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毛女原型（图片来源：网络图片/新世纪）
【看中国2025年9月18日讯】【20250914按：我有一本小书《西斋深巷》，回忆沙滩大院中共中央宣传部，专讲周扬那一代延安走过来的宣传干部如何厉害，乃是今日中共搞宣传的那一拨人，如王沪宁等不敢望其前辈之项背的，其中经典的经典，就是当年家喻户晓的《白毛女》，从民间传说到话剧、电影、芭蕾舞，也颇见江青的能耐，然而被她解构的白毛女成了无身无性的革命化身，却今日也被习近平的“历史虚无主义”阉割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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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当时三十三岁的"白毛女"原型－－罗昌秀，被解救下山留下了这张照片。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她依然显得面容姣好，五官清晰。可想而知年轻时候的她是多么的漂亮！
距今50多年，还有多少人记得"白毛女"的传奇故事，还有谁记得"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歌舞剧中白毛女主角喜儿，那撕心裂肺的歌声，感到了多少中国人，又教育了多少中国人。
年轻时的她，在解放前偏远的横断山区里的山沟沟里，是这样一种绚丽的存在。如同她的命运，她的美，给全家带来了灾难。当时，当地的恶霸地主罗锡联及其妻陶天珍等人逼死她爸爸，打死她哥哥，地主为了得到她，害的她家破人亡，房子被烧，父亲上吊，哥哥被杀…她自己遁入深山17年，罗昌秀被迫躲进川滇交界地区断头山上的深山老林，过了17年野人般的生活。满头青丝变成了一米长的白发！1956年，罗昌秀被救下山，年仅33岁的她重返人间时已是满头白发。
罗昌秀的介绍书中说，在大雪纷飞的早上，母亲看到门口一捆柴，满脸热泪，知道女儿还是活着，面对远方大山，深深地凝望着…
如同，《白毛女》的剧本安排，白毛女有了自己幸福的后半生。她被猎人发现，并做通工作下了山。
解放后的农村，换了人间，给她分了田地，一个老实的生产队长与她结缘，儿孙满堂，最后安详的终老于宜宾凤仪乡。
"白毛女"罗昌秀最让人动容的一点，就是她身上那份有些固执的坚持，不论什么再苦再累，她也没有一死了之，这就是她身上最为突出的正能量。
也许，罗昌秀也知道，简简单单好好活下
去，就是这人间最为朴实的道理，而活着，就是最大的希望。
有人觉得"喜儿"只是一个故事，但故事来源于生活，其实"喜儿"只是封建社会穷苦人民的一个缩影。
所幸，如今的社会已经度过了那段黑暗时期，我们的生活也不用再为那些苦难而发愁。
“白毛女”经典再现
【20220217按：徐州锁链女引发的民情汹汹，已经超过2011年中东茉莉花革命引发的社会震荡，如今沉默大众被一件事唤醒，已非常罕见，说明中国社会还有温度，善良还在，也对中共维稳体制构成挑战。我相信苦难俯拾即是，吊诡的是，它曾是中共手里的一张王牌，毛泽东靠它搞过一场血淋淋的阶级斗争，其中的经典，就是“白毛女”，当年的诠释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那么今天则是“权贵社会再把人变成鬼”，新“白毛女”也变成民众手里抗议暴政的武器，极具反讽地印证了中国社会的翻转和巨变。让我再来讲讲白毛女的故事。】
沙滩大院令我回味的还有一处，是“孑民堂”。这“孑民堂”，全院小孩都会叫，但是我估计大多数人并不认识那个“孑”字，也不知道“孑民”何许人也。据说1947年的北大为纪念蔡元培先生，将一个三进院落改称“孑民纪念堂”，院内雕梁画栋。1955年修建中宣部办公大楼时，拆除了“孑民堂”的许多附属建筑，留了一个西院，作副部长钱俊瑞府邸，后来副部长姚溱迁入，文革中称“红心院”，为军宣队办公所在地。
“孑民堂”平时也用来放电影、开舞会和节日娱乐活动，暑假期间则开设为“学生俱乐部”——暑期阅览及游艺室，我在那里读完了法国科幻大师儒勒．凡尔纳的全部译作，从《海底两万里》到《神秘岛》。有一天，我又兴冲冲赶去，却见大门紧锁，还装了一个门铃，我疑惑地按了一阵，大门“吱”地一开，兀见一方脸汉子出来，头上戴着很考究的一顶苏式皮帽，一看就是个大官，吼道：“去！小孩儿。”我吓得转身就跑。事后问同院孩子是怎么回事，“嗨，你怎么不知道？那儿住的是——周扬！”
老实说，我那时真连周扬是谁也不清楚，只隐约觉得这个名字有些耳熟，好象是老被鲁迅骂的一个人，压根儿不知道他是一个副部长，文艺界的总管。他能住进“孑民堂”，足见当时之权势。不过，周扬权倾一时也是有资本的。自文艺上出现“延安时代”以来，没有人比他更有生杀予夺的能耐，陷胡风、扫右派，连丁玲的命运都被他玩于掌股之上；而且，他为中共铸锻出一支精良的文艺队伍，在文学艺术的一切领域里“缔造”一整套造反神话，包括毛泽东这个“大救星”，取代和剥夺中国人的想象空间。中共这个武装暴力集团若缺了周扬这等角色的辅助，断不会如此出色。
周扬的“文艺神话”，起始于延安的一部歌剧《白毛女》。1945年春时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的周扬，听到从晋察冀边区来的作家，谈起当地流传一个白毛仙姑的传说故事，周扬敏锐地抓住它，说一个女人被迫在深山生活两三年，白了头发，很有浪漫色彩，写成一出歌剧不是很好么？于是他组织一批作家、诗人、作曲家进行创作，向他们提炼出一个主题：“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出戏在中央党校礼堂首演时，毛泽东、周恩来皆去观看，据说把毛泽东感动哭了，周恩来并夸奖这出戏“走到了时间的前面”，提前将“民族矛盾”升级到“阶级矛盾”，因为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与国民党争夺江山就要开打。文评家孟悦在《女性表象与民族精神》一文中，精彩地分析了阶级意识改造一个民间故事的偷换路径：
‘喜儿与黄世仁之间强暴与被强暴的性别压迫事实一旦被抽空，便只剩下压迫被压迫的关系式——刚巧符合我们关于“阶级”概念的简单化理解……随着喜儿“身体”标记的完全消亡，她的性别处境已被抹却，痕迹不剩，但留下的那个空位，却被名之为“阶级”。一个不再有身体的“受压迫的女人”就这样在被剥除了性别标记之后，变成了“受压迫阶级”的代表。当革命来临，喜儿的形象出现在斗地主大会上时，一个没有形体的、不在场地“被压迫阶级”终于借助她而有血有肉地出现。《白毛女》的叙事设计就这样完成了一个意识形态诡计，即以一个传统性别角色模式中的人物功能、以性别个体之间的对立关系，承载了“阶级”关系和等级，以喜儿被压迫的女性表象填充、支撑了与地主殊死对立的“贫苦农民”，或曰，以等级底层的“性别”表象填充并支撑了“被压迫阶级”。可以说，若不是靠抹煞身体与性别，与喜儿的性别化作一个空洞的位置，则党的权威和位置及整个“阶级斗争”的政治象征秩序，都将无可附着。’
按照法兰克福学派，或如今大陆上叫作“新左派文学史叙事”的解读，话语改造最标准的做法，不是剥夺而是以偷换的方式，把每一个“自我”摘除掉，代之以革命“经典”所供应给你的“标准件”：在人们的想象和表达的对象化为空洞之处，代入超越性的、抽象的、抹平一切差异的意识形态话语。周扬挂帅的这支文艺队伍，缔造了一个语言的暴力体系，创作了一批“经典”，借助一切传播的手段，进入大众想象/表意系统、情感宣泄方式等等浅意识无意识领域，这样的“经典”或“本文”，最初只是一两首民歌改编的小调，如《东方红》，取自一首山西小调的旋律，将歌词全部偷换掉；后来就洋洋大观，出产了大陆上曾经妇孺皆知的《白毛女》(从民间传说到话剧、电影、芭蕾舞)、《洪湖赤卫队》、《红岩》(都是从小说到电影、流行歌曲)、《收租院》(从大型群雕到纪录影片、博物馆)等等，以及整个庞大的、有大师级人物(如老舍、茅盾、郭沫若)作为支柱的具有强烈感染性侵蚀性的所谓“革命文学”。当年法兰克福学派所分析的“权威国家”象制造工业一样制造“文化”，以及“晚期资本主义的国家”在一切生活领域里的干预，比起中国的这种话语改造运动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周扬他们不仅编造“造反神话”，还制造“新人”谱系，创造性地将中国传统的“圣人”制造术接榫进来(这主要发生在刘少奇主政的温和时期)，“史前”打天下的英雄谱系，如抗战之张思德、白求恩，内战之董存瑞，韩战之黄继光、邱少云，被一个全新的“建设年代”的平民化的英雄谱系所取代：向秀丽(一个烧伤的女工)、刘文学(农村小学生)、雷锋(普通战士)、焦裕禄(县委书记)、王进喜(产业工人)、陈永贵(农民)、时传祥(城市清洁工)、邢燕子(下乡知青)等等，完备到了几乎为这个话语系统中“正当”身分和各行各业都制造了对应的一个模型；由于知识分子身分的嗳昧性，他们的模型是要到邓小平时代才被“扶正”，于是后来又在这个谱系上接续了诸如钱学森(科学家)、张海迪(伤残青年)、李燕杰(教授)、曲啸(被冤枉的干部)等等近乎被人调侃的“英雄”。
可是很奇怪，毛泽东对周扬却又特别心狠，周扬住进“孑民堂”的时候，已经离灭顶之灾不远了。“文革”中北京挨斗最凶的要数沙滩中宣部的头头们，陆定一、周扬首当其冲，死去活来，脱了几层皮，可他俩居然都活了下来，又成为中共领导人里仅有的两个彻底反省者，周扬晚年反对再整知识分子，成为“自由化”的总后台，他更是对邓小平也忤逆不避，至死不再检讨，盖棺之际极有风骨，令人刮目相看。不过也奇怪的是，中共至今最左的棍子们，仍是陆、周当年手下的一帮，如邓力群、贺敬之之流。我始终想不通其中缘故。
——引自‘沙滩晚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