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貴州省貴陽市爆發村民示威事件，反對當地政府推行的強制火葬政策。(16:9)
2025年11月22日，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石硐镇接连爆发两起农民反抗政府强制火葬的激烈事件，数百名村民与政府工作人员、警察发生直接对峙。这并非孤立的乡村闹剧，而是底层民众对官僚强权的血性回击，他们手持棍棒、彻夜守坟，用身体筑起防线，誓死捍卫“入土为安”的传统习俗。事件起因直指制度痼疾，当地政府无视法律底线和民俗传统，强推火葬政策，不仅加重了本已捉襟见肘的农户经济负担，还亵渎了千年传承的丧葬礼仪。村民们痛陈在支付高昂火化费、勉强购置骨灰盒后，仍需额外砸钱买传统棺木进行土葬，因为农村本就缺乏存放骨灰的公共设施。这哪里是“文明进步”，分明是层层盘剥的又一轮变奏。
在木杉村，政府人员竟公然扬言要掘开已下葬的逝者坟墓，将遗体拖去火化。愤怒的村民岂能坐视？数百人提前十余日便集结坟前，手持棍棒、铁锹严阵以待，直至深夜仍寸步不让。一位村民怒斥官员“如果共产党是挖祖坟的，就把习近平的祖坟先挖了再说，你敢挖习近平家祖坟不嘛？”现场音响循环播放着村民的集体诉求，“中国人素有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并渴望以完整的身躯入土为安，而且有的老人死前的遗愿就是不要火葬要土葬”。最终，政府人员因人数上的劣势，未敢轻举妄动。与此同时，水头村的冲突更为惨烈。副县长强勇亲临现场，蛮横要求死者家属交出遗体，甚至当众殴打死者妹妹，点燃了村民的熊熊怒火。消息如野火般蔓延，从数十人迅速聚集成数百人的包围圈，将副县长及其随行警察层层围堵。双方剑拔弩张，对峙直至次日凌晨，混乱中强勇趁势溜逃，留下满地狼藉和村民的咒骂声。
两起事件迅速通过互联网发酵，周边村镇乃至邻县的民众闻讯也陆续赶到现场支援，到11月25日，木杉村现场一度涌入2000余人，直至当晚仍有上千铁汉坚守阵地。在经济寒冬席卷、农民工潮水般返乡、社会保障网千疮百孔的当下，此类抗争绝非偶然火花，而是积压已久的结构性熔岩即将喷薄的征兆。它折射出中国农民的深层绝望，土地被剥夺、养老无着落、连最后的丧葬尊严也要被官僚的“政策红利”吞噬。仅一周前，2025年11月13日，中国农业农村部刚刚提出“防止形成规模性返乡滞乡”，这也反映了官方对农村地区群体性危机的深深焦虑。
近些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对峙事件，如同一道道闪电，照亮了当代中国农村的伤疤。它提醒我们，农民的愤怒，从来不是无源之水。回溯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对底层民众的系统性剥夺，早已是中共政权一以贯之的“铁律”。从土地改革的“分田地”幻梦，到如今的强制火葬“文明令”，每一步都看似“为民”，实则是欺骗加控制，榨取农民的血汗，囚禁农民的灵魂。接下来，让我们拨开历史的尘埃，审视那些关键节点，看看中共如何从“剥夺土地所有权”起步，一路走向“推行火葬”的终极控制。这些政策演化，不仅是经济掠夺的链条，更是精神枷锁的升级，直至今日，农民仍被困在中共精心打造的牢笼中，喘不过气来。
1925年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指出中国革命中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他把农民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和失了土地的游民无产者。这正是中共针对农民的第一层政治骗术，以阶级分析的理论包装，掩盖其真正目的并非让农民获得土地，而是利用农民的愤怒、贫困与不满，作为夺取政权的燃料。这是中共迷惑和利用中国农民的开始，中共与农民之间从来不是“同盟”关系，而是一场彻底的政治操控。承诺农民土地，是为了夺取土地；承诺农民翻身，是为了方便再次把他们按在地上；承诺农民当家作主，是为了当农民的家作农民的主。所承诺的“耕者有其田”，只是革命时期的动员口号，并不是长期制度安排。中共需要农民时，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但当掌权后，这支曾经的“同盟军”就失去了利用价值。
1949至1952年的土地改革，被写成了一幕翻天覆地的“农民狂欢”，地主被批斗、田地被瓜分、红旗插满田垄，震耳欲聋的口号在乡村回荡。农民确实曾短暂地欢呼，那是他们历史上第一次触碰到“当家作主”的幻觉。然而欢呼声尚未散尽，陷阱却已悄然合拢。因为农民得到的土地，并非通过市场或契约获得，而是通过国家主导的阶级斗争和行政暴力“无偿没收，无偿分配”而来。换句话说，土地产权的最终解释权，从始至终不在农民，而在国家。国家“能给”，自然也“能收回”。土改工作队前脚刚走，合作社、初级社、高级社便紧随其后。到1956年，全国九成以上农户已被以“自愿”之名强行卷入集体化。私有产权被连根拔除，自耕农的土地、牲畜、农具悉数被集体吞没。昨日还被称作“翻身主人”的农民，一夜之间又沦为集体化机器上的“农业雇工”。这不是翻身，这是诱捕。所谓“耕者有其田”，不过是一种过渡性的麻醉剂，是中共对农民施展的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政治欺骗。表面上似乎让农民分到了土地，实际上只是把他们绑上了集体化的战车，为下一轮更严密、更彻底的掠夺铺平道路。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一天成为中国农民土地权利彻底消失的历史分水岭。从此以后，农民不再是土地的主人，而被固定在“集体所有制”之下，成为名副其实的制度化农奴。他们没有土地证，没有处置权，没有继承权，连脚下的宅基地上亦只写着冰冷的四个字：“集体所有”。这一纸决议的威力，远胜任何朝代的徭役与摊派。旧政权掠夺的是产出，中共剥夺的却是农民的根本：对土地的支配权、对劳动的自主权、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权。人民公社制度所实现的，不是土地重新分配，而是一场对亿万农民的人身收编。土地被收归“集体”，农民也随之被收归体制，从此无法退出、无法迁徙、无法自由经营，只能按行政命令无条件出工、记分、分配。这是一次对农民阶层的全面“产权归零”。人民公社，不是社会主义的乡村乌托邦，而是20世纪最大规模的农奴制复辟。
1959年至1961年的中国，史称“三年自然灾害”，实则是一场人祸远大于天灾的巨大历史悲剧。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浪潮的推动下，极“左”路线和基层强制行为造成了空前的灾难性后果。学者杨继绳、曹树基等人保守估计，这场饥荒至少造成15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其中高达90%以上是缺乏社会保障的农村人口。他们的逝去并非源于普遍的洪水或干旱，而是由于一系列政策和运动导致的人为绝境。公共食堂制度在初期盲目乐观、铺张浪费，很快就耗光了农民的家底和生产队的储备粮。接着，“反瞒产私分”运动在全国铺天盖地展开，基于对虚假高产量的“浮夸风”的信任，基层干部携带民兵，以暴力手段掘地三尺，将农民藏匿的最后一粒救命米也强行抄走，上交国家，导致农村口粮彻底断绝。在饥饿的蔓延中，城市职工凭借国家配给制度，尚能维持每月25至30斤的基本口粮，而广大的农村地区则陷入炼狱。孩子们被迫以树皮、草根、野菜充饥，甚至吞食无法消化的观音土，在胃部膨胀中绝望而死。三年里，户籍制度划出一道冰冷的生死线，城里人吃国家，农村人等死。1500万至3000万条生命无声消失，只剩空荡的村庄和永远填不平的饥饿记忆。这不是天塌下来，这是人把人推下了深渊。
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其影响远超政治斗争的范畴，是一场对中国乡村社会伦理结构和传统文化的彻底毁灭。在“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狂潮下，农村社会数千年来维系的秩序被连根拔起。宗族精神的象征地，庄严的祠堂被砸毁、夷为平地，甚至被改造成饲养牲畜的猪圈；记录家族历史与血脉的族谱被视为封建糟粕，大量被付之一炬。甚至连安葬祖先的坟墓也未能幸免，被当作“封建遗址”挖开，或被“平掉修水库”用于农田基本建设。传统的婚丧嫁娶礼仪、节日习俗等日常生活规范，皆被斥为“四旧”，在批斗中被迫中止。农民连最基本的悼念亲人的哭丧也要偷偷摸摸，一旦被发现，便会被指控为“搞封建迷信”而遭受批判。更具破坏性的是，政治运动将高压手段深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中，要求他们互相检举揭发。在“阶级斗争为纲”的逻辑下，邻里间的信任和亲情关系被彻底瓦解，为了自保或争取政治表现，农民被鼓励甚至胁迫去揭发亲戚朋友的“封建残余”或“反动言行”。这种制度化的互相举报和政治高压，导致乡村社会陷入无休止的“内耗”，完成了对传统伦理和人性的异化。这种对物质文化、精神信仰，以及最基本的人际信任的系统性摧毁，使农民陷入一种精神上的农奴化。这种对社会根基的破坏和对人性的扭曲，比一时的饥饿或贫穷更具持久性和深远的社会创伤，彻底改变了中国乡村的面貌和道德基石。
1979至2015年，长达三十六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一场中共对亿万农民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它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冠冕堂皇谎言为幌子，实质却是对中国农村妇女子宫的野蛮占领，对中国农村最基本繁衍权的灭绝式掠夺。为了达到指标，地方官员可以无视一切人性底线，将农民视为可任意宰割的牲畜。那些被强行引产、胎死腹中的婴儿，是这场制度性暴行的无声受害者；那些被强制结扎和绝育的女性，在乡村医疗所里留下了永恒的生理和精神创伤。在“宁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个”的口号下，暴力抄家、拆房、罚没财产成为家常便饭，无数农家因生育一个“超生儿”而家破人亡，倾家荡产。这项政策不仅摧毁了家庭结构、加剧了性别失衡，更从根本上剥夺了农民自我延续和传承的最后一点尊严，完成了对农民精神与肉体的双重钳制，将他们彻底困在国家规定的生育牢笼之中。
2025年的今天，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北斗组网、航母下水、空间站巡天，然而，数亿农村老年群体却面临着一个令人心酸的“数字困境”。全国绝大多数省份推行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新农保）制度中，基础养老金的月发放标准，在许多地区仍徘徊在每月不足200元的水平。这一数字与国际标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世界银行在2025年6月更新的全球极端贫困线标准是每天3美元，折算下来，每月约合人民币630元。这意味着，当下中国农民领取的养老金，甚至连国际公认的极端贫困线标准都未能达到。他们年轻时被“集体所有制”剥夺了土地产权，老了又被“城乡二元”剥夺了养老保障。城里人退休工资动辄四五千、七八千，农村老人却要靠60岁以上的手指还在土里铇食、捡废品、放羊，才能给孙子攒下一学期的学费。当他们终于干不动、病倒在炕上，唯一的指望就是那个每月不到200元的“养老金”，这不仅难以覆盖医疗保健、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甚至在许多农村地区，买点盐、买点药、买点挂面，就已所剩无几。他们养活了共和国最艰难的岁月，中共却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把粮票、布票换成了每月一百多块的“安慰券”。这不是养老，是遗弃，是赤裸裸的羞辱。
2025年的今天，尽管官方宣布取得了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但数以千万计的农村老年群体依然深陷于生存的困境。根据官方统计，在中国近9000万的农民工大军中，已有近30%的劳动者年龄在50岁及以上，其中许多人甚至已经超过了官方规定的男性60岁和女性蓝领工人50岁的退休年龄。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显示，农村户籍60岁以上老人的就业率仍然超过51%；即使是75岁至79岁这一高龄段的男性，仍有40.4%的人在持续劳作。他们有的仍在起早贪黑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在田间地头劳作，有的在烈日下的建筑工地搬砖和水泥，有的在城市垃圾堆里捡瓶子，他们并非出于对劳动的热爱，而是迫于生存的压力：微薄的城乡居民养老金根本无力支撑基本生活。那每月不到200元的收入，买不起日常的蔬菜、支付不起救命的药物，更无法为自己准备最后的棺材板。这些超龄农民工，成为了当代中国最彻底的“农奴”。他们的人身看似自由，却被户籍、土地、低水平养老金和不完善的医疗保障这四重枷锁牢牢焊死在了贫瘠的农村土地上。他们无法享受与城市职工平等的社会福利，必须以牺牲尊严和健康为代价，在老年时期继续出卖体力，以对抗国家福利体系遗留的巨大城乡差距和不公。
纵观上述历史与当前现状，中共对中国农民的态度始终是控制与收割，而非真正的尊重与解放。中共的统治策略始终不遗余力地进行“愚”农与“贫”农，把他们牢牢焊死在可控的贫困线上，目的是在物质和精神层面全面掌控农民，确保他们听话和顺从。为了防止农民意识到自身困境的真正根源并团结觉醒，权力中心始终致力于为他们树立不断更迭的“外部敌人”。在早期的土地改革时期，地主是敌人，成为被斗争的对象；50年代，右派和反革命是敌人；在十年“文革”期间，走资派成为了敌人。而在今天，这种策略仍在继续，一切社会矛盾和治理失误都被导向“境外势力”。这恰恰印证了哲学家卢梭的洞察：“一定要树立一个外部敌人，如果外部敌人消失，民众就会发现谁才是真正的敌人。”在中国农村，所谓的“境外势力”从来没抢走农民一亩地、一分钱。真正抢走一切的，是那套从1949年到2025年不断收割农民财富、限制农民自由的制度化权力结构。从土地集体所有制，到城乡二元户籍制，再到歧视性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障制度，所有这些困住农民的沉重枷锁，并非来自外部，而是出自同一个权力中心。那些声称要“解决三农问题”的人，恰恰是这套制度的设计者和维护者，他们才是制造和固化“三农”问题的根源。
要从根本上打破长期困扰中国农民的制度性桎梏，包括土地集体所有制、城乡二元户籍、歧视性养老金和医疗保障，依赖现行权力体系的“恩赐”是无济于事的。真正的出路在于农民群体自身力量的觉醒与组织化。历史学家A.J.P.泰勒曾深刻指出：“所有进步都来自不顺从者。如果没有麻烦制造者，我们还住在山洞里。”对于中国农民而言，这意味着必须拒绝被动接受安排，而要拒绝现有体制的单方面领导，进而从根本上挑战并改变持续收割他们的制度。今天的中国农村，已到了必须组织起来的紧要关头。农民需要的不是自上而下的施舍或政策微调，而是成立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各级组织，例如农会、互助社或自发性的维权团体，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一股有组织、有诉求的政治力量。这种力量应能够有效地收集、表达和捍卫农民的诉求，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失语地位。
世界上所有成功反抗压迫、赢得权利的群体，其转折点都始于组织、抗争和团结。真正的农民解放，不会来自政府的拨款、宣传或口号，而只能来自农民自身的组织化、互助精神和集体发声。只有当亿万农民开始互助、开始发声、开始为自己的权益勇敢抗争时，中国农民的未来才真正可能摆脱“当代农奴”的悲剧命运，迎来真正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