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为什么禁止民众过跨年夜？（图片来源： 看中国李齐 合成制作）
统治者对节日聚会的禁令往往源于对“集体快乐”转为“集体愤怒”的恐惧，正如当前中国多地取消跨年活动以防类似事件重演。
中国人跨年被苦笑为“未经允许的欢乐”。
— YiFeng Su (@sam51824016070) January 2, 2026
外国小哥激情四射，不断挥手呼吁大家都嗨起来，话还没说几句，几个中共党警就凶巴巴的冲进人群，咆哮到；让开😡让开😡让开……😡最终外国小伙被带走。
中国人连迎接新年的基本权利和尊严都被共产党踏贱，但他们不恨共产党，却恨日本和美国，真可悲！ pic.twitter.com/ruhcl6NkDE
2025跨年夜到2026元旦的这个节点，全国很多城市出现了相当罕见的“跨年管制加强”现象：
一些二三线城市直接取消官方跨年活动；
多个地方烟花提前禁燃、广场提前清场；
部分城市地铁/公交在跨年夜大幅提前收班；
一些大学直接要求学生元旦假期不得离校或必须报备去向；
某些地方的商场、步行街甚至出现“建议市民就地跨年”的提示。
这已经不是“疫情防控”那一套话术能圆得过去的了。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最高层对一场原本就很世俗、很消费主义、没什么政治色彩的跨年活动表现出如此明显的戒备？
几种最可能同时并存的真实动机大概是这样的（从概率高到低排序）：
1、最核心原因：
不想让大量年轻人聚集后产生“即时性共情场”。
2022年底那场席卷全国的白纸运动，就是从上海乌鲁木齐中路跨年夜聚集→悼念→愤怒→全国串联的典型路径。
当几十万人同时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情绪节点、用同一种表达方式（倒计时、烟花、喊口号、点手机灯）的时候，情绪传染的速度是指数级的。
而这种传染一旦开始，就极难在短时间内扑灭。
2、对“集体失控叙事”的极度敏感
现在的官方叙事高度依赖“一切尽在掌握”的形象。
一旦出现“全国人民集体高兴过头、场面失控、喊出不受控口号”的视频，哪怕只有几秒钟，都会极大伤害这种“全能控制感”。
哪怕实际喊的只是“新年快乐”、“明年暴富”，画面本身也可能被二次创作成任何东西。
3、烟花等于未经批准的“亮光政治”
过去几年烟花被打压的深层逻辑其实不是环保，而是：
烟花是普通人唯一还能合法大规模制造“自发亮光”的方式。
而任何自发的、没有提前报备的“大面积亮光”在当前监控体系里都被视为潜在风险信号。（亮灯、激光笔、手机闪光灯、手电筒筒大会……都在不同程度被收紧）
4、消费主义狂欢与官方叙事的撕裂
官方这两年一直在推“要过紧日子”、“年轻人不要躺平也要卷”、“艰苦奋斗”这一套基调。
而最典型、最夸张的消费主义狂欢场面——烟花雨、倒计时、香槟塔、整条街蹦迪——和这种基调是严重冲突的。
于是出现了一种很荒诞的景象：一边要拚命拉动消费，一边又害怕消费场面看起来“太过快乐”。
目前习近平的真实心态大概是：“我们不怕你们过得穷，我们最怕的是你们聚在一起，并且看起来很快乐。”
因为穷而不满可以靠镇压加上转移矛盾，再加上发钱暂时压住，但“集体快乐且失控”一旦被看见，就很容易变成“集体愤怒且失控”的前奏。于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干脆别让你们聚得太多，也别让你们看起来太快乐。
跨年，本来只是一场世俗的集体梦幻时刻。
如今它却变成了一面照妖镜：
照出了谁最怕“人民自发地、同时地、大规模地、快乐地”在一起。
这种对公共庆典和聚集的严格管制现象，往往都出现在一个王朝的晚期。在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晚期有类似案例。例如，在元朝（1280～1368年）时期，统治者曾禁止元宵节灯会等群体性节日活动，以防止潜在起义和叛乱，因为这些聚会可能演变为反政府行动。
清朝晚期（19世纪末）也加强了对民间节日和聚会的监控，部分原因是社会动荡和太平天国起义等事件让朝廷对任何大规模人群高度警惕，类似于当前的经济下滑和民怨背景下取消跨年活动以减轻维稳压力。
公共庆典或自发聚集往往成为革命的催化剂，例如2010～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从街头抗议和节日般集会开始，迅速演变为推翻多国政权的浪潮。
这些案例显示，统治者对节日聚会的禁令往往源于对“集体快乐”转为“集体愤怒”的恐惧，正如当前中国多地取消跨年活动以防类似事件重演。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的立场与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