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在回忆录中明确表示：“我拒绝成为动员军队镇压学生的总书记。”（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根据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英译为 Prisoner of the State）以及相关历史资料，邓小平最初之所以会重用赵紫阳，主要是基于其卓越的实干能力和高度的政治契合度。
在地方政绩上赵紫阳表现卓著。文革后期，赵紫阳在四川推行“包产到户”等农村改革，成效极大，民间流传“要吃粮，找紫阳”。这与邓小平想通过经济改革挽救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目标高度一致。此外，在文革期间，邓小平第二次倒台（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时全国上下都在声讨邓小平。赵紫阳当时主持四川工作，他虽然表面上不得不应付政治口号，但在实际执行中，他尽力保护了许多与邓小平关系密切的干部，并在内部会议上尽量减少对邓的批判。邓小平复出后，对此感念极深。邓称赵是“胆大包天”的“不折不扣的邓派”。赵紫阳则是极佳的执行者，因此深得邓信任。
在回忆录中，赵紫阳也提到他早期对邓小平是充满敬佩与追随之心的。他认为邓有魄力、不拘泥于教条，两人对于“经济改革必须走市场道路”有着高度的默契。赵紫阳当时认为自己与邓小平在目标上是一致的，即透过经济发展来拯救国家。邓小平也对外宾和元老说：“紫阳这个人，是个实干家，更难得的是，他在最困难的时候，立场是坚定的。” 这也是为何邓小平在1980年代力排众议，将赵紫阳从地方直接提拔到中央核心的原因。
赵紫阳：我拒绝成为动员军队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然而在处理“八九学运”的分歧是两人关系生变的关键，邓认为这是“动乱”，必须动用武力戒严以维护党的领导和社会稳定。赵主张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反对开枪镇压。赵在回忆录中明确表示：“我拒绝成为动员军队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此外，1989年5月16日，赵紫阳会见苏联领导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在电视直播中讲出那段关于邓小平“掌舵”的话，这被认为是压垮两人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赵紫阳会见苏共总书记戈巴契夫时提到，中共内部仍有一项决议，即在重大问题上仍由邓小平“掌舵”。邓小平认为赵此举是将处理学运的责任和矛盾转嫁给他，让他背黑锅。
但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中解释，他当时讲这番话的主观意图是为了维护邓小平，他并强调对话时为了应付戈巴契夫的尴尬（因为戈问到“现在谁说了算”），且想为邓小平开脱，说明邓的决策有党内合法性。当时社会上（特别是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有一种强烈的声音，质疑邓小平在退居幕后、没有正式官职（仅保留军委主席）的情况下，凭什么左右政治局决策？甚至有“垂帘听政”的批评。
赵紫阳想向外界说明邓小平的地位是“合法”的，是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秘密决定的。他想表达的是：“虽然邓小平不在政治局常委名单上，但他依然是最高决策者，这是全党一致同意的。”
据悉，李鹏在得知讲话内容后，第一时间并非震惊，而是“暗喜”。他认为这是彻底扳倒赵紫阳的绝佳机会。果然，邓小平与其身边的保守派（如李鹏、姚依林等）以及党内元老（如薄一波、李先念）认为：当时学运正处于白热化，赵紫阳这番话等于是在告诉全中国和全世界：“现在学生不撤、动乱平息不了，不是因为我，是因为背后那个老头子不点头”。
这段话播出后，广场上的标语也从对准政府转向对准邓小平个人（例如“小平同志，你今年几岁？”、“我们要小平，不要小瓶”等针对性口号激增）。邓小平当然认为那个“内部协议”是最高机密（“十三届一中全会决议”在党内属于最高级别秘密），况且邓小平本人也很忌讳外界说他“垂帘听政”，他一直刻意营造自己“半退休、不恋权”的形象，再加上邓小平身边的幕僚和元老告诉邓：“赵紫阳这是在把你推向第一线，他自己想树立开明形象，让你承担开枪的骂名。”据说邓小平得知这段话后极度愤怒，当晚两人的政治互信彻底瓦解。仅仅两天后，5月18日的元老会议上，实施戒严的决议就基本定调，而赵紫阳随即被边缘化，并最终因反对戒严而辞职下台。
邓小平当晚在观看谈话转播时，曾愤怒地对身边人说：“为什么赵紫阳这几句话的声音放得特别大？” 邓小平怀疑这是赵紫阳的幕僚（特别是鲍彤）事先跟中央电视台打过招呼，故意放大这段“邓小平才是真正掌权者”的声音，目的是引导广场上的学生将矛头对准邓。邓小平认为鲍彤是赵紫阳的“大脑”，必须先切断两人的联结，鲍彤成了“六四”前夕第一位被捕的高级官员（1989年5月28日）。
邓小平与赵紫阳的最后一次交锋
1989年6月后的政治局会议记录显示，邓小平曾给赵紫阳机会，只要他像胡耀邦一样做个深刻检讨，承认自己“支持动乱”，就能保留待遇。党内高层要求赵紫阳进行检讨以换取政治宽大，但赵始终坚持自己对学运的判断是正确的，拒绝低头。据悉，赵紫阳在会上强硬回复：“我不能在原则问题上低头，我认为我的处理方式是对的。”
邓小平在得知赵紫阳拒绝认错后，说了一句：“他要是不检讨，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这种“不服从”在中共体制内被视为“分裂党”，导致赵紫阳此后16年的软禁生活，直到2005年去世，赵始终处于富强胡同6号的监控之下。
其实赵紫阳始终承认邓小平是经济改革的推动者和保护伞。他认为邓对市场经济的直觉是敏锐的，并能顶住党内保守派（如陈云、李先念）的压力支持改革。不过赵紫阳也看出邓只是“半个改革派”；赵紫阳在回忆录中指出，邓小平的改革是“经济放开，政治收紧”； 赵也看出邓搞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民主，而是为了“巩固一党专政”。邓所谓的政治改革仅限于“行政效率改革”，而非权力制衡。赵也形容邓是元老中最具“专制倾向”的人。他常提到邓心中始终有一根弦，就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极度恐惧和对“专政手段”的依赖。
赵紫阳的感悟： “邓小平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他认为改革的前提是维持共产党一党专政。”
他在回忆录中表示，邓小平并不理解真正的现代化需要议会民主制。赵认为，如果没有政治民主，经济改革最终会陷入腐败和两极分化。他感叹邓小平始终无法跨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框框。
赵紫阳的政治遗嘱 “议会民主制”
赵紫阳在富强胡同6号长达16年的软禁中，利用录音带记录下了他对中国前途的最终思考。这部分内容被视为“中国民主化的灯塔”。
在1980年代，赵紫阳曾倾向于“新权威主义”（即在强大政权领导下发展市场经济，类似新加坡模式）。但在软禁期间，他彻底否定了这一点。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说：“我过去总想在不触动一党专政的前提下搞改革，后来发现这是不可能的。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权钱交易与官倒。”
他明确提出，中国应该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议会民主制”。他认为这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
多党竞争： 赵认为应该允许党外有党，开放报禁与言论自由。
司法独立： 党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必须建立真正的三权分立。
党内民主： 如果一步到位太难，应该先从共产党内部的民主化开始，废除“老人政治”与“家长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