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图片来源：Tomohiro Ohsumi／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5年12月2日讯】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论述之后，为何中国搥胸顿足、反应激烈？在中国各种威逼恐吓之下，为何日本坚持不收回这番言论？因为这是一场不到最后关头、不到兵戎相见，双方皆互不信任、不可认输的叙事战争（Narrative Warfare）。
日中陷入叙事战争
叙事战争属于“叙事政治学”（Narrative Politics）走向恶化的阶段。“叙事政治学”强调政治不只是利益争夺或权力博弈，而是透过言说、解读、宣传策略，来建构现实、策动民意、创造合法性、提高战略优势。迄今为止，日中之间已进入一场高强度的叙事论战，这是21世纪日中之间罕见的、以互相推高威胁的叙事较量。换言之，叙事战争正在重新编码东亚的威胁想像，并修正印太的战略环境与安全秩序。
叙事战争不同于舆论战，它更深入本体论的结构性本质。叙事战争不是争取事实，而是争夺“述说事实”的权力。日本将中国定义为核心威胁与安全焦虑，一种涉及国家存亡的深度危机，包括中国试图改变现状、军事扩张、破坏规范、威胁区域自由与民主、对台海与东海构成危险等等；这种叙事催促了日本提高军费、扩大自卫队角色、强化美日同盟、深化台日关系等等政策的成形。
反之，中国则将日本定性为军国主义在复苏、重新军事化的危险国家、受美国操控的代理人、介入台湾议题的外部干涉者、历史上未忏悔的侵略者等等；这种叙事强化了民族主义动员、固化对日本的敌意，形成无底限的情绪对抗。两套互相强化且无可退让的叙事模型，形成了恶意升级的叙事螺旋（Narrative Spiral）。
然而，在叙事立场上，日本的“真话实说”与“就事论事”，其效果远大于中国高姿态、强压迫、无克制的失控叙事。这场战争的胜负不在于嗓门和声调，而在于国际信任与说服力。
中国的叙事模型
在高市早苗提出“台湾有事论”之后，中国立即制造四种主要的叙事战略：
1、民粹叙事（Populist Narrative）
民粹叙事的目的不是说服，而是愤怒式的动员，恶意的极端化，制造民族敌人，一种“受害／复仇型”仇恨渲染；在这种“我／敌”二分法之中，情绪取代了理性，叫骂取代了协商，是叙事政治中最具破坏力的武器。但这种简单而低廉的破坏性叙事，往往产生“回力式的自伤”，造成不自觉的误判，失去政策转圜的弹性，使冲突迅速升级和恶化。
2、鄙视叙事（contempt narrative）
这是一种汇聚大量羞辱性语汇，透过语言、符号或象征手段表达对他国的轻视、贬低或否定。例如中国以“小日本”、“鬼子”称呼日本，以“美帝”称呼美国，以“台毒”称呼台湾，这是一种“滥用称谓”的叙事攻击。
中国的鄙视叙事来自“中华文明中心论”所构建的“优劣框架”，以此作为国族身分的高低边界和塑造集体优越感，进而建立“中国崛起＝文明复兴”的意识形态公式。中国正是以此策略，将日本定性为历史侵略的“道德矮人”，现实主义的“美帝附庸”。实际上，中国的鄙视叙事只是一种“政治误解工程”，虽然获得短期的虚假快感，却放任内部矛盾的持续恶化。
3、怀恨叙事（resentment narrative）
这是一种以历史屈辱、受害经验和外部挑战为核心的叙事框架。尽管日本侵华战争是中国之国耻，但对当代中国而言“事过并未境迁”，反而成为“怀恨在心”的国族潜意识。在这场叙事战争之中，中国不断以“受侵略／被迫害”的角色自居，谴责日本“并未反省历史罪行”，中国因而具有“清算日本历史责任”的正当性。实际上，这既是一种“优越／受害”的矛盾意识─优越的中华国族竟受到日本低级屠夫的迫害，也是一种“记忆的武器化”，使得中国具有“清算日本”的非理性道德义务。实际上，怀恨意识只是一种“剩余意识”，日本侵华史实已经终结80年，这种叙事更多的是为共党政权服务，而非“师出有名”的现实需要。
4、威吓叙事（Intimidation Narrative）
这是一种内含恐吓性预言、暗示报复能力与责任转嫁的“后果恐惧”策略。例如警告日本若介入台海情势“必将遭受共军迎头痛击”、“日本全国沦为战区”、“玩火必自焚…”等等。但实际的效果正好适得其反，中国的过激反应“证成”了日本的中国威胁感，日本的“反中共识”达到历史高点，激发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支持而非对中国的认同，形成我所说的“外交自焚”。
日本的叙事模型
相对的，日本的叙事模型也可分为四种类型
1、威胁识别叙事
日本试图在印太区域做出威胁来源的识别标准，把中国的军事扩张、台海攻击、科技实力、外交胁迫与经济勒索等等，辨识为潜在的、结构性的威胁指标，将中国的行动解读为挑战国际规范、威胁自由航行及民主秩序。这种叙事类型旨在向邻国发出明确讯号：日本高度关注印太自由航行与台海安全，一旦威胁发生，日本将采取集体防卫或联盟行动。
2、正当防卫叙事
正是因为“中国威胁”获得辨识，日本就获得“防御政策的正当化”（defensive Justification），进一步将军费提高、扩大自卫队行动权限、岛屿军事化部署、美日同盟的延伸吓阻付诸实践，将国家存续利益与必要国防改革，通过叙事连结形成必要的防卫政策。
3、友邻合作叙事
在战略立场上，日本排除“一国独大”的霸权地位，亦无意重返军国主义的老路，而是以友好合作和集体防卫，与邻国形成战略互补与危机共管，建立一种“合作性吓阻”（cooperative deterrence）。这种叙事的目的，在于创造国际合作空间，进一步改写印太权力竞争模式为敦睦模式。
4、区域安全叙事
所谓“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即是一种安全联结叙事，将台海紧张与日本自卫安全挂勾，并与美日安保为后盾，以联盟建构与危机管理，从中建立日本观点的民主价值与国际规范框架，以国际法来保障日本的安全利益。换言之，日本通过强化反击能力（counterstrike capability），已明确将台湾纳入日本的安全框架。
对照于中国，日本的叙事模型立基于“不信任危机意识”（sense of inseurity），内含更多的预防性警戒、稳健务实的国防增强，很少出现羞辱性语言和恐吓姿态，也极少诉诸民族优越或历史怨怼，更多的是依据国际法的“制度语汇”和以价值为基础的安全保障。这种叙事的优势在于“释疑性说服”：让日本民众充分理解：为何军费必须增加？为何需要台海稳定？为何需要更紧密的美日同盟。
从叙事困境到安全困境
中国死咬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判定中国持续威胁区域安全，两套叙事模型已陷入镜像恶化的叙事困境。中国对日中关系既然“叙事失真”（narrative misalignment）与固执化，例如把南海巡航、东海军演、对台武攻，叙事化为“纠正历史错误”，将对外侵略表述为“民族复兴叙事”，日本只能选择“宁为一战”。这就是从叙事困境演变至“信任缺失”（trust deficit），最终导致“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恶性循环。
事实是，中国叙事模型与国际认知形成巨大的落差。中国强调内部合法性、历史正义与民族复兴，国际社会则基于多元解读、规范约束和民主价值观。这种落差，使中国丢尽了国际形象。
中国试图以“自说自话”的强势叙事主导外交语境，日本则以“实话实说”的事实叙事解读周边局势。两者使用的是不同的叙事语言，对区域安全的认知也差之千里。中国叙事属于“情绪政治”（emotional politics），日本叙事属于“安全政治”（security politics），两者形同鸡同鸭讲。换言之，中国越是调高嗓门，日本越深感威胁，中国越不把日本当作“平等主体”而任意羞辱，越使日本凝结全国性的反中共识；反之，日本越强调安全，中国越断定“干涉内政”，越觉得受辱与敌视。这就是叙事螺旋的恶意升级，除非事出意外，否则没有化解之道。
（本文为《上报》授权《看中国》转载。原文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