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中共参加联合国会议的乔冠华。（网络图片）
按：姬鹏飞是名义上的一把手，坐镇外交部，而所有的具体事务却由乔冠华来担当。当中国重返联合国这么出风头的事情都没他的分儿时，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访问英法回来之后……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是怎么回事呢？
“西天拜佛、如丧考妣，疲于奔命，所获不多。”
这是毛泽东在1973年6月姬鹏飞访问英、法两国回国后，听完王海容汇报之后批评姬鹏飞的一句话。
在此之前的一次基辛格访问，“姬鹏飞、乔冠华陪同出席之后，毛问了姬鹏飞一些外交事务问题，让姬回答，姬竟答不出，转而问乔冠华，乔则侃侃而谈，应对自如。惹得毛一阵恼火，当面批评姬说：‘你在我这里沙发都坐穿了，屁都不给我放一个。’”——选自《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姬鹏飞在陈毅任外长期间，长期担任常务副部长，是陈的老部下，在政治上没什么可说的。但这个1949年率部队开进杭州的“吉洛”将军，却不是一个善于外交业务的外交家。他从陈毅生病以后作为代理外长，直到1974年11月乔冠华正式接手外交部的这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一个摆设性的“重要”人物。
在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时，周恩来自然明白罗杰斯的作用和姬鹏飞差不多，就对尼克松说“让两位外长去谈双边关系，我们的外长也有他的局限”。但罗杰斯至少还可以发发飚，坚决不同意最初的敲定稿，而且最终还是按他和他的国务院们的意思改了几处，而姬鹏飞呢？他可不能这么嚣张，就得老老实实地在那待着，看着周恩来和乔冠华为公报忙得不亦乐乎。
姬鹏飞心里必然不是滋味，但他毕竟是个中共的老政治人物，走过“长征”，做过军职，对这些事情自然是心里明净而言谈不露于行。那个时期，姬是名义上的一把手，坐镇外交部；而所有的具体事务却由乔来担当；况且王、唐更是谁都不能小看的人物。对此姬是不可谓没有怨恨的，当中国重返联合国这么出风头的事情都没他的分儿时，他说出一句抱怨话：不相信联合国的事情需要什么专家。而在上面提到的访问英法回来之后毛对他的批评，又让他在外交部遭受了一场批判，之后又把他调出外交部，到全国人大，结束他在外交部的整个生涯。
说到这里都说的是姬鹏飞，因为姬是迄今为止中共都不让做公开评论的元老级政治家，关于他后来在儿子姬胜德的案件中的所作所为，以及他本人最后真正的政治结局，都是我们现在这个环境下无法了解到的真相。本想写写关于姬鹏飞的文章，写他与乔冠华的恩恩怨怨，写写他后来的政治生涯，写写他最后的结局，看来得再过多少年吧。由此看到，中共的政治，是个多么复杂的领域。
姬鹏飞在外交部的失落，源自于他多年的老搭档乔冠华在外交事务上的风光。乔是1974年11月接替被免职的姬，由副职升正，做了外交部长。这个无论是形象、气质、才华和头脑都咄咄逼人的“才干部长”是30年代的清华才子。关于他在清华时期的表现，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个彻底的、百分之百的书生。他和钱钟书整天泡在图书馆里，“一天的生活就是图书馆到饭堂，饭堂到图书馆。”
有一次，胡乔木在校园里散发革命传单，发到乔冠华这里时，他看了一眼上面的内容，然后扔回胡乔木的洗脸盆里了。这就是当年乔老爷没参加“共产党革命”前的思想状态，是个“彻彻底底的书生”，差不多和钱钟书一样，要“横扫清华图书馆”了。
现在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乔冠华之所以从政，是他自己非要走这条路不可，其实却不是这样的。乔走入外交生涯不是没犹豫过，他甚至在50年代还不隐讳的说：“我这个人，从本质上来讲是做不了外交官的。”由此看，乔不是没意识到自己性格上的缺陷将会带来政治上的下风。但他最终走上外交舞台，首先是毛算是看得起他，但最直接的原因是周恩来的提拔。
乔冠华到重庆的时候，周就看上他了，从那以后30年，周带着乔一步一步培养他，提拔他，直到后来乔可以独当一面。整个70年代的中国外交，周都是非常倚重乔的，甚至有些文件按照程序是姬鹏飞看了，签了字，他都要加上一句：乔冠华看了吗？乔看了，他才放心，乔没看，等让乔看完了，签完字了，这事儿才能这么办。如此种种，在外交部里不能说是个正常的现象。
周对待乔，并不像对待姬鹏飞那样的老革命一样一视同仁，虽然他表面上还是一贯的“秉公执法”，但是他对乔的明显偏爱，还是不可避免地招到那些比乔资格老得多，地位深得多的老干部们颇为不满的暗里抱怨。
关于周和乔的个人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说周对乔如同己出，而乔后来又反戈一击使得周很是伤心；有的说乔后来看到周大势已去，从而投向四人帮等等等等。这些说法都很无意义。其实周、乔之间根本不存在所谓政治上的什么忠诚与不忠诚一说。
乔冠华就是周恩来的人，乔除与周关系最深之外，与其他党内老人几乎都没有渊源。所以直到1975年四届人大，毛问周是否提乔做个副总理时，周说还不行，再等等看。对此，周对乔说得很明白，“这个时候不能让别人说我只提拔自己的人，况且现在让你上去也不是什么好事。”现在能看到的书、回忆录和能查到的文献材料中显示，无论是在冷血如铁一般的中共政治生涯中的风风雨雨如何，周、乔之间那种所谓的“如父子般亲密”关系的感情不可谓说是存在虚假成分的。
在处理外交具体事务中，很多时候都是英雄所见略同，有时甚至话都不说完完整的一句，就能知道对方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这不能不说是信任、了解到一个程度了。有人说“乔冠华是周恩来的一束阳光，他从长期压抑的政治生活中，有时可以从乔那里感受到一些生活的乐趣，又不伤害别人。”我想这倒是比较可信的。而周则为乔尽量扫除政治上的窒碍，使乔得以有发挥的空间，得以有后来的作为。
所以应该说，乔冠华的整个外交事业几乎都是跟着周这么走下来的，所以到后来，乔成为叱咤风云的外交明星而周奄奄一息时，乔的内心不可谓不伤心，一是个人感情所致；二是政治上无了依靠。而至于有些外交老人写的回忆录中说乔后来反周，反陈毅，又跟着四人帮走等等，这些在乔倒台之后的种种罪名，真可谓是当事者欺负局外人，内行人糊弄外行人。
乔冠华自从接手外交部以来，他的日子也不比姬鹏飞在这个位子时好哪去。“原本，外交工作确是乔冠华的一个强项，但是，因外交部有王海容、唐闻生这批年轻的‘通天’派存在，姬自然是没法子干好，而就是文才干才都了不得的乔，他也没辙。对于王海容等常常传达的通天消息，乔曾发牢骚说：‘谁知道这是不是最高指示！’”（摘自《外交部文革纪实》）
1975年底批邓小平后，外交部贴了乔冠华的大字报，说他在外交部执行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还有大字报，说要将他“拉下马”。反对乔的自然是“通天小姐”王、唐一派的，很有来头。对此，乔与他那老干部阵营的人，权衡之后，却采取一个自以为得计的方针：依靠江青的渠道，来抗衡王、唐。因为，毛的秘书张玉凤告诉章含之：“主席说，外交部的事交江青管。”
对此，乔冠华开初还有些得意地说：“先利用大王八蛋解决小王八蛋的问题。”
按此方针，在乔冠华、章含之于1976年4月25日，写了一封信报毛，通过江青转了上去。不料，毛却批评这封信是“借刀杀人”。因此，政治局常委在6月7日晚开会研究外交部问题时，指责乔在外交部不抓批邓，却在打内战，责令他回去开会做检查。时为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也说乔“想利用中央帮你打内战”。
在与王、唐的较量中，乔没能得到毛的支持，而他依靠江青渠道的做法，却使他在四人帮垮台后获得了“投靠四人帮”的罪名。1976年12月12日，乔被正式撤职、审查与批斗。
乔冠华的罪状中，最有名的一条，是说他在联合国发言稿中有一句“按既定方针办”，而这一说法当时被定性为四人帮的伪造，乔也这样说，当然也就是秉承四人帮意旨办事。而实际上，真正打倒乔的是另一条罪名：“欲借批邓反右之机，将了解四人帮底细的王海容、唐闻生等打成反革命。”
1976年底，华国锋要开除乔的党籍，还有人说要将他关押到卫戌区监护，邓小平说，乔是毛、周培养的人，还是留点余地。乔才免于坐牢。
乔冠华文革中饱受造反派批判，无论哪一派执政，只要有批判陈毅的口号，接下来也就少不了批判他乔冠华的一分。然而，他正式担任外交部长、主持外交部工作不到二年时间，最后的结局却被指控为四人帮线上的人，晚年遭受厄运。现在看来，这起始的原因就是他与“通天小姐派”的矛盾所致。
大概因乔冠华自恃有才，不像姬鹏飞那样，惹不起却躲得起，而是用心要与通天派们较量，结果，不曾料想的大局突变，使他聪明反被聪明误。（摘自《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以上引自《外交部文革纪实》中的文字，看到这个表面上多么桀骜不驯、飞扬跋扈、眼里没人的外交部长，政治手腕又是多么简单而羸弱不堪。
乔自从1970年9月失去龚澎之后一直生活得很痛苦，他不时找一些老同事和家人来，陪他这个已成鳏夫之人排解寂寞，直到他遇到章含之、深深地爱上章。
林肯在面对别人对安德鲁･约翰逊的非议时说“当一个人可以做到与安德鲁约翰逊一样，或是超过他对国家的贡献时，他才有资格说这话。”我想说，当一个人能够做到为他（她）有尊严的爱情一直付出到死这个程度的时候，他（她）才有资格说乔、章之间的爱情有什么毛病。我以为现在的人再怎么议论那个时候的人物，无论从什么方面，也不该再去嗜牍他们之间的这种爱情。
从乔冠华对章含之的爱情之中可以看出，乔却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他在章因压力最初拒绝他的时候，表现出的冲动，实在不像是政治家会有的举动，可能也是这点打动章含之。有人问章“他什么地方打动你？”章说“他最初没打动我，是后来我感觉到他其实不适合做官，才真正觉得他和我的感情是什么。”感情用事的人，不是就绝对不能做政治家，问题是不能做中共政治家。
其实中共内也不乏有感情用事的人，但他们感情用事与政治行事分得很开。乔则没这个概念。从乔的部下口中讲述的乔，很容易让人感觉到，中共政治家的“基本功”：喜怒不露行，在他乔冠华脑子里根本不存在。有句话说得好，“如果一个领导者是一个感情冲动的民族主义者，那他（她）不够格。”乔不能说是个“感情冲动的民族主义者”，但他弱化政治形式，只专“业务”的“高效”行事作风，也有着强烈地潜在危机，也实不能说是够格的。
乔冠华几乎也不同与他同级别，甚至高他级别的高级领导干部往来。在乔的眼里，他也看不起他们，而老革命们则认为，乔没有资格对他们指指点点。
乔并不愿与政治家为伍，但爱与部下和普通人打交道。按照乔秘书的说法是“没有他看不起的部下，只有他看不起的领导”。而最后忠诚于他的人，除了来自于文化界的他的那些老朋友，还有那些认同他的部下、司机、甚至是部里的保洁大妈、养花大叔。司机张凤武跟着乔几十年，到乔倒台时仍然坚定地站在乔这边，一直到乔去世、到章含之去世。
有人对此说，“秦桧还有三个好朋友呢，有人忠诚于他也不奇怪呀”。可我想乔和秦桧不能说在一起吧？那乔的这“三个好朋友”的数目也忒多了点吧，而且都同样是认同乔的为人。有句话说，“看一个人的为人，也得看和他交往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乔冠华是文人个性，性情中人。他的审美观确实有他很强的“个性选择”。肖邦的钢琴、贝多芬的交响曲、李白杜甫的唐诗甚至壮美与唯美的见解，都深刻地透着他自己的性格取向。音乐，是乔冠华一生最钟爱的艺术环节，徐迟在最初认识乔的时候，有一次准备在乔面前大肆炫耀一番自己在西方古典音乐方面的造诣，可当乔将一部曲子整个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的时候，徐迟就再没想出哪地方还可“炫耀”。
乔冠华是通才，他的功课不像钱钟书那样，数学仅仅得了9分。乔是门门好成绩。乔精通好几门外语。他可以操着一口黑格尔德语和人家骂架，他用法语揶揄章含之，他用标准的日语装日本人和人攀谈，甚至在英语翻译都翻不出他的成语时，他自己给对方译。他与德国人谈判时，说出一个德国偏小城市里有一条某某马路，对方愕然，回去一查果然有。他与基辛格谈判，基辛格从没觉得自己占过上风，从基辛格的回忆里看到的是他对这个对手是怎样的佩服，也忍不住说句“敬重他的素养”。
1975年的联合国辩论，留下的是他令人难以忘怀的即兴演说。国民党的研究人员甚至说“不懂乔为何是共党人”，和“是共产党里少有的出类拔萃之人”。现在的这一代人是感受不到了，那一段时间里，真有外国的外交官以与乔冠华为友为荣。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天赋秉然的大才子，其实并不像他本人老认为的“怀才不遇”，用胡风的话讲“其实已经很遇了”。他得到的荣耀和辉煌已经是那个年代里无人比拟的了，还想怎么“遇”呢？
乔冠华一生眼里也没有几个人，也没佩服过几个人，真佩服的都是他的同学、文人。他对钱钟书的才华表示出了毫无保留的钦佩，这可真是少有的。在40年代还没有人听过毛泽东的别名时，胡风就清楚地记得，乔随口说出“老毛如何如何”的话语。现在有人写回忆录来加帽为何在倒乔的过程中出力时说“乔在文革中变得骄傲了”这可真是笑话。这个写回忆录的人和乔认识几十年，居然说乔在文革中变得骄傲了。
乔在不到8岁的时候就口出狂言（天下文章李、杜、乔），他后来一直都这样，到死也这样，这怎么能说是后来变的呢？我看是他生下就这样。说一个人是狂妄自大的根据是因为他看不起别人，自己又什么都不行。对于钱钟书与乔冠华这样的人来说，而是因为他们太行。他们“狂妄自大”，往往是他们对某些事务要求的高标准。他们这样要求自己，也要求别人。
人性格上的缺优点，是无法用一个界限划清的。说一个人有着某种优点，也许在别的地方可能就是缺点；说一个人有那样的缺点，往往在别的领域又是他（她）的优势。世界上真的很少有绝对的东西，我们又干嘛非要这么看事物呢？乔冠华的个性在政治上给他的生存带来的是不小的负担；但恰恰又使他的为人更加鲜活。
有人说，“乔冠华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这话说得太不成熟。世界上的哪一个历史人物，哪一个政治家，甚至说哪一个人没争议？就单他乔冠华有争议了？那可太抬举他乔冠华了。乔在晚年时对他的一个老朋友说“我现在不想再想那些事情了，只要我和含之在一起就行了。”还说“好人不应该做官”。算是对他一生从政的感言，听了让人不是滋味。
红色政治家们在政治较量中使用的政治手腕与伎俩是多么的复杂与凶狠，一个能从红色政治漩涡中摸爬滚打生存下来的人，我想在哪里从政都不会是问题了。斯大林的一句话是“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还有一句是“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相较于被罢免下台的乔冠华来说，那些而后上台的人们所写的回忆录，在我看来，真是字字带着“胜利者”的味道。共产主义政治就是这么的复杂，可以说得很绝对，也可以淡化得很绝对。
现在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章含之书里隐藏的事件应该说出来而不该隐瞒。我想这些历史学家如果是章含之本人，就能理解为什么章不说。章要是说了，就不会有空间到处为乔喊冤了，章要是说了书都很难出来了。章一直在中共允许她的底线下生存，这是她用的个性争取来的。
当袁庚顶着压力要挽留她时，章说“我不能连累你，我的事情牵扯到高层中很多人”。牵扯到高层很多人，这已经给我们解释了。即使她后来出书，都是她与高层谈判，互相让步的结果。还让她往下写，她怎么写呀？还让她再遭一回罪吗？这把年纪还遭这样的罪，我看她是不可能了。她不想再抠往事的恩怨，在她离去之时，女儿说“没有半点怨悔”。
是说“不容青史尽成灰”，但在现在这个社会环境下，可能吗？一次记者问章，“您书中的一些事件总感觉隐讳了许多，30年了，还不能说吗？”章回答“30年了，还不能说，这恐怕得下代人去做评价了。”那就期待下代人，能有亲眼目睹所有这些历史本真的机会吧。
（本文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