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源自于台湾闽南话“八家将”的谐音，早期是指参与庙会阵头的青少年，后来慢慢演变为一种社会标签，用来指社会经济地位与学历较低，且好斗的年轻男性与女性。
而在中国现在也有一个类似的词，叫作“精神小伙”或“精神小妹”。
“精神小伙”原指收拾得十分利落，看起来充满活力、很有精神的小伙子。但现在更多用来形容那些具有特定“社会”风格的土味青年。他们学历低，素质低，兜里通常没什么钱。典型装扮是锅盖头、紧身衣，电动摩托车是标配，因此也被戏称为“鬼火英雄”。
他们驾驶改装的摩托车或电动车、在街头飙车、制造噪音，追求个性与刺激，其行为危险而且扰民。这里的“英雄”带有戏谑和负面含义。也常做一些让人觉得傻气，但自己觉得很帅的事情，在网络上通过拍摄搞笑、耍帅或夸张动作的短视频吸引关注。
他们还有一句自我鼓励的顺口溜：只要精神小伙在，到哪都是实力派。
精神小伙的日常生活几乎可以用“晨昏颠倒”来形容：白天睡觉，夜里出没，网吧、KTV是他们的常驻地。经济拮据让他们不得不凑钱买水、轮流骑共享自行车，甚至打车时故意跑单。
在现实生活中，精神小伙多活跃于各种低消费场所，在社交平台上，他们洒出的照片背景往往是网吧、台球厅、KTV，或是条件简陋的小旅馆。
在感情方面，精神小伙同样呈现出一种“速食式”的模式。频繁更换女友，甚至把对方的名字纹在身上，但关系往往维持不了多久。一个月换二十个对象，对他们来说并不稀奇。
在物质方面极度贫困：几个人共同住在一晚一百元的出租房，八人吃一碗面是常态，几个人分喝一瓶水，常常借钱度日。更令人担忧的是他们的精神状态——长期沉迷夜生活、游戏和低俗娱乐，让他们陷入深深的空虚与迷茫。
对精神小伙而言，摆脱现状并不容易。他们需要更多教育资源、就业渠道和心理支持，更需要重新建立生活的方向感。这里有一位精神小伙最终选择成为外卖骑手，开始真正为自己的生活负责。这样的转变，也许可以为其他人提供一个值得参考的方向。
二十一岁的侯宇曾在“精神小伙”群体中混了七八年。如今他送外卖，平均每天能接七十多单。从有记忆起，侯宇就跟着奶奶生活。作为农村户口的留守儿童，他的父亲小学二年级就辍学，母亲甚至没上过学。在他的童年里，父母一直在外打工。
其他精神小伙的家庭背景，几乎和侯宇一模一样：早早辍学或被迫退学；一年见不到几次父母。家里是冰冷的，外面却充满诱惑。和兄弟或对象混在一起，拍“摇头”“蹦迪”视频，就是生活里唯一的快乐。
侯宇是怎么变成精神小伙呢？
奶奶睡得早，又听不见动静，这给了侯宇彻夜打游戏创造了绝佳的条件。他几乎每天通宵玩游戏，成绩直线下滑，小学就留级了一年。
在游戏里，他很快学会了骂人，随后在学校里也成了爱惹事的刺头。十三岁那年，一次打架后，他被学校劝退。那一刻，他正式成为精神小伙。
因为年龄太小打不了工，他成了低龄版的社会闲散人员。他的每一天，基本从傍晚睡醒开始。昼伏夜出，是精神小伙们共同的作息。城市太小、没钱、没地方去，他们就先约出来再说，有时连骑共享自行车的钱都没有。
天黑后，他们想办法混进KTV、酒吧、迪厅。前门不让进就走后门，熟悉了就从垃圾桶旁的小门七绕八绕进去。进去后先找熟人，打个招呼，蹭点啤酒和果盘，再拍几个摇头蹦迪的视频，简单剪辑后发到快手或抖音平台上。
贫穷，是精神小伙们从不避讳的话题。
网上很多人质疑他们的生活：“现在谁还会几块钱都没有？”但现实更残酷，一份五块钱的凉皮，几个人东拼西凑，最后也只能凑到三块五。
侯宇告诉记者，他们主要靠“倒手机”维持现金流：没钱了，卖掉8000块的手机，换成4000块的，再没钱，换2000块的；有钱了再加点钱升级。
凑钱时，兄弟们轮流打电话：“借我两块，有钱还。”“我亲哥住院了，借我五块挂个号。”能借到一两块，就算成功。他们一天吃一顿饭，几个人一起吃。
即便如此，他们内部也有规矩。如果有兄弟带女朋友来，哪怕只有一份凉皮，也要先让“嫂子”吃，剩下的大家再分，最后连汤都要每人尝一口。
由于长期吃不饱，他们的身形大多显得格外单薄。闲着没事时，他们最爱追女孩。除了睡觉，就是不停给各种女生发消息。被拉黑是常态，偶尔也能发展下去。
有时精神小伙给女孩发消息：“给个机会，我会对你一辈子好。”恋爱开始得快，结束得也快。侯宇最长的恋爱20天，最短的一次只有2小时。
在侯宇快18岁时，他在QQ群看到消息：以前一起玩的兄弟在一次打架中失手捅伤了人。平时同城约架基本打不起来，大家都认识，说几句场面话就散了。但那次不同，侯宇看到兄弟刚成年就被判刑入狱，他吓坏了，觉得那可能就是自己的未来。
侯宇退出精神小伙团队，还有一个原因，他奶奶被查出肺癌，他再也不能继续混下去，赚钱成了他唯一的目标。
他先去曾经混过的酒吧、迪厅打工，赚到了第一笔钱1500元。后来他开始送外卖，一天只吃一顿，从家带一壶自来水，跑一天单，每月能拿到八千左右。这些钱全部寄回家付医药费。
他告诉记者：“送外卖的时候闻到那些好吃的，我也想吃，但我不敢乱花钱。”在20岁生日这天，他庆祝一下，他兴奋地说“我特意给自己买了根烤肠！”
为什么在一些地区会出现大量“精神小伙”这样的群体？归根结底，是“有人生，没有人养！”孩子无法和父母一起生活，这一切都是中共制造的悲剧。
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许多父母为了生计不得不外出打工，孩子只能交由祖辈照看。可老人精力有限，父母又长期缺席，导致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缺乏应有的关注与引导，只能在半放任的环境中摸索成长。
家庭教育缺位，也得不到社会的帮助，使不少孩子在很小的年纪就辍学。没有学历、没有技能，他们很难找到稳定的工作，只能在社会边缘徘徊，随波逐流，最终形成特定的青年群体。
这些现象并非某个地区独有，而是时代变迁下的缩影。
表面上看，这是家庭缺位的结果，但深入观察后不难发现，这是中共体制造成的结果。只有建立健全有效的社会支持体系和监管机制，才能从根本上保障青少年的受教育权益和心理健康。
网上有篇名为《没有归属，网上才有同类》的文章，记者在其中记录了一位精神小伙的成长经历与他背后的生活处境。
我们暂且称这位精神小伙为小张。在网络世界里他的热度不低，他的几个视频有几万的观看量，上千个点赞，评论也有好几百条。
他也拍过几段骑在摩托车上的“鬼火少年”视频。但他告诉记者自己其实不会骑，“就是摆个造型”。之所以不敢上路，是因为村里曾有一个青年喝醉后骑车掉进河里，那人的年纪跟他差不多，这件事一直让他心里发怵。
小张说，拍视频赚不了钱，现在大家都转去直播了。
他通常把支架架在院子里，手机一放，就开始直播。最常见的内容，是和一个叫“强哥”的男人连麦，两人隔着屏幕互骂、PK。
他们比赛谁能后空翻，过年时还比谁喝得多。
小张回忆：“刚开始根本不知道怎么PK，直播也没人看。有一天我和他连麦，他一直骂人、挑事，还骂我这边的粉丝。结果我这边的人开始刷礼物给我。我突然明白了，也开始回骂他。那天是我直播最热闹、收礼物最多的一次。”
当记者问他是否喜欢这种表演时，他沉默了几秒，然后说：“反正现在人都喜欢这种的，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小张是个留守儿童，从小住在姨妈家，爸妈不管他。初中住校时，他打架，上课玩手机。老师打电话给家长，也没人接。大家都觉得他学习不好，也不值得花心思。
后来家里逼他去技校学电工，学校实行封闭管理，不让玩手机。他觉得太无聊了，半夜翻墙出去上网。虽然在技校学到点东西，但他从心底抗拒当电工。毕业拿到电工证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工具箱扔进河里。
之后他外出打工，在济南一家公司干过销售。他们教他一进门就给顾客擦皮鞋，再推销产品。他干了一年，觉得没意思。后来送过外卖，拿到驾照后还学会开货车拉货。现在主要靠拍视频、做直播挣钱生活。
虽然才二十出头，但村里几乎没有同龄人能和他说上话。他说：“别人要么上学，要么上班，可能觉得我跟村里的二傻子差不多。”
他曾经烫了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发型，走遍了整个村子，但也没人多看他一眼。不过在村里的小孩子中，他倒挺受欢迎。他点子多，也舍得给孩子花钱，经常买一堆花炮和孩子们一起玩。他还会帮孩子们修电动玩具车，在孩子眼里，他是个“好哥哥”。
但在大人那里，他几乎是被忽略的。只有在拆迁或走亲戚时，大家才会意识到还有这么个人。村里办宴席要挨家请客，轮到他们家时，主事人想了想，直接跳过：“就当没有这个人吧。”
他有一个特别火的视频，是模仿网上流行的“分手后把奶茶倒头上”的梗。他把一杯黏糊糊的奶茶直接扣在自己头上，然后扔掉杯子，转身离开。评论区里不少人骂他“小丑”。而事实上，无论他走到哪里，他似乎都在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大量研究和调查显示，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令人担忧。一项较大规模的研究报告指出，乡村儿童抑郁检出率可高达25%以上，留守儿童的抑郁与焦虑水平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要理解这一现象，仅从个体层面寻找原因是不够的。留守儿童之所以在情感与心理层面承受巨大压力，与中国特定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
父母去外地打工，想让孩子在当地入学相当困难。江苏某城市最初要求家长必须拥有房产，孩子才能在当地就读；可随着买房的人越来越多，政府又不断加码——不仅要在当地连续缴纳六年社保，还要满足各类由官员设计出来的“积分”条件。
门槛一年比一年高，要求越来越繁琐，许多家长即便背上贷款、花重金买了房，孩子最终仍然无法顺利进入当地学校。教育权与自由迁徙本应是最基本的人权，但中共政府为普通民众设置了重重枷锁。精神小伙这一社会现象的出现，是制度之恶，人为造成的社会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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