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自杀后，纳粹高官们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追随元首，而是争夺那几张能逃往中南美的假护照。(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著名的“长刀之夜”（Night of the Long Knives）发生在 1934 年夏天，希特勒为了巩固绝对权力，对其昔日盟友与党内政敌发动的一场闪电式血腥大屠杀。
希特勒的主要目标是罗姆（Ernst Röhm），纳粹党准军事组织“冲锋队”（SA）的领导人，也是希特勒早期夺权最依赖的死党。当时，冲锋队人数高达 300 万，比德国正规军还多。罗姆甚至想把军队并入冲锋队，由他指挥。希姆莱（SS 负责人）与戈林向希特勒提供了大量伪造的“政变证据”，让希特勒相信罗姆即将谋反。希特勒为了换取军方支持他接任总统（成为唯一的“元首”），决定牺牲罗姆。
1934 年 6 月 30 日凌晨，希特勒亲自带领亲卫队（SS）突袭了正在休假的罗姆。在短短三天内，估计有数百人被未经审判直接处决。罗姆在牢房中拒绝自杀，最终被亲卫队开枪打死。当时被屠杀的不仅是冲锋队高层，还包括不听话的保守派政客及宿敌都被牵连波及。
可笑的是，“长刀之夜”发生后希特勒随后宣称这次行动是为了“拯救国家”，并自封为德国的“最高法官”。国防军随后全体向希特勒个人宣誓效忠。从此开启了恐怖时代；此后，纳粹党内再无反对声音，权力从此定于一尊。从此，希特勒建立了一个“唯唯诺诺”的将领阶层。
到了二战后期，希特勒在碉堡中对着不存在的军队发号施令。将领们因为恐惧被清洗（如同罗姆的下场），也不敢反驳他荒谬的作战计划（如进攻苏联的战略误判）。希特勒狂妄地认为自己能同时挑战苏联、英国与美国，希特勒出现了自己“无所不能”的幻觉。事实却是，希特勒身边最亲信的希姆莱（SS 负责人）和戈林都试图背叛他，并试图与盟军私下媾和。
希特勒晚年极度多疑，希特勒在自杀前，最令他崩溃的不是苏联坦克，而是发现他亲手提拔的“忠臣”都在找退路。希特勒在 1934 年“长刀之夜”挥刀砍向罗姆时，是靠着希姆莱（SS）与戈林（Luftwaffe）这两条恶犬。然而，当 1945 年大厦将倾之际，这两位曾帮他执行政治屠杀的亲信，却成了最先从背后捅他一刀的人。
恶犬抓牙的反叛
1945 年 4 月 23 日，躲在南德别墅的戈林给地堡中的希特勒发了一封电报。他以 1941 年的继承法令为由，要求希特勒如果失去行动自由，就由他接管政权。希特勒勃然大怒，斥责戈林为“叛徒”，当即解除他所有职务并下令逮捕。
戈林代表了极权体制内的“投机派”。当他发现主子已无法提供保护时，他想的是如何接管残余资产，作为与盟军谈判的筹码。除了戈林，另一位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的反叛才是希特勒最大的打击。身为党卫军（SS）首领、被希特勒称为“忠诚的海因里希”的希姆莱，竟然秘密接触瑞典伯爵，试图向西方盟军单方面投降。当希特勒从英国路透社的新闻中得知此事时，他彻底疯狂了。他下令处决了希姆莱在地堡的联络官（也是希特勒情夫爱娃·布劳恩的妹夫）。
希姆莱还是“长刀之夜”的主刀人，他当然最清楚极权的残酷。他的反叛说明：在极权体制中，最核心的特务头子往往是第一个反叛的人，因为他们最先嗅到溃败腐烂的味道。
1945 年 4 月 30 日下午，在柏林总理府地下的黑暗地堡中，希特勒自杀了。自杀前他还与情妇爱娃·布劳恩举行了简陋的婚礼。随后，他毒死了自己心爱的狼犬“布隆迪”（Blondi）；当日下午 3 时 30 分左右，希特勒与爱娃进入私人房间。爱娃服下氰化钾，希特勒则对准自己的右太阳穴开枪。根据希特勒生前的严令，他的遗体被部下拖到地堡出口处的弹坑中，浇上汽油焚烧。他极度恐惧死后像墨索里尼那样被公开曝尸示众。
最讽刺的是，希特勒自杀后，那些剩下的纳粹高官们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追随元首，而是争夺那几张能逃往中南美的假护照。其实，无论是纳粹的“长刀之夜”，还是林彪坠机与当下的军方大清洗，极权在溃败前、独裁者自取灭亡的路上，内斗的屠杀剧本竟然有如此多的共同点。
透过不断的“清洗”来确认谁还跪着
共产主义是彻底违反人性的，共产政权极权的致命伤在于，它无法建立任何“非暴力”的信任。在这种体制下，领袖与功臣之间的关系，必然经历“利用——恐惧——消灭”的循环。
张又侠身为“红二代”，其父与习家有两代交情，曾被视为习近平最铁杆的“定海神针”。然而，当权力集中到连影子都嫌碍眼时，这种私人情谊在极权逻辑面前一文不值。
据悉这次张又侠被抓的行动是由中央警卫局（俗称中南海保镖，负责人为第九局）直接主导，甚至有传言称行动早在大半年前就已布局。关键也是张又侠身边的副职向最高层告密。这种由“领袖私人武装”去抓“国家正式将领”的手法，是完全复制了希姆莱（SS）突袭罗姆（SA）的模式。
“长刀之夜”的冲突点也在于希特勒需要正规军的效忠，而罗姆的冲锋队（SA）则成了碍眼的政治资产。至于林彪与毛泽东的深层矛盾核心在于“党指挥枪”与“个人威望”的死斗。林彪在军中的神格化让毛泽东如芒在背。
目前，习近平对张又侠、刘振立等军方核心的“近亲清洗”，标志着中共军事指挥体系的彻底崩塌。当军委 7 人领导班子只剩 2 人，当立过战功、资历最深的将领都被打成“叛徒”时，这个体制已失去了所有的自我修复能力，演变成“绝对忠诚”的再洗牌。当制度失灵，领导人不再信任制度化的晋升，只能透过不断的“清洗”来确认谁还跪着。这反映出中共内部已无人可信，只能靠恐惧维持表面运作。
人性的必然反应 绝望乃至出逃
“长刀之夜”事件是以“叛国罪”与“同性恋丑闻”定罪，用道德与法治的名义行政治屠杀之实。在牢房中，冲锋队（SA）的领袖罗姆拒绝自杀，他对昔日战友希特勒仍存有一丝“黑帮式义气”的幻想，最终被处决。这展现了极权初期骨干对体制残酷性的低估。
林彪与林立果在看透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魔性后，毛泽东法定接班人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在 1971 年策划武装起义、准备暗杀毛泽东的秘密行动代号——“571”——取自“武装起义”的谐音。林立果等人最后被冠以“反革命武装政变”，在共产主义话语体系里，“反革命”就是终极的死罪，无需证据，只需定性。在毛泽东多年的布局之下，再加之周恩来精密的执行下，林彪逃无可逃，最后在飞机上的林彪等人在温都尔汗的折戟，是中共“接班人制度”彻底破产的标志，毛泽东在大众心中崩塌的开始。
现在的张又侠只被简化为“严重违纪”或“对党不忠诚”。这说明中共已连伪装法律的力气都省了，直接回归到党妈对党徒的“家法”统治。虽然目前看到的是“集体沉默、集体失声”；然而，为了在独裁体制中活下来，互相监视、互相出卖是生存的唯一法则，必然导致极速的腐败与失灵，这种人人自危的氛围，是典型政权溃败前的典型征兆。
当体制内最核心、最忠诚的武装力量都成了被清洗的目标，这个政权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最后的支撑点。共产主义与极权体系的根本失灵在于：它无法解决“权力继承”与“安全感缺失”的逻辑矛盾；在民主社会，权力更迭靠法律与选票；在中共与纳粹这种体制下，权力更迭靠的是“谁的刀快”。当共产主义标榜的“集体领导”沦为“一人独裁”的遮羞布时，整个体制就进入了逆向淘汰：最忠诚的往往最先被怀疑，最有能力的往往最快被清洗。这种不断削弱自身根基的行为，也是中共走向溃败的征兆。
其实，一个靠“斗争”维持寿命的政权，最终必死于斗争。从人性的角度看，当共产主义体系下的官员发现，无论多么效忠都无法换取基本的生命安全时，这个体制的内部塌陷就不可逆转。希特勒在“长刀之夜”后，纳粹加速冲向毁灭现在，当前中共军方高层人人自危，长刀再次寒光闪闪时，这预示着中共的权力结构已经腐朽到了临界点。一个连自己最锋利的刀（将领）都要随时折断的政权，离彻底溃败还会远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