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全家合照。（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刘少奇在死前到底经历了什么？从监护组成员口中流出的零散细节，可以勾勒出一个国家主席在自己建立的体制中，是如何被一步步“肉体上消灭”——不让你立刻死，但让你生不如死——正是中共党内斗争惨烈的真实侧写。
名正言顺的“威胁者”
刘少奇自延安整风以来就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毛泽东思想”这个词甚至是刘少奇首创并推上神坛的。但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针对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直言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等于直接扇了毛泽东的耳光。
据党内会议记录传闻，毛当时在后台听得脸色发青。刘当时在党内威望极高，俨然形成了“刘苏区”与“毛山头”的对峙。毛认为刘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是在等他死后要“鞭尸”的人，所以必须除之而后快，且要“肉体毁灭”。
刘少奇在文革初期仍试图以宪法和国家主席的身份自保，甚至在被批斗时还手拿《宪法》抗议。这种做法在毛看来是极大的冒犯。因此，对毛泽东来说刘少奇是毛的“法统对手”，他手中握有国家主席的权杖，在党内有成套的班底，毛更是要“斩草除根”。
1969年10月，中苏边境紧张，毛泽东发布“一号号令”，要求疏散北京的高层人物。10月17日晚，刘少奇被剥夺了最后的尊严。他被赤身裸体地裹在一条被单里，架上一架伊留申-14飞机，从北京秘密押往河南开封。当时负责看守的人员被告知，这是一个“重要战犯”，代号“刘卫黄”。在整个转运过程中，没有任何亲属随行，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准被提及。此时的刘少奇已被批斗得体无完肤，全身瘫痪，神志模糊。
反之，邓小平在江西“流放”期间（1969～1973年）能透过信件重返中南海，又表现得极其顺从。
邓小平当时被定性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在江西新建县的拖拉机厂劳动。但他深知毛泽东的性格：既多疑又喜欢听臣下的效忠与忏悔。他多次给毛泽东写信，信中充满了“永不翻案”的保证和对毛的歌颂。毛泽东晚年最担心的就是“身后被赫鲁晓夫式的人否定”。邓小平在信中多次赞美“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等于是给毛吃了一颗定心丸。据悉，邓小平在信中还细致到汇报家常，让毛觉得邓已经完全臣服，失去了政治威胁。毛甚至对汪东兴说过：“邓小平跟刘少奇不一样，他没那个野心。”当然，正是这种“马屁”精神让邓小平三起三落而不被惨死。
“包裹的活死人” 看守人员透露更恐怖内幕
刘少奇押往开封并实施“监护”的成员，主要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由汪东兴直接指挥）和随行医护人员组成。在监护组中，有一位被称为“医官”的化名人员，曾向友人透露了刘少奇在飞机上的惨状：1969年10月17日登机时，刘少奇已经完全不能行走，甚至不能坐立。监护组成员用一床充满异味的被单将他像“裹尸”一样包起来。当时刘少奇全身赤裸，只有一条衬裤。
但飞机起飞时，由于气压变化，病入膏肓的刘少奇出现呼吸困难，但监护组得到的命令是“不准进行高级救护”。医护人员眼睁睁看着他脸色发紫，却只能用最简易的供氧设备维持他的最后一口气，因为任务是“活着送到开封”，而不是“治好他”。
刘少奇抵达开封后，被安置在开封市革命委员会院内的一座土建银行旧址。这里墙高院深，窗户被木板钉死，仅留下一条缝隙。在最后的27天（10月17日至11月12日）里，刘少奇经历了系统性的身心摧残。
刘少奇当时患有严重的肺炎和糖尿病，但北京派出的监护组得到的指令是：“维持生命，等待批斗”。所以在开封的27天里拒绝有效治疗，因此医护人员被禁止对他进行实质性的抢救。当他呼吸困难时，提供的氧气瓶是空的。
当时的刘少奇已失去吞咽功能，看守人员强行通过鼻管灌食。据传闻，这种操作极其粗暴，常导致他口鼻流血，引发肺部感染。
另一位曾参与外围警戒的干部透露，刘少奇被固定在床上的时间极长。为了防止他“乱动”，看守人员有时会用绷带将他的手脚缚住。且刘少奇因为长期瘫痪，背部和臀部长满了巨大的褥疮。据目击者描述，当医护人员帮他换药时，发现伤口已经深可见骨，甚至有蛆虫爬出。监护组的负责人却冷酷地说：“这是走资派在演戏。”
看守人员也被要求对他进行“思想教育”，即便在他昏迷不醒时，依然在他床头播放批斗他的广播录音。
在监护组中，还有人负责记录刘少奇的一言一行，这些记录后来成为“罪证”。一份疑似党内会议摘录，刘少奇在弥留之际，神志模糊地嘟囔着：“我要回家”、“宪法......”。记录员将这些视为“疯癫”或“对抗”，并向上级汇报。
为了防止刘少奇“自杀逃避审判”，他的手脚有时会被固定在床架上。当他因糖尿病并发症感到剧痛难忍时，看守人员会以“节约开支”为由，削减甚至停掉必要的止痛药物，眼睁睁看着他在病床上翻滚、哀嚎，直至最后一丝力气耗尽。
有成员透露，刘少奇晚年最痛苦的是牙痛和肺炎。在开封的27天里，他几乎每天都在痛苦中呻吟。监护组成员被要求不准与他交谈，甚至不准给他足够的饮水。当他极度口渴时，只能舔舐嘴唇上的干裂皮屑。
1969年11月12日凌晨，这位曾经的大国元首，在黑暗、恶臭与极度的痛苦中停止了呼吸。
刘少奇临死前。（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刘少奇火葬场的登记簿上，写的是“刘卫黄”，职业是“无业”。（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化名“刘卫黄” 烈性传染病患的处理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去世后，在开封火葬场的登记簿上，死者姓名写的是“刘卫黄”，职业是“无业”。
负责处理遗体的监护组成员与开封火葬场的工人有过交集。当火葬场工人问起这具身材魁梧、白发一尺多长的尸体是谁时，监护组的人严厉警告：“不该问的别问，这是一个烈性传染病患者。”刘少奇死时，身上也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后来为了火化，监护组随便找了一身旧军服给他套上。这种死后的“体面”，在知情者眼中是最大的讽刺。
后来，刘少奇的骨灰被随意塞进一个廉价的骨灰盒，寄存在火葬场，直到十年后才被公诸于世。
虽然汪东兴本人对这段往事讳莫如深，但监护组的每一个细节，从“不准穿衣服”到“化名火化”，都直接指向了北京的最高指示。监护组成员在文革结束后大多三缄其口，因为他们既是“执行者”也是“知情者”。如果说刘少奇是死于毛泽东的政治意志，那么监护组就是那只执行死刑的“冷酷之手”。
刘少奇在开封最后27天的惨剧，是中共治下人与人斗争“残酷、冷血、不留余地”的极致体现。他曾参与并亲身构建中共绞肉机体制，最终自己也被亲手参与磨利的刀刃所吞噬；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发现中共党内之虐杀手段更甚于地方帮派黑道，封其为中华大地上最大势力的黑帮组织一点也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