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时期全中国饿莩遍野，1961年正在阅读官媒的毛泽东非常福态。（图片来源: 公用领域 维基百科）
被邪恶政治吞噬的生命
在中国现代史上，河南“信阳事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血腥注脚。这并非一场由天灾引发的饥荒，而是一场赤裸裸的政治谋杀。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原本富庶的中原粮仓信阳地区，竟有超过100多万农民活活饿死。这起惨绝人寰的悲剧，以及六十年后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目睹的种种次生灾害，共同指向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当权力失去约束、当政治意志凌驾于科学与人性之上时，普通民众的生命便成为了权力的祭品。
荒诞的逻辑产粮减少征购加倍
信阳事件的起因，是“大跃进”时期极左路线的疯狂。那是1959年，河南信阳地区的粮食产量实际大幅减少，但在浮夸风的政治高压下，官方数据却被层层虚报。然而，产量的虚报导致了征购任务的剧增，上面按吹出来的产量要粮，下面农民搜刮得一粒粮都没有了。
面对交不出粮食的农民，中共高层并非反思政策谬误，而是再次动用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毛泽东彼时作出指示，定性认为这是“反瞒产私分”的问题，认为农民家里藏了粮食，将农民自己种粮吃饭的生存本能，定性为“私分粮食”的政治罪行。
暴力的机器以“反瞒产”为名的抢劫与杀戮
为了完成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征购任务，时任信阳地委第一书记的路宪文，将国家机器变成了暴力团伙。他下令动用民兵挨家挨户搜查粮食，名为“反瞒产”，实为地毯式抢劫。
在这一过程中，不受法律限制的权力展露了其最狰狞的一面。酷刑逼粮：搜不到粮食就严刑拷打。光山县（原稿误作潢山县）涩港公社党委副书记韩德富，亲手殴打无辜群众高达300余人。
死亡会议：光山县委第一书记梁德柱召开万人大会动员交粮。会上，6000多名代表早已饿得奄奄一息，梁德柱却仍在大施淫威甚至动手打人。现场一名农民代表当场饿死，尸体被草草抬走后，会议竟继续进行。会议结束后，又有十几人倒毙在回家的路上。
灭绝性后果：仅光山一个县，就有56,000人饿死。这不是统计学上的数字，而是五万六千条活生生的性命。
最大的讽刺粮库充盈下的饿殍遍野
信阳事件最令人心寒之处在于，这100多万死难者本一个都不该死。事后调查显示，就在大量农民啃树皮、吃观音土甚至易子而食的时候，信阳各县的国营粮库里实际上堆满了粮食。
仅仅是因为“上级命令”和“征购指标”，这些粮食被锁死在仓库里。哪怕看着粮库门外饿殍遍地，拥有钥匙的官员也不敢、更不愿开仓放粮。这种宁可让粮食烂在库里，也要看着人饿死的荒诞现实，极其精准地诠释了何为“权力的傲慢与冷血”。在那个体制下，保住官帽子、完成政治指标，远比百万人的性命重要。
历史的轮回从大饥荒到疫情封控
时隔六十年，虽然形式不同，但“权力不受制约”导致的灾难逻辑却惊人地相似。
在武汉肺炎（COVID-19）爆发初期，为了营造春节的祥和气氛或政治考量，最高层拖延了疫情响应时间，导致病毒在全国乃至全球扩散。这种“政治挂帅”压倒“科学防控”的决策模式，与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如出一辙。
随后，为了展示“制度优势”而强推的“动态清零”政策，再次上演了极端权力的失控：上海封城：在2022年上海两个多月的封控期间，这座国际大都市竟然再次出现了饿死人、因缺乏医疗资源而病死的人道灾难。
全国次生灾害：不止上海，全国各地以防疫为名，封死家门、阻断物流。就像当年路宪文封锁村庄不让饥民逃荒一样，极端的封控措施剥夺了民众自救的权利。
权力关进笼子悲剧才能终止
信阳粮库里的粮食救不了信阳人，是因为开启粮仓的权力不在人民手中；疫情期间物资充沛却有人饿死，是因为调配资源的权力被政治运动垄断。
历史反复证明，中共体制下这种不受约束、缺乏监督、无需对下负责的权力结构，是制造人道灾难的根源。只要权力不被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无论是1960年的饥荒，还是2022年的封控，类似的悲剧就永远拥有在中华大地上卷土重来的土壤。
当然，中共永远都不可能把自己的权力关进笼子里，除非中共解体的那一天，事实证明，你对中共抱有任何的希望，都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