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退休职工郭礼典实名举报徐湖平。（图片来源: 视频截图X推特）
近期，南京博物院卷入的一场文物丑闻引发了舆论的强烈地震，其波及范围之广、指控性质之恶劣，已然到了“纸包不住火”的地步。这起事件的焦点，集中在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徐湖平身上。引爆这颗雷的，是南京博物院典藏部退休职工郭礼典。他不仅实名举报，更公布了一份长达42人的联署材料，将一段尘封已久且触目惊心的“监守自盗”史暴露在阳光之下。
硕鼠饮河 权力掩护下的疯狂盗窃
根据郭礼典的举报视频及相关材料，这并非一时贪念，而是一场跨越数十年、有组织、有预谋的文物浩劫。早在1980年代，徐湖平便利用职权，私自开启存放于南京朝天宫库房的2211箱“故宫南迁文物”。
这些文物本是中华民族在战火纷飞年代历经千辛万苦保留下来的文化血脉，却成了少数人的“提款机”。指控称，徐湖平阻挠这些南迁文物回归北京故宫，其真实意图是为了方便窃取。更令人发指的是其操作手段的“专业化”与“洗白化”：他指使所谓的鉴定专家，将馆藏的真品鉴定为“赝品”或“参考品”，随后将其“划拨”给自己管辖的文物商店。
这条黑色产业链的终端，连接着徐湖平之子在上海开设的拍卖公司。通过这一渠道，大量官窑瓷器、珍贵书画流向了法国商人及各地文物贩子手中，转瞬之间，国宝变成了个人账户上的钜额暴利。为了编织这张巨大的保护伞，郭礼典指出，徐湖平将多件名贵书画当作“人情”，送给了包括时任江苏省检察院检察长、反贪局局长在内的关键官员。
数据是冰冷而残酷的佐证。1997年4月，南京博物院向江苏省文化厅打报告，申请将“不够馆藏标准”的文物调剂给省文物总店处理。这其中，包括珍贵的《江南村画卷》在内，共有1259件文物被移出馆藏序列。这一笔笔账目背后，是国家文化遗产的巨大流失，是人心贪欲的无底深渊。
历史的讽刺 枪口下的克制与和平里的掠夺
在徐湖平案闹得沸沸扬扬之时，一段关于故宫研究员耿宝昌先生的回忆被重新翻出，两相对照，竟生出一种极致的荒诞与讽刺。
耿老曾回忆过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在日本占领北京的八年间，故宫博物院虽然处于敌占区，却并未像人们想像中那样被洗劫一空。据耿老所述，彼时故宫的管理依然井井有条。尽管故宫最精华的文物已南迁，但留存下来的依然是“满地金银”。然而，令人惊异的是，除了1944年日本发起“献铜运动”，强行搬走了66口无款大铜缸、91具铜灯亭及四尊铜炮以熔炼造子弹外，故宫并未发生大规模的抢劫事件。甚至在1942年，故宫还完成了过去一直未能完成的文物大清点。
更为震撼的对比发生在南京。当年部分南迁文物：包括象征皇权的25枚皇帝玉玺——存放在南京朝天宫。南京沦陷后，这些至宝处于日军控制之下，甚至曾被拿出来公开展览。但直到日本投降，这25枚玉玺依然完好无损，并未被掠夺回日本。
守护者的沈沦
将这两段历史放在一起审视，不禁让人感到脊背发凉。
昔日外敌入侵，在刺刀与铁蹄之下，虽有掠夺（如铜器），但在某种程度上，侵略者面对成体系的文化瑰宝时，尚且保留了一丝“不动”的克制，使得玉玺与库藏得以保全。
然而，在和平年代，在我们自己建立的博物院里，由国家任命、领着俸禄、本应视文物如生命的“守护者”们，却将黑手伸向了这些历经战火幸存下来的国宝。
日寇没拿走的玉玺，守住了；战火没烧毁的字画，留下了。却未曾想，这些逃过了八年抗战、躲过了流离失所的民族魂宝，最终竟难逃“家贼”的算计。徐湖平案若查证属实，这不仅是法律层面的贪腐大案，更是文化良知的一次彻底崩塌。
“家贼难防”，古人诚不欺我。当守护者变成了掠夺者，其破坏力之大、其性质之恶劣，远甚于明火执仗的当年日军。南京博物院此案，必须一查到底，不仅是为了给郭礼典及联署的42位老职工一个交代，更是为了给那些沉默的国宝、给中华民族的文化尊严，一个迟来的公道。
冰山一角下的体制沈屙绝对权力导致的绝对腐败
南京博物院的惊天大案，若仅仅将其视为个别官员的贪婪与堕落，未免太过天真，也低估了这场灾难的本质。徐湖平案如同一把尖锐的手术刀，划开了华丽袍裣下脓疮遍布的肌理。透过这起案件，我们窥见的绝非一人一时之恶，而是一个庞大体制“监守自盗”的缩影。
监管真空当守门人变成盗窃者
在正常的社会治理逻辑中，权力必须受到制衡，文物保管者与监督者应当分立。然而，在当下的体制结构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自我循环”的封闭生态。徐湖平身为院长，集管理、鉴定、处置权于一身，他既是国宝的守门人，又是库房钥匙的掌管者，更是变卖获利的操盘手。
当徐湖平将真品鉴定为赝品时，我们不禁要问：谁来监督鉴定专家？当徐湖平将文物送给检察长、反贪局长时，我们更要问：谁来监督执法者？
答案是沉重的：没有。从上到下，监管机制在“权力关系网”面前形同虚设。这不是个别环节的失守，而是整个监督链条的集体溃败。
官官相护利益共同体的沉默契约
徐湖平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地倒卖国宝长达数十年，底气何在？郭礼典的举报材料给出了答案：他用国宝编织了一张巨大的关系网。从文化系统内部到公检法机关，权力阶层在利益的输送中结成了牢不可破的“攻守同盟”。
这种“官官相护”并非基于情谊，而是基于共犯结构。在这种结构下，层层偷盗成为常态，因为每个人都沾了腥，每个人都是既得利益者。指望系统内部进行自我纠错，无异于与虎谋皮。正如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那句振聋发聩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Power tends to corrupt,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体制之殇 权力不受控的必然代价
南京博物院案最令人绝望的，不在于损失了多少件瓷器或书画，而在于它证实了一个沉痛的事实：在一个缺乏外部监督、缺乏新闻自由、缺乏独立司法制衡的体制内，国家的财富（无论是文物、土地还是财政）实际上沦为了掌权者的私产。
所谓“国有”，在缺乏公众监督的情况下，往往演变为“官有”。日本占领时期尚且不敢公然私吞的玉玺，在和平年代却险些成为权力寻租的筹码。这不仅仅是道德的沦丧，更是制度邪恶的根本体现。
只要权力依然凌驾于法律之上，只要“一把手”依然拥有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威，徐湖平式的“家贼”就永远抓不完。这起案件不仅是对过去历史的亵渎，更是对现行体制的一份沉重的起诉书——它昭示着，若不从根本上解决权力监督的问题，我们失去的将不仅仅是几件文物，而是整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以及民族文化的根基。
只要中共不亡，中华民族就毫无希望可言，中共宁可亡国也不亡党，因为党能够给他们带来绝对的权力和绝对的利益，看清这一点并不难，但却需要清醒与智慧。如今，那些还在接受中共洗脑和为其唱赞歌的人，真的很危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