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描述的场景（图片来源：Adobe Stock）
截止2025年12月28号，中国至少有广州、西安、郑州、合肥、苏州、济南、天津等十多个城市明确宣布，不举办或者取消2025～2026的跨年庆祝活动。广州的北京路、花城广场、广州塔周边明确不组织任何迎新倒数活动；上海外滩自2014年踩踏事件后，已多年不举办灯光秀和倒计时，今年继续实施严格人车管制；郑州、西安、苏州、合肥、天津等地纷纷发布通知，不举办任何大型群众性活动，甚至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一些原本计划举行的音乐节和商场倒计时活动也被以“不可抗力”为由临时取消。表面理由是“公共安全”和“避免聚集风险”，但在当前经济下行、社会不满积累的背景下，这更像是中共对潜在“群体事件”的预先压制。
如果说禁止庆祝万圣节或圣诞节是因为其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中共以保护本土文化的虚假名义不让民众举行庆祝的话，现在就连跨年夜庆祝活动也被陆续禁止，就不得不让人联想起了发表于1949年，乔治．奥威尔的名著《1984》。
在《1984》中，大洋国是一个由“党”绝对统治的极权社会，党魁的画像无处不在，摄像头监视着每一个角落。党通过操控信息、禁止自发聚会、重写历史和修改语言语义，来消灭个体自由和集体异见，确保权力长期永固。小说中，任何未经批准的群体活动都被视为潜在威胁，因为担心人们可能会通过聚会交流，产生出不受控制的思想觉醒或情感爆发。党甚至垄断了人们所有喜庆与悲伤的表达方式，甚至连私人日记都可能招致“思想警察”的惩罚。民众被要求在“二分钟仇恨”中释放情绪，却不允许在节日中自发欢庆，因为党认为：真正的快乐、热爱友谊等个人情绪会威胁到党的统治，必须被消灭。党只允许一种感情，就是对党的忠诚和对敌人的仇恨。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别的感情。看到这里不禁让人惊呼：今天在中国大陆不断出现的那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政令，包括中共取消跨年庆祝在内的手法，简直就是《1984》的真实翻版。
跨年活动本是全球性的喜庆时刻，人们通过倒计时、烟花、拥抱来释放对新年的憧憬，象征希望与重生，这一时刻绝对会被中共视作威胁。在面对经济放缓、企业倒闭、失业率高涨、民生压力巨大，民众的不满如火山口的社会民情，中共最担心的就是在零点倒计时的高潮中，有人会喊出不受控的口号，继而引发如野火般蔓延的反抗情绪。
于是中共提前封锁一切公共空间：不许自由聚集、不许放烟花、不许使用无人机，甚至圣诞节前夕的扮装派发礼物都被带进派出所做笔录，这已经不是所谓的“安全措施”，而是中共对人民的觉醒发自内心的恐惧。
在《1984》中，党恐惧任何自发的民众聚会，因为这可能会打破民众被长期洗脑训练后形成的“双重思想”的稳定状态，让民众在互相交流中回忆起被抹除的过去或认清虚假的未来。乔治．奥威尔笔下的“真理部”擅长用“新话”扭曲现实，将战争说成和平，将奴役说成自由。中共将“取消庆祝”包装成“理性选择”，是“为民众负责”。一面承认跨年是喜庆日子，另一面则以“为你好”为名剥夺人民在公共场所公共表达情绪的权利。官方媒体引导民众开展“家庭小型庆祝”或“线上活动”，用洗脑话术让民众接受“禁止即安全”的逻辑。
在《1984》的描述中，监视是党控制民众体系中的核心手段，屏幕与显示器无时无刻不在记录着人民的一举一动。今天的中国，遍布的摄像头、数字追踪和网格化管理，确保即使小型聚会也难逃掌控。跨年夜的交通管控、限流措施和警力部署，进一步强化了已经无所不在的所谓“天眼”网络。民众虽然被引导转向虚拟空间庆祝，但网络同样受到严格审查，任何“负面”讨论都会随时被发现和制止。
小说主角温斯顿试图通过日记保留真实记忆，却最终被洗脑的桥段。对应到中国的现实，就是大陆社交媒体上疯狂的删帖、封号、禁言等惯常操作，不知道哪一句话就会触发莫名其妙“规范”然后被迅速“和谐”。大陆网民感慨“以前的快乐很简单，现在的快乐很小心”。
虽然表面上一些地方仍有小型活动，如金山区的滨海烟花或个别景区的无人机表演，比如官方电视台跨年演唱会仍旧会举行，但这实际上是导向性的“官方喜庆”。这也和《1984》中的描述有对应——小说中党的“胜利日”游行。党通过这一受控的、宣传性的指定的释放渠道，用来避免民众有机会进行真实的情绪表达。小说中，党还会允许“二分钟仇恨”作为安全阀，却绝不许私人爱情或友谊，以此将民众的情感导向可控方向。
也许当年奥威尔写作《1984》是为了警示极权主义的蔓延，但其描述却和今天中共在大陆的种种表现深度吻合。跨年禁令只是中共对民众系统性压制的一部分而已。在经济压力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的同时，中共还愚蠢的禁止民众在公共空间欢庆新年，这已经不是剥夺快乐的问题，而是天意的另一种展现，就那是人们会在加速觉醒的过程中，彻底清除这些历史的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