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自己也说过亡国有三大预兆。（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洋务运动刚刚发轫的时候，国门打开，电灯、电话、火车、铁路这些西方新奇玩意儿纷纷引进，让满清王朝一夜之间好像走进了现代。“赶英超美”或许言过其实，但至少看上去与世界接轨了，满城洋气、举国高歌，“欣欣向荣”的景象令人目眩。
但在这一片看似繁华背后，真正清醒的，只有曾国藩身边的幕僚——赵烈文。1867年盛夏夜里，赵烈文与曾国藩对面长谈。他冷静分析时局：官府明火执仗，社会两极分化，百姓困苦不堪，朝中大员多是尸位素餐。赵烈文断言，不出五十年，大清必亡，“先是朝廷垮台，接着地方无人主事，各自为政，到那时分崩离析已不可避免”。
曾国藩听罢长叹：“我日夜只愿早死。”他自觉无力挽救大厦将倾，不忍目睹清廷“抽心一烂”、土崩瓦解，只盼自己能闭上眼睛，不见这黑云压城的一幕。
果不其然，二十年后，曾国藩撒手归天。又过二十载，慈禧太后驾崩。三年后，正值民国肇始，大清王朝轰然崩塌，这距离赵烈文预言，恰好不足五十年。
曾国藩感知的王朝灭亡之兆
实际上，曾国藩自己也说过亡国有三大预兆：
1、黑白不分，社会丧失了应有的净化与清算功能，就没了正义与邪恶之别，自此踏上了死亡的第一个台阶。
2、善良的人，越来越谦虚客气；无用之人，越来越猖狂胡为。一个社会小人越来越猖獗，好人就只能忍受坏人的猖獗了。由此就踏上了死亡的第二步台阶。
3、问题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之后，偏偏凡事皆被合理化，一切均被默认，不痛不痒，莫名其妙地虚应一番，没有人愿意为这艘破船补补窟窿，却全当没有看见。（有如今天的专家教授大放厥词，很多人却都默认。）
于右任的亡国三部曲
于右任。（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于右任（1879年～1964年），原名伯循，字诱人，故后以谐音“右任”为名，晚号太平老人，陕西三原人。他是中华民国开国元勋之一，近代中国重要政治家、教育家、革命报人和书法家。
无独有偶，于右任也提出过《亡国三恶因》。
1、国有金，吝不与人，为他人藏。此其一。
百姓贫穷，物价飞涨，社会呈败落之象。
而老百姓为什么会贫穷？是因为“国有金，吝不与人”，财富不往普通人手里流动，国与民争利。一切资源归“权贵”私有。劳苦民众虽竭尽劳作，终不足以维持生计，两极分化严重。残民，掠民，扰民以自肥，最终也就只能民不聊生，由此种下了亡国恶因。
2、善不能举，恶不能退，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此其二。
行善的不能受到褒扬，作恶的不能受到制止，社会道德急剧下滑。
官员虽多，但作恶，忙于吃喝嫖赌，聚敛财富，使“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善恶本人兼而有之，所以于右任老先生说“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其中的“化”、“使”两个动词很生动的说明了官员普遍贪腐、社会道德败坏原因。在社会层面上，“善不能举，恶不能退，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社会就呈现出溃败的状态。
3、宫中、府中、梦中，此哭中、彼笑中，外人窥伺中、霄小拨弄中，国际侦探金钱运动中，一举一动，一黜一陟，堕其术中。此其三。
财富有了贫富不均，权力有了两极分化。
财产聚于恶者之家，而社会又丧失了自我更新的功能，也就有了“此哭中、彼笑中”的现象。“外人”指列强，“窥伺”中华大地，伺机捞起好处；“霄小”指内奸，挑动拨弄，出卖国家利益，搞金钱外交，用通商拉拢外国政要“助纣为虐”，维持其祸国殃民的统治。“侦探”金钱收买外国政要，甚至其行为举止、罢免升迁都以金钱利益为动因，用这样的方法维持统治，社会怎能不败亡。
历史的巨变、灾难的发生很多时候都是在一瞬间，人们甚至都来不及做准备，庞贝古城遭遇灭顶之灾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商贾名流还坐在海边，悠闲的喝着葡萄酒，沉醉于当下的生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时，很多人还不知道，那样一个强大的政权怎么会突然灰飞烟灭；柏林墙的倒塌是在一夜之间，第二天东西德的人们依然一如既往的过着自己的日子；在2019武汉肺炎（“中共病毒”）肆虐之前，你会相信突然之间，全球40多亿人就居家了。
曾国藩、于右任总结的政权灭亡的征象对今天也是很有启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