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杀人（图片来源：网络）
中共是什么？往深层本质上说，是幽灵是魔鬼；往浅层表象上说，是流氓是法西斯。那么，被毛泽东自认为其一生干的两件大事之一的“文化大革命”又是什么呢？
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是中共高层少有的开明者。有一次谈及文革，他直言：“文革，那象纳粹法西斯！”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承认，文革“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叶给出的这组数据，算是为胡耀邦的“文革纳粹说”作了一个数据为王的注脚。笔者认为，用“文革纳粹说”概括文革基本上是准确的。
然而，对于“文革是什么”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当时连刘少奇、周恩来这样的中南海要员，都是一头雾水，说不出个所以然。倒是一个年仅19岁的小姑娘最先看穿的“文革”的法西斯本质。
刘少奇、周恩来异口同声“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文化大革命”被毛泽东称之为“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而其实当时对于为什么要搞“文革”，以及怎样搞“文革”，连刘少奇、周恩来两位二、三把手都不知是怎么回事。
刘少奇晕头转向。1966年7月２９日，北京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在讲话中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
周恩来抓耳挠腮。他在1966年12月13日接见科学院革命代表讲话时说：“文化大革命，今年春天我做梦也没想到。要有做梦想到的，我佩服你们。”
一众老帅们，及其他政要们更是蒙在鼓里。1966年10月1日“国殇日”，毛泽东已经是第四次接见红卫兵，老帅们以为是要宣布“文化大革命”收场了，该打倒的打倒了，牛鬼蛇神横扫了，刘少奇检查了，不再是老二，已经是老六了，“四旧”已无藏身之地了，还要怎么样？该收场了！万万没想到，林彪却在讲话中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以党而论，这么大一件事，党的第一副主席、第二副主席不知道；以国家而论，执政党的主席要搞一次有关国家命运的大行动，国家主席、国家总理不清楚。就这么荒唐，就荒唐到这般地步，而太多的中国人却还在那里擎着小红书，傻乎乎的“万岁！万岁！”喊不停。
文革咋回事？宋庆龄一脸懵
被共产党邪恶的统战术骗上贼船的宋庆龄，早在1957年就对中共对待知识分子的做法表示了严重质疑。1957年她写信给中共中央：
“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份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文革开始后，宋庆龄先后给毛和中共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并对共产党极度失望。1967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
宋庆龄在信中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做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众人皆醉“她”独醒
事实上，文革之初，早在胡耀邦“文革纳粹说”之前，一位鲜为人知的女性，就已经从文革中嗅到了强烈的法西斯气味，并作出了不亚于张志新、林昭的“豁出去”的壮举。
她叫王容芬，当时年仅19岁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学生。在参加了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卫兵集会，林彪在讲话中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要搞好这次文化大革命，靠什么呢？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林号召“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聆听了副统帅林彪的讲话后，王容芬顿时想起了德国纳粹希特勒的讲话录音，两者简直没什么区别。她强烈地感受到，“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肮脏，不能再活下去”。她决定“豁出去把心里话说出来”。9月24日，她给毛泽东写了这样一封信：
“尊敬的毛泽东主席：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致礼！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四年级一班学生王容芬。1966年9月24日。”
这封抗议书，王容芬还同时邮给了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团校。之后，她以死抗争，喝下了四瓶DDT杀虫剂。幸运的是她没死了，救活后被判处无期徒刑，送往监狱。在监狱里王容芬受尽中共狱卒非人的磨难。曾被看守反拧双臂，上了半年的背铐。当背铐取下来时，锁已锈住，用钢锯才锯开，手已经不能动了。最后，这位不平凡的女性活下来了，活到了毛死的那一天，活到了走出牢房的那一天，精神丝毫不减。
中共“文革”制造的红色法西斯名场面
1966年７月８日 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说：“文化大革命”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那漫延全国的武斗滥杀，造就了多少腥风血雨！毛泽东公开支持武斗：“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我才不怕打”这句毛泽东语录，真是“一句顶一万句”。广西“四．二二”事件、北京大兴县群体灭绝案、内蒙“内人党”血案、云南、四川等大屠杀，不啻外族入侵的战争。广西武宣县有组织的杀人、吃人，更是把时代推到了含毛茹血的蛮荒时期。动不动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死，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拽住哪块割哪块。那残存的一点罪恶感与人性被“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刮得一干二净。吃人盛极时期，甚至摆出“人肉筵席”。将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脚、人脚筋……烹、煮、烤、炒、烩、煎，制作成丰盛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连当地的最高权力机构──武宣县革命委员会食堂的大锅里都煮过人肉！
1968年8月27日至9月1日，短短五、六天之内，北京市大兴县“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即有325人被杀害，年龄最大者80岁，最小者仅满38天，其中有22户全家被杀绝！湖南的道县专门成立了“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他们的宣言是：“斩尽杀绝黑五类，永保江山万代红”。8月29日，湖南省驻军陆军第47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坚决制止湖南道县的反革命暴乱”，9月初的几天里还动用军用飞机在道县空投“禁止杀人、杀人犯法”的宣传单。直到10月17日，历时66天的杀人事件才彻底平息。
《九评共产党》这样描述文革
“文化大革命”，中国历史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九评共产党》中这样描述：“1966年，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红色恐怖的狂风咆哮，如发疯孽龙，脱缰野马，群山为之震撼，江河为之胆寒。作家秦牧曾这样描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结语
北大著名教授季羡林，在其“绝不说半句谎言”、如实记录“文革”血泪的《牛棚杂忆》一书中说，一想起牛棚日月，“直到今天我还是不寒而栗、毛发直竖”。
“不寒而栗、毛发直竖”，就是中共红色法西斯十年文革浩劫留给中国人的“文革后遗症”，是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并存的两大“国病”。
王容芬反抗中共红色法西斯，倚仗天胆，向毛泽东发出三连问，并直言“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而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显然，毛泽东对王容芬感觉很不爽，于是大狱伺候。而王容芬在狱中的非人遭遇，恰恰证明了一个历史性结论——中共就是红色法西斯；毛泽东就是红色法西斯的总头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