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东部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的农场，农民正在晾晒玉米粒。(图片来源：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5年12月30日讯】近些年，中国农村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化：农民迅速失去土地作为“最后保障”，整体走向事实上的无产化。这不仅是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果，更在动摇中共长期维系统治稳定的社会基础。
长期以来，中国农民虽收入有限，但拥有一块土地作为生存底线：即使进城务工失败，至少可回乡务农，避免彻底陷入危机。这种“半工半农”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缓冲了经济波动、失业冲击与社会不满，对中共而言是一种无需大量投入的稳定机制。但如今，这一模式正加速瓦解。根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数据，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119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占比已达主要部分（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9799元，经营净收入7845元），农业经营性收入比例持续萎缩。202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亿9973万人，比上年增加220万人，越来越多农民家庭完全依赖城市务工维生。这意味着农民正从“有退路的边缘劳动力”转变为“无土地保障的产业无产者”。
这一变化对中共统治构成的风险，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失去土地保障后，农民工对经济波动的承受力急剧下降，社会不稳定风险大幅上升。土地是面对失业或危机的最后防线，如今这道防线正在消失。城镇就业高度依赖宏观经济，而中国的宏观经济短期内无法摆脱下行趋势，一旦出口下滑、房地产收缩或制造业外迁的问题更加严重，大规模失业将直接演变为生存危机。过去，中共可透过“回乡务农”吸收冲击；如今，失业压力将直接积聚在城市底层，形成易于集体行动的不稳定群体。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农民工总量近3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亿7871万人，一旦经济继续探底，这一庞大群体的脆弱性将被放大。
第二，农村“空心化”正演变为系统性衰败，削弱基层治理能力。随着青壮年长期外出，农村主要剩老人与儿童，土地撂荒、低效流转，公共生活萎缩，传统互助网络解体。村庄从有机社会沦为“人口容器”。2024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7%，农村常住人口仅约4.65亿人，青壮年外流加剧空心化，土地撂荒现象虽经治理但仍普遍存在于山区与偏远地区。这对中共是最危险的信号：农村曾是其最坚固的政治基础，如今却成治理能力下降、不满累积的灰色地带。当老人失去照料、公共服务进一步收缩时，基层政权的不信任将逐步积累。
第三，无产化农民工的代际问题正制造长期不稳定因素。据相关数据，2020年留守儿童规模约6693万人（其中农村留守儿童4177万人），虽近年有所下降，但父母外流影响仍深远，代际传递的不满潜伏已久。这不仅是家庭伦理困境，更会产生结构性后果:教育资源分割、城市融入障碍，使下一代起点劣势明显，难以实现阶层上升，反而易形成制度疏离感。当一代人在工厂消耗青春，下一代仍被排除在城市公共体系外，不满将从个人转为集体认知，这是极权体制最忌惮的状态。
从统治逻辑看，中共长期依赖一种隐形交换机制：你可以不富裕，但有退路；你可以不公平，但维持基本生存。而农民无产化的现象正系统性破坏这一基础。更关键的是，这并非偶发政策失误，而是长期制度选择的必然：户籍改革滞后、土地权利不完整、公共服务城市倾斜，使农民被迫“离地进城”却无法真正入城为民。2024年城镇化率虽达67%，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仍存，数亿农民工未能充分市民化。他们既失去土地，又未获得完整的城市居民的权益，成为制度夹缝中的庞大群体。
短期内，这一群体或被高强度劳动与生存压力压制；但从中长期来看，一个规模近3亿，失去退路，对未来缺乏预期的无产化农民阶层，势必成为统治稳定中最不可控的变量。若趋势持续而配套制度迟迟不跟上，问题将不止于农民日子难过，而是中共能否依赖原有社会结构与治理方式，维持低成本稳定。对于中共的统治基础来说，这才是农民无产化背后真正的的统治危机。
（本文为《上报》授权《看中国》转载。原文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