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小批中国青年走过几条革命性的大字报。自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大学发起以来，毛泽东的目标是在“大跃进”失败后重新夺回政权。（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5年11月11日讯】1968年春夏之交，张瑞芳被从宝山监狱转移到了上海市少年管教所，继续接受“审查”。直到1969年12月17日，才终于结束了审查，但结论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被安排到上海奉贤“五七干校”继续接受群众监督，改造思想。
张瑞芳虽然不再像之前那样被限制活动范围，但她非常清楚自己的位置。所以每天只是拼命干活，不乱说乱动。当工宣队和军宣队找她问话或发布指令时，她会非常恭顺地表示服从。
此时的奉贤“五七干校”，汇聚了上影厂的许多老演员，大家过去都是同事。如今相处，形同路人，很多人看到张瑞芳，都会像躲瘟疫似的躲着她，看她的眼神，也是冷冰冰的。有的人甚至像接到了某种特殊使命似的，拿目光观察她的一举一动，一副随时想举报她的样子。这让张瑞芳感觉很不自在。
但其中却有一人，表现与众不同。他就是上影厂年龄最大的老演员张翼。
张翼比张瑞芳大9岁，她称他张大哥。
张翼早在1920年代就开始出演电影角色，以其阳刚帅气的形象，在电影《体育皇后》、《大路》、《宋景诗》、《林冲》中，都有非常出色的表演，是张瑞芳非常敬重的一位前辈。
1956年，张翼在张瑞芳主演的电影《母亲》中，出演了王老德一角，彼此曾有过很好的合作。
但文革一来，张瑞芳成了“被监督”的对象，而张翼却是“革命群众”，所以张瑞芳自觉拉开了两人间的距离，见面也不招呼。
张翼却似乎毫不在意，是少有的敢于与张瑞芳主动交流的人。
在奉贤的那年冬天，气温特别低，张瑞芳又特别怕冷。但她知道自己的处境，所以每次参加政治学习，都自觉地带上一个小矮凳，坐在开会的门边，四面受风。
当时政治学习的地点是在男演员睡觉的芦席棚里，张翼的床靠近门边不远。他见张瑞芳坐在门边冷得发抖，就不动声色地挪了一下位置，轻声对张瑞芳说：“你坐上来，地上凉气重。”声音里透出浓浓的善意，张瑞芳心头一热，就起身坐到了床边。而此时的张翼，又特别不经意地，随手将自己的一件棉大衣，拉了过来，顺势就盖到了张瑞芳的腿上。
这个看似无意的举动，令张瑞芳泪如泉涌。
从那天起，张翼的床边，就成了张瑞芳开会时固定的座位。
而张翼的善良，也被张瑞芳牢牢地记在了心里，感恩了一辈子。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附着于人性的善恶也是不一样的。
1957年那个“百花齐放”的春天，校党委召开教职员座谈会，动员大家大鸣大放，大家都不发言，会场冷冷清清。晚上，于副校长找到巫宁坤，希望他带头发言，保证决不会打击报复。
此后接连两个晚上，于副校长学习刘备三顾茅庐的精神，亲自登门邀请，党支书老刘也来敦促他大胆鸣放。巫宁坤被领导的诚意所感动，决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感谢领导的信任。
他在发言中谈到肃反时他在南开的遭遇，认为学校对他的搜查不合法律，南开大学应该向他道歉。继而赞扬党的“双百”方针，让大家敢于说话，并引用了“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的古训，将其发挥为“防知识分子之口胜于防洪”的高度。
他还谈到了“一边倒”的亲苏政策，谈到了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可谓畅所欲言。
主持会议的于副校长对他的发言甚感满意。
然而到了9月，巫宁坤却因为这次发言被打成了右派，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1958年4月，他被送到北京半步桥监狱关押，然后在6月11日深夜，与几百名右派一同押上“专列”，送往东北一个偏远的劳改农场，干起了沉重的体力劳动。
1960年10月，这批劳教的右派，又被武装押送到河北的宁河农场。在这儿许多人因营养不良身体浮肿。巫宁坤的家人从天津赶往农场轮流探监，给他带去黑市购买的高价食品。有一次，妻子李怡楷的大哥送来高价买来的一包烙饼，同房中一个姓刘的已经浮肿很久的学者，用优美的柳公权字体给巫宁坤写了一张条子：“教授，我恳求您借给我一张烙饼，等内人从湖南给我送来食品，我保证一定加倍奉还。”
巫宁坤趁别人不注意时，悄悄地递给老刘一张烙饼。第二天，这位老刘就搬到重病号集中的屋子里去了。分手前，他用他的湖南口音对巫宁坤说：“老巫，你不知道那张饼味道有多好。等我内人一到，我就加倍奉还。”巫宁坤说：“别挂在心上，你要多多保重。要是你不还，我就把你的柳体字借条裱起来作个纪念。”
冬去春来，全国都渴望有一个好年成。5月的一天，巫宁坤奉命带另外两名右派去挖一个六尺长、二尺宽、三尺深的坑。坑刚挖好，一匹瘦马拉着一部平板车就过来了。车上一张污秽的草垫子下面露出一双枯瘦的脚，巫宁坤过去掀开草垫一看，顿时人就呆住了：原来是老刘！
巫宁坤之所以能挺过来，全靠了家里人不断送来的食品。为了让丈夫彻底摆脱死亡的威胁，妻子李怡楷找到了当初再三鼓动巫宁坤鸣放的于副校长。在她的反复陈情下，于副校长终于开口说：“巫宁坤目前的情况太糟糕了，我也不愿看到他死在农场。国家需要高级知识分子，学校也缺乏称职的教授，我会提议让校党委研究研究，看看能不能保外就医……”
1961年6月29日午后不久，巫宁坤正和几百名劳教分子和劳改犯一道抢收麦子，忽然接到通知：农场同意他回家保外就医。
巫宁坤大喜过望，首先去了天津，向李怡楷的家人表达感谢，然后直奔安徽合肥。第二年暑假期间，李怡楷知道安徽大学英语专业急需高级教师，便向外语系李主任提出让巫宁坤重登讲台。
不久，系里通知巫宁坤从九月份起作为临时工聘用，每月工资60元。1964年7月，巫宁坤被摘掉了极右分子的帽子，解除劳动教养。李主任表示：很快就将安排他转正，大幅度提高工资。
可惜，因为学校人事处的刁难，李主任的努力没有办成，只是将巫宁坤的临时工工资，由60元涨到了70元。
在转正这件事上，人事处的无情和李主任的关心，一恶一善，泾渭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