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小批中国青年走过几条革命性的大字报。（圖片來源：JEAN VINCENT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5年11月25日讯】文革中，上海渔阳里整条弄堂总共有36户人家，凡属资本家和小业主身份的，都被抄过家。传德先生的父亲解放前开过店子，所以也被列入了抄家名单，被抄走的物资有研究钱币的图书和少量的字画，还有百余枚印章。那些珍贵的钱币实物，还在抄家前就已分别转移到几位亲戚朋友家去了。
同一时期，很多人为躲避灾祸，都将贵重物品提前做了转移，也有很多人选择自我销毁家里的贵重物品。
那段时间，淮海中路陕西南路口，上海中国人民银行门口有很多人，在排着队等着进银行，这些人大多是些老年人，他们将自己家的金戒指、金项链等金首饰，全部在银行兑换成人民币。银行的工作人员，将这些金银首饰上镶嵌的各类宝石，如翡翠、钻石等等，都用工具一一撬下来扔在旁边。银行要的只是金银，称重只算金银的重量，宝石虽然价值远远超过金银，但银行不收。
上海有名的纺织业大老板邓仲和的三姨太，是抄家对象，三姨太当时有十几颗钻石，她怕被抄走，就拿到朋友家托人藏匿，后来担心连累朋友，就把这些钻石都扔到抽水马桶里冲走了。
像林风眠这样的国画大师，也是把自己历年的画作用水浸泡后，用抽水马桶冲走的。书法家沈尹默的藏品，是由儿子沈令昕偷偷拿到上海远郊扔进黄浦江的。
文革结束后，发还抄家物资，传德曾跟随父亲去了三四个堆放抄家物资的地方，如虎丘路文物仓库大楼，大场镇临时仓库等处领取自家被抄的物品。
宝山区大场镇的文物仓库，每个房间都是半露天的，只有屋顶跟两边的山墙，前后没有任何遮挡，房间的地上堆满了各类文物，给人印象不像仓库，更像是个垃圾站，整个空气充满了一股变质发霉的味道。
父亲要去寻找他的中外钱币书刊，吩咐传德寻找祖上传下来的五幅字画，其中一幅是黄宾虹的山水中堂，和李鸿章书写的两幅对联。
仓库里，所有的书画都被随意地散放在地上，堆积在一起。由于时隔多年，已经落满了灰尘。传德翻找了半天，一无所获。
倒是他父亲的书籍，因为都盖有收藏印章，比较容易找到，最后在朋友的帮忙下，装了满满一辆黄鱼车拉回家中。
虽然多数抄家物资并未找回，但总算有点收获。遇上有的人家，原主已经去世，或是已经移居海外，无法认领，就一概成了无主之物，要么充公，要么被某些人私吞。
像传德家的邻居葛镛声，原是上海淮海制药厂的股东，破四旧期间被抄了多次，甚至连家里的墙壁都被凿开搜查。到了发还抄家物资时，他与妻子已经去世多年，子女也移民海外，国内又没有亲属，就只有放弃了。
著名书画家吴湖帆破四旧时，因中风住在华东医院。红卫兵把他家翻了个底朝天，抄走的东西装了8卡车。几天后，吴湖帆被医院的造反派赶了出来，当时他身体还未康复，脖子上插了一根导流管。他回到嵩山路家中，看到抄家后满地狼藉的房间，祖孙三代积累下来的藏品一扫而空，顿感绝望，毅然拔去导流管企图自杀，被人阻止。人虽没死，但从此一蹶不振，仅仅两年后便离开了人世。
沪上有名的巨商王禹卿和王亢元父子，是无锡蠡园的原主人。破四旧时，单字画就抄走了2,200余幅，全是历代名家的画作，包括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八大山人的作品。落实政策时，家人去领取抄家物资，发现这2,200余幅画作全都不翼而飞，最后只拿到了一万元的赔偿，还被经手人敲了竹杠。王亢元带着女儿王元媛去领钱时，经手人暗示他家需要一台冰箱……
那些不翼而飞的古董字画，最终去了哪里，后来都无人追究。49前移居香港的张璜，发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大量清代和民国的银元流入香港，被熔炼成银锭。当时国内的金属冶炼技术还不完善，所以都是先运到香港，再转往新加坡的冶炼厂熔炼。
熔炼事宜，由香港的中资银行宝生银行负责，张璜认识该行的主管，并从该主管手中，买过一些银币。
著名学者许倬云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在香港求学，在香港的书店里，他亲眼看到过大量来自内地的字画。这些字画被随意堆积在店铺的地上，有一个人肩膀那么高。其中大部分都被损毁过，有的被泼了墨，有的被利器戳穿，有的被剪刀剪开……这些抄家物资，当时是以废品收购的价格从内地卖到香港的，其中不乏中国名家的作品。
茅大容文革后移居香港，在中环开了一家“长江艺术品公司”，主要经营古董书画的买卖。当时从内地来的抄家物资，数量之大，都是按批按堆计算的，被当作普通货物，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进入香港，再由香港商人转卖到世界各地。
除了大量出口这个途径外，也有不少字画被人中饱私囊。
上世纪八十年代，传德先生在美国的纽约和洛杉矶，曾遇到过几个原来在上海、天津等地博物馆工作过的中国移民。谈到当年抄家物资的管理，那是非常混乱的，仓库里堆满了各类文物，虽然有人值班，但都形同虚设。谁要是看上什么了，都可以随意拿回家，根本无人过问，也没人知道。问：“历代钱币的管理也是这样吗？”他们说，“除了金币有专人保管以外，其余都是一样的！”
这种说法和杨成麒先生了解到的情况完全吻合。杨先生曾对传德的父亲说过：“定祥，抄家物资中的钱币，上海博物馆除了金币有专门保管外，其他都堆放在文物仓库的一些铁柜子里。这些钱币，既没人整理，又没人管，而且柜子也不上锁，晚上都是由几个小青年值班，如果他们要拿要偷，也没有人知道。总之混乱得一塌糊涂，真是老鼠跌进了米缸里……”
这也就发生了一种反常现象，某些在文博系统工作过的人，他们原来的工资并不高。但文革之后，却突然暴富，问其发财的原因，都说是炒股赚的。其实明眼人都知道，这笔横财来自何处。
一个早年在博物馆工作的人，他家以前住棚户区，因为工资低，就穷到连结婚也拿不出钱来办喜事，还是向朋友借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有人从美国回来，邀请几个朋友合办公司，此人也有兴趣，表态说，投资入股，他可以上不封顶！口气之大，令人咋舌。据了解者说，他有很多珍贵银币，都卖给了台湾的钱币商……至于银币的来历，自然是不言而喻了。
这些人原本属于工人阶层，家里并无多余财产，却在文物走红时突然暴富，买楼的买楼，移民的移民，个个都成了大款。个别人甚至把拍卖公司都买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