉割思想，展开声势浩大的思想奴化运动，陷国民于窒息之中。
死于中共极权统治下的中国人大约有4000～5000万，那是日本南京大屠杀的140～160倍。除部分死于饥饿外，大多数被肃整、被羞辱、被侮辱而死。
计划生育，操纵国民生育，实施生命杀戮。生育是人类繁衍的自然行为。生育权是私权，也是基本人权。中共生育政策五十年来的跌宕起伏，为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人道灾难。
中国近日出台《治安管理处罚法》，就公共行为，公共言论和公共场合下的衣着制定惩罚条令，包括“伤害感情罪”，这是一部荒唐的违反人权的恶法。
解构极权主义统治。
反人性
人之初，性本善。固然，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对人的本质和行为的思考，对人的道德，伦理，情感的认识和表达，受到社会，文化和宗教的影响；但是，极权主义对人性的改造，把原本善良，诚实，敦厚，智慧的人改造成卑劣，欺凌，狡诈，顺从，愚昧之人，改造成本性全非的人类。极权主义挖掘人性之恶，迫使人们以卑劣的手段，换取生存权。
谄媚主义，以奴才的心态、卑贱的奉承、肉麻的语言迎合权力。荀子《修身篇》曰：“谄谀我着，吾贼也”。阿谀奉承者，必是谄上骄下的势利小人，害我之贼人也。墨子《亲士篇》曰：“谄谀在侧，善议障塞，则国危矣”。只要有阿谀奉承的小人在一侧，忠义之士的善良建议必受到阻塞，此时的国家就危险了。传统的谄媚，是个体表现，个体为了自身的利益，揣摩权力的意图，讨好权力的喜好，迎合权力的心意。极权主义之下的谄媚则是群体性规模化的表现，因为整体感到不安全，生命和财产都受到来自权力的威胁，因而谄媚便成了这个群体的整体行为，诸如“习大大，彭嬷嬷”的呼喊。就连政治局常委，都不得不迎合圣意，附炎附势，曲意逢迎，“皇帝新衣”，说着令人作呕的媚语。极权主义之下的政治氛围，迫使人们阿谀谄媚，从而使得权力更加骄纵，而民风坏矣，人性变得更为懦弱与黑暗。
犬儒主义，顾名思义，如狗一般活着的书儒，谓之犬儒。现代犬儒有两类，一类是冷漠型，处于强烈的政治绝望感，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对现实冷漠，对生活禁欲，对未来不作为，对是非善恶无动于衷，逆来顺受，消极对待；躲在避风港里，等待他人去牺牲，然后无耻地分享果实；用现代流行语描绘，即“躺平”。另一类是帮凶型，背靠大树好乘凉，不论极权政府干什么坏事，都惟命是从，积极配合，盲目跟随，俯首帖耳，“党叫干啥，就干啥”，绝不挑战权威。指鹿为马，指鼠为鸭，是检验这类犬儒是否价真货实的试剂。犬儒们很是满足自己的地位，满满的幸福感，他们深陷这样的思维模式：既然犬儒是权力所希望的状态，那么犬儒便是最安全的。犬儒们把原本在暴政下放弃自尊，放弃人格，放弃批判的被迫行为，内化为自觉和主动的行为，自责，自虐，自残，自我否定。人性如此曲扭是社会的悲哀。
在反抗极权主义的队伍中，看不到犬儒的影子。因为犬儒是权力的共犯。
反智主义，以一场又一场的思想改造运动，打击知识分子的傲骨，迫使他们臣服，迫使他们噤声。反智主义的内涵有二：一，敌视并反对知识；二，敌视并反对掌握知识的人，即知识分子。反智主义的核心主题就是去精英化。由于这些人往往掌握着他们所在领域的思想优势和代表着那个领域的思想特质，而封住这些人的嘴，把这些人变成白痴对于共产党政权十分重要。反智主义鄙视知识，反对科学，否定教育。反智主义远离人的正常思维，远离理性，远离常识，远离逻辑和价值判断，甚至远离伦理。反右以及文革则是中共掀起的现代版的反智运动。在这些运动中，知识被批得体无完肤，被打得遍体鳞伤。即便是大知识分子，诸如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费孝通、冯雪峰等也都人格扫尽，尊严全无，不得不向党“投降”。
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展示的纲领、口号和指导思想都具有明显的反智主义色彩。比如咒骂知识分子最无知最肮脏，掌握知识越多越反动；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全民炼钢；忽而退耕还林，忽而退林还耕；等等。这些都是反科学，反理性，反知识的瞎折腾，阻碍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摧残创造力和想象力，降低公共教育质量，导致中国知识分子价值体系的整体崩溃。
愚民政策和反智主义双管齐下，促使社会愚昧逐步具有了普遍性和全民性的规模。
谎言文化，摧毁着人心深处的善良和诚实。谎言与恐怖是极权主义统治的两手绝活，以谎言操纵整个社会，使用舆论导向控制人们的思维，用美丽的谎言，掩饰残酷的社会真相；编造美丽的神话，以欺骗民众。
纳粹分子戈培尔的谎言理论，为中共所垂青：“如果要撒谎，就要撒弥天大谎，谎撒的越大，越有可信的力量”，“谎言重复一千遍，并不会成为真理；但如果谎言重复一千遍而又不许别人戳穿，许多人就会把它当作真理”。中共不仅全盘继承而且发展了戈培尔的谎言理论，对于谎言“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要“入心入脑入魂”；中共努力用谎言塑造人，用谎言包装社会，令全社会都侵淫在谎言中。社会上充斥着党媒制造的谎话、假话、瞎话、狂言，妄语和空话。
他们明明知道人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还要继续撒谎，这不仅是对人的尊严的蔑视，更是他们坚信，只要他们不断重复，这个谎言就一定能植入人们的大脑。
党文化对谎言理论的另一贡献是将谎言物化，即造假。中共不仅精神造假，而且物质造假；不仅文字造假，新闻造假，而且数据造假，科技造假，产品造假，工程造假，文艺造假，财务造假，历史造假。一切皆可造假，一切皆可山寨。利用文艺造假更是中共一大发明，什么战狼剧、脑残剧、雷人剧、抗日神剧，胡编乱造，低俗谄媚。
厚黑文化，曾几何时，厚黑学流行于市，不仅仅在市民阶层和流氓市侩中盛行，而且成为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成为官员的为官之道。李宗吾写厚黑学，本无可苛责；但厚黑学一旦进入当下极权主义语境和体制环境，其黑则更黑，其厚则更厚。恶劣的生存环境，迫使人们对厚黑学趋之若鹜。人们在法律和道德的边缘游走，不知廉耻为何物。媒体甚至将其作为成功学来吹捧。厚黑学教你如何求官，如何做官，如何求生，如何变得老奸巨猾，如何更有城府，只问结果，不择手段；厚黑学利用人性弱点，伤害社会伦理，败坏社会风气。由厚黑学激发出来的恶，促使中国官场变得更为厚颜无耻。
告密文化，激励着犬儒和市侩们内心深处最卑劣的品质和求生冲动。制度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并把告密法律化，鼓励民间举报。告密的制度性因素远远超出了伦理因素和道德因素。虽然子女举报父母，有违伦理；学生告密师长，有违道德，但由于“政治正确”从而获得了“正当性”。因而“恶人先告状”，“打小报告”，蔚然成风，朝廷中多了酷吏，民间多了冤魂。告密文化在文革期间达到鼎盛。如此颠覆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友谊和亲情。制造着人与人之间相互厮杀的社会环境和人人自危的政治环境。告密文化摧毁社会伦理和社会结构。
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些无法接近权力中心地带的人，不得不把自己培养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为达此目标，需把个人利益置于社会利益之上，极端自私，只关心自己，不关心他人。没有信仰，没有担当，没有社会责任感，更没有大关怀和大悲悯。他们通常都是一些实用主义者；他们善于伪装成体制的忠实拥护者，也善于表达忠诚。在感情与理性的撕扯下，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们自己也知道这是被时代洪流所裹挟之下的一种挣扎，摆脱不了命运的嘲弄，只能在精致的利己中变得麻木不仁，直至躺平。
极权主义曲扭人性，乃至改变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综上所述，极权中国反文明、反文化、反人道、反人权和反人性，足以构成反人类罪。这制度没有在地球上继续存在的理由。解构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