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共产党》书籍自2004年11月发表以来引发中国史上最大的精神觉醒运动，迄今已超过4.5亿中国人选择退出中共党、团、队等一切组织，与中共彻底划清一些关系。（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网站）
2004年11月18日，《大纪元》公开发表《九评共产党》（以下简称《九评》）系列社论。这一天不仅标志着对中共政治传统的系统性批判首次以跨国媒体的方式传播开来，也标志着无数人第一次尝试跳出官方叙事，重新审视中共和中国现代史。二十一年后的同一天，2025年11月18日，我在多伦多宣誓加入了中国民主党。对于我而言，这一重合并非只是时间上的巧合，更是一种历史感的召唤。在这一天重新翻读《九评》，我试图放下早年初读时的情绪化震撼，而以一种更接近史学与政治社会学的方法，去理解中共这一政权在结构上、逻辑上的运行方式，并尝试从若干角度谈谈自己的思考与体悟。
中共的本质
中共已经从一个革命组织，彻底进化为一个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寡头集团。它表面上将自己包装为“人民政权”，但真实的权力运作早已被一小撮红色顶级家族所垄断。他们靠党国机器与利益网络绑定，通过政治权力分配与国企资源控制构建起红色寡头体系，而整个国家机器的职责已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这个集团维持统治、掩护贪腐、垄断社会资源。正如《九评之九》所揭示的：“共产党自身的利益同国家民族利益的根本冲突决定了这种繁荣不可能持久。”这种“根本冲突”并非抽象的概念，而在诸多重大案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河南洛阳栾川县钼矿案就是典型一例。
栾川钼矿是世界级特大型钼矿，上房沟矿区面积约1.2平方公里，蕴藏钼金属72万吨，按当时价格估值约4700亿元人民币，却在改制过程中以区区3000万元的价格被收购。面对如此明显的国有资产流失，当时洛阳市政府明确提出强烈反对，时任洛阳市委书记孙善武是立场最坚决的反对者。然而，从2006年起，他的下属、亲友和相关商人陆续被带走调查。该年秋天，孙被调任至河南省政协任副主席；2007年底在郑州被直接带走；2008年被立案调查；2010年以“受贿罪”被判死缓。后期洛阳市政府重新以26.23亿元的高价购回这座矿山，至此，原先以几千万元“买下”的利益，已被权贵集团转入私人腰包。孙善武被判处死缓后，其家人一直写信状告周永康、罗刚、罗干等。2014年，孙善武女儿在博客公开“实名举报”，点名周永康、罗刚、滕尚富等人参与鲸吞国资的利益链条。整个事件呈现出一套典型的运作模式：商人出资、权贵运作、高层批示施压，先以极低价格夺取，再由国家用数十倍价格买回，差额全部落入特定集团之手。
这一案例清楚揭示了中共顶层权力如何运作：谁是“敌人”，哪些资产可以被夺走，谁将被调查、被定罪，谁的声音必须被压制，这完全取决于权力集团自身的需要。他们不仅垄断资源，也垄断正义；不仅攫取经济利益，也控制叙事与法律解释权。《九评之二》概括共产党“基因”之一为“抢”，而栾川钼矿案恰是这一基因在当代中国的典型体现。该案也更深层次地揭露了中共的本质，一个顶级权贵家族把控的政治寡头集团。
中共的工具
中共赖以起家的两大工具，从来不是制度建设、公共治理或道德号召，而始终是暴力与谎言。《九评之一》开宗明义指出：“以暴力恐怖夺取和维持政权”是共产党最核心的特征之一。暴力是手段，谎言则是暴力运行的润滑剂，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共政治行为的底层逻辑结构。
中共自建党伊始便宣称要以“暴力革命”取代既有秩序。《九评之三》明确指出，中共的统治“建立在一系列对内外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之上”，并以“暴力革命作工具来实行恐怖统治”。这种暴力并非为了推动社会进步，而是为了摧毁全部传统制度，使党成为唯一的秩序来源。革命时期，中共通过打土豪、杀地主、肃反、整党等运动奠定了“暴力合法性”；建政后，这一逻辑更被制度化为国家机器本身。暴力成了重塑社会结构的“万能钥匙”：党通过杀戮、迫害和政治运动直接决定谁能生存、谁必须沉默。“文化大革命”则是暴力工具的全面升级。《九评之三》称文革为“邪灵附体、乾坤倒转”的年代，其本质是用群众暴力和国家暴力共同清除党内异己、改造国民思想。在这场巨型政治实验中，基层执行者逐渐失去人性，整个社会沦为被权力操控的暴力场域。
伴随暴力而存在的，是系统化的谎言。《九评之一》指出：“谎言为暴力的润滑剂。”没有谎言，暴力难以维持最基本的服从；没有暴力，谎言又难以长期压住真相。两者相互依存，互为支撑。《九评之一》举了最典型的例子，1947年《新华日报》赞美美国：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仅仅三年之后，中共便派兵在北韩和美国兵戎相见，并把美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最邪恶的帝国主义分子。同理，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三分抗战、七分发展”，对内利用国军阻挡日军以保存实力，却对外制造“中流砥柱”的谎言，这是典型的“战略性谎言”。大跃进时期全国掀起“亩产万斤”浪潮，《九评之三》指出：“听假话、说假话、做假事”成为全国“集体编造谎言的大爆发”，结果导致三年大饥荒，保守估计三千万人饿死。六四时期，官方称“天安门没有死一个人”。疫情封城时期，“零新增”“社会面清零”等政治性数字造假，延续了大跃进式的政治算术逻辑，谎言必须为政治服务，而非事实服务。
中共的统治从始至终遵循同一套公式，以暴力夺权，以谎言维权；用谎言欺骗一切可以欺骗的群体，用暴力榨取一切可以榨取的利益。这就是它的全部工具箱。
中共的立场
中共自建党以来的所有政治立场，从未真正以国家利益或人民利益为指向，而始终围绕一个唯一的核心目标展开：维持政权、维护党自身的利益结构。无论其外在话语如何更替，内部政策如何调整，这一原则从未发生变化。《九评之二》对此早有揭示：“它随心所欲地解释马克思和列宁编造出来的理论，把一切任意的行动都置于冠冕堂皇之中。”这一评述点明了中共立场的实质，理论是工具，口号是装饰，原则是可随时裁剪的布料。理论、政策、宣传口径之所以不断变化，并非思想演进，而是为了适配不同阶段的政权需求。中共一直践行实用主义，所谓立场，只是包装，唯一不变的是“党必须永远正确”，真正的核心是：任何时候，党的利益高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甚至基本的人类伦理。这解释了为何中共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政策与舆论的急转弯，因为一切立场都是为党的权力服务。
他们的立场随政治需要而变。中共对美国态度的屡次剧变，是最具代表性的例证。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争取美国援助、获取国际合法性，中共对美国进行高度正面宣传。《新华日报》大量刊文称美国是“中国人民的希望”，称美军与八路军“深厚友谊”。毛泽东甚至公开表示愿意和美国做朋友。建政后为了与苏联结盟，中共立即切换叙事。韩战爆发后，《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连续刊发“打倒美帝国主义”“美国是侵略者”等宣传。进入改革开放，为了吸引外资与技术，中共重新调整宣传，面对经济建设和技术现代化的迫切需求，中共把美国重新描述为“值得学习的先进国家”，并降低意识形态对抗，中美合作被提升为“历史性战略选择”。这种迅速而彻底的反转，恰恰说明中共立场并非源自稳定的意识形态，而是完全由现实政治需求驱动。几次转向，唯一不变的是政治利益，立场永远围绕维持统治、维护党的利益展开。中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长期立场，其所谓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的实用主义政权生存原则。
中共的用人标准
中共的干部选拔制度，从来不是以能力、品德或公共精神为核心，而是要求“党性”压倒一切，党性要大于人性。《九评之七》指出：“共产党是一个靠党性、而非道义结合的团体”这一评述揭示了中共用人机制的本质，党性不是人性的一部分，而是对人性的系统性压制，是对人性中卑劣面的提炼与强化。正因如此，中共内部用人原则并不鼓励独立人格，而是要求绝对服从、绝对一致、绝对“听话”。
人性是多面的，它包含善恶、勇怯、私心与良知等多重张力；但中共要求的党性只有一面，服从权力、维护组织、压制独立思考。《九评之二》指出，张思德和雷锋“两人长期被用来教育全体中国人，要像他们那样忠于党”，中共要求干部把忠于党置于一切道德准则之上，这意味着在党性逻辑中，判断善恶、是非、对错的标准并不来自普遍伦理，而来自组织需要。换言之，一个行为是否正确，不取决于其是否遵守法律或是否有利公共利益，而取决于是否符合组织意志。
因此，中共的用人标准从根基上排斥品德独立的人。《九评之四》指出“共产党抑制人的善良本性，鼓动、纵容和利用人性中恶的一面来强化统治”。历史证明，在中共体系内部得到提拔的人，不是因为能力出众，而常常因为更“能斗”“敢斗”“能恶”“敢恶”。中共的组织管理体系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选拔逻辑。一个干部能否被重用，与其是否具有思考能力、专业能力无关；关键是是否能够在关键时刻“站队正确”。正因如此，干部的真实能力往往成为次要因素，甚至可能成为政治风险；而毫无原则的顺从，反而成为升迁捷径。
更重要的是，中共并不介意干部“犯错误”，他允许你犯错误，但绝不允许你犯他不允许的错误。换言之，干部若在执行政治任务中违法乱纪，组织往往视为“可以理解的执行偏差”；但如果干部拒绝执行荒谬命令，或在关键时刻表达不同意见，则被视为“政治错误”。著名的例子便是前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少将。1989年“六四”前，他因拒绝执行对市民与学生开枪的命令，被军事法庭审判并长期囚禁。徐勤先并非犯下任何法律意义上的罪行，他的“错误”只是违背了组织意志，这在中共体系中是不可饶恕的“政治罪”。相反，那些“允许你犯错”的情形，恰恰是组织治理逻辑的一部分。中共惯常容忍干部在经济、纪律、作风上的问题，其原因并非宽容，而是为了在未来可以随时拿捏、随时处理。当需要整肃、需要替罪羊或需要内部权力清洗时，这些被保留下来的“黑材料”便会立刻生效。这就是中共内部普遍存在的“抓小辫子”机制：所谓的容错不是信任，而是控制；所谓的宽松不是保护，而是伏笔。
中共的用人体系，是以党性毁灭人性，以服从替代能力，以组织控制代替道德标准的体系。这一体系决定了中共无法产生为人民负责的官员，也无法培育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治理人才。党性大于人性，注定了整个政权将持续滑向权力封闭、腐败扩散与治理能力衰竭的深渊。
中共的恐惧
中共掌权七十余年，其政治行为虽看似强势，却始终被一种深层恐惧驱动。他们内部充满脆弱，因为它建立在谎言与暴力之上，因此最害怕的，就是真相和反对声音。
《九评之八》指出：“互联网把世界连通在一起，却唯有中共花大笔的钱搞网络封锁、抓网上自由人士，因为共产党特别害怕人民得到自由的信息。”一旦人民知晓真实历史与世界现状，建立在虚假叙事上的统治基础便会立即动摇。除了恐惧真相，中共更恐惧组织化的反对力量。《九评之六》写道：“民运人士、自由思想者、体制内的怀疑者、各种信仰团体成员都是杀一儆百的对象，要把异己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并非偶然，而是中共权力逻辑的必然：它无法容忍任何可能形成自主力量、建立信任网络、或具备道义号召力的群体。只要出现哪怕初步的组织合作，单靠宣传、监控与暴力便无法完全压制。因此，中共害怕独立工会、害怕基督教家庭教会、害怕维权律师群体、害怕大学社团组织，也害怕公民自发互助。所有能让人民产生横向联系的社会力量，都被视为潜在威胁。“六四”拒绝与学生对话，就是这种恐惧的典型例证。他们不肯与学生对话，就是怕开这个口子，一旦开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队就都会要求对话，中国就会走向民主。
归根结底，中共惧怕的，是人民摆脱恐惧后觉醒的力量。它害怕真相，因为真相能瓦解谎言；它害怕声音，因为声音能穿透封锁；它害怕人的尊严与自由，因为这些力量会让人不再臣服。
他们所恐惧的，正是我们必须坚持去做的。传播真相、坚持发声。每一个拒绝遗忘的人、每一个坚持说出真话的人、每一个在恐惧中仍愿伸出援手的人，都是正在撬动时代的杠杆。当越来越多人愿意倾听与表达，愿意思考与行动，一个社会所能容纳的光明就会随之扩大。没有任何政权能够永久封锁真相，也没有任何体系能够永远压制人性对自由的追求。
历史终将因觉醒而转向，也终将在真相与勇气的汇流处，迎来它的清晨。
-张德超于《九评共产党》发表21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