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的“准确性”不敌共产领导的“政治定调”，缺的不是准确的情报，而是连情报都必须符合政治风向。（图片来源：合成图 今涛拍暗）
1937年至1938年间，苏联军队经历了“自我毁灭期”。斯大林的大清洗在5位元帅中处决了3位，包含有被誉为“红色拿破仑”的机械化战争天才图哈切夫斯基；15位军队大将处决了13位，生还率仅 13%；所有军区司令全部被杀。中高层军官有 90% 的军长（Corps Commanders）被杀、80% 的师长（Divisional Commanders）被杀，全军总计约 3.5 万至 4 万名军官被清洗（处决、监禁或开除）。
斯大林之所以清洗军方并非因为他们无能，而是因为他们“太有能力”且“威胁权威”。
身为共产极权国的领袖斯大林宁可让军队暂时瘫痪，也不愿看到一个拥有独立思想、受士兵爱戴的将领存在。这导致苏联在1941年面对希特勒时，军队几乎处于“脑死亡”状态。由于当时苏联最先进的“纵深作战”理论家图哈切夫斯基也被枪决了。德军后来在“巴巴罗萨行动”中使用的闪电战，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图氏的理论，而苏军自己却因为清洗，回到了僵化的阵地战思维。
此外，大清洗后部队实行双重指挥制，任何军事决策都需政治官员签字，以“外行领导内行”，使得苏军在德军灵活的闪电战面前，反应速度慢了数倍，导致数百万军队在几周内被围歼。
当时苏军的内部人人自危，即便是普通士兵也不敢执行命令，基层军官也不敢向上级报告真实敌情，导致德军进攻时，苏联边防部队竟在等待莫斯科的“政治审查”而错失反击良机；苏联官僚体系只剩下了“传声筒”，导致了1941年的情报集体失能——不段被学者引述的理由就在于，这段历史是可以用来解读战略情报失灵的经典案例。
恐惧机制 让所有的情报官员都变成了他的“回音墙”
1941年6月，东京的初夏。传奇情报员理查·佐尔格（Richard Sorge）正处于极度焦虑中。身为德国驻日大使馆的情报官员，他凭借与大使奥特（Eugen Ott）的过命交情，直接获取了柏林发往东京的绝密作战指令。
精确的死亡信号： 6月15日，佐尔格向莫斯科格鲁乌（GRU）总部发出了那封震撼历史的电报：“战争将在6月22日全面爆发，德军将动用170至190个师。”
当这份生死攸关的情报呈递到斯大林面前时，这位“钢铁之人”正沈浸在亲手导演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幻梦中。根据解密档案，斯大林随即用红铅笔在报告上写下了那句臭名昭著的脏话：
“这个混蛋在东京开了几家小店，竟然也搞起挑衅来了。叫他去见他妈的吧！（Пошёл он к е... матери!）”
据苏联解密后的军事情报局（GRU）档案中，确实存有这份1941年6月的电报。此时的斯大林对英、美充满极度怀疑。他深信英国首相邱吉尔正急于把苏联拖入战争以缓解英国压力。因此，任何关于德军进攻的预警，斯大林都过滤为“英美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再加上，当时负责接收情报的格鲁乌局长戈利科夫，眼见前任几位情报首长在大清洗中被当成间谍枪决，他吓破了胆。为了自保，他在呈报佐尔格的情报时，刻意加上注解：“此情报可能源自英国散布的谣言”。
中国问题专家明居正曾评论：在极权逻辑中，领袖绝不犯错。如果现实违背了领袖的判断，那现实就是“挑衅”。斯大林对佐尔格的羞辱，本质上是对“真实”的恐惧与排斥。
斯大林精神崩溃了
斯大林在1939年与希特勒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他视此为自己外交生涯的神来之笔。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军的炮火如期而至，将斯大林的自负炸得粉碎。
1941年6月22日德军开战后，苏联红军内部发生了大规模的逃亡潮与倒戈潮。在乌克兰战线，当德军装甲部队推进时，成千上万的苏联士兵放下武器投降，甚至主动引路。这不是因为他们懦弱，而是因为他们痛恨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和政治清洗。据传在一次内部军事会议上，幸存的朱可夫将军曾私下感叹：“如果图哈切夫斯基还在，我们绝不会在边境丢掉几千架飞机。”
苏共二十大后流出的内部口述，斯大林在开战初期的表现并非宣传中的“沈着冷静”，而是彻底的精神崩溃。
1. 拒绝相信与“失踪”的十天
当边境传来遭到轰炸的消息时，斯大林的第一反应竟然是下令“不得反击”，他认为这可能是德军内部某些将领的“擅自行动”。直到德军坦克深入苏联境内数十公里，他才意识到：佐尔格说的全是真的，而他自己错得离谱。
据传，从6月28日到6月30日，斯大林把自己关在孔策沃别墅（Kuntsevo Dacha）中，拒绝接听电话，拒绝接见任何人。这在权力真空的极权国家是极其恐怖的。
2. “列宁建立的一切，都被我们搞砸了”
当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贝利亚等人）战战兢兢地闯入他的别墅寻求指示时，斯大林竟然瘫坐在沙发上，面色惨白。
据悉，斯大林当时还把部下看作是来“逮捕”他的。他喃喃自语道：“列宁留给我们一个伟大的遗产，而我们这些继承者却把它搞砸了。”
余茂春分析此种崩溃源于一种“权力失控感”。一个平时掌控生杀大权的独裁者，在发现自己的意志无法阻挡敌军坦克时，其内心会迅速崩坍。
3. 迁怒与掩盖
为了掩饰自己的战略失误，斯大林迅速找了替罪羊。西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大将（Dmitry Pavlov）因“防守不力”被迅速逮捕并处决。实际上，巴甫洛夫正是因为严格执行斯大林“不许挑衅、不许戒备”的命令，才导致全军覆没。明居正分析，在共产党国家，领袖的决策就是“绝对真理”。如果承认德军即将进攻，就等于承认《条约》失败，这对斯大林的权威是致命打击。
1941年10月，佐尔格在日本被捕。日方曾多次暗示苏方，愿意用佐尔格交换被捕的日本间谍。斯大林为了掩盖自己曾无视佐尔格情报的羞辱性错误，竟然对外宣称：“我们不认识叫佐尔格的人！”这直接导致佐尔格在1944年被日方处决。
直到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为了批斗斯大林，才在1964年正式承认佐尔格的英雄身份。程晓农博士曾深入分析，斯大林之所以在发现错误后依然不肯起用佐尔格，甚至在佐尔格被捕后见死不救，是因为佐尔格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斯大林“圣明”的讽刺。在共产党体制下，见证过领袖丑态的人，往往没有好下场。
斯大林通过恐怖统治让周围的人只敢说他想听的话。当多方情报显示希特勒即将进攻时，情报官员因害怕被当作“挑拨苏德关系的间谍”而不敢坚持真相。这种由清洗带来的恐惧，是导致苏联初期战略误判的根本动力。
其实，苏联与中共的情报运作本质上就是“为领袖的心理预期服务”。佐尔格的例子说明了：在极权体制下，情报的“准确性”不敌领袖的“政治定调”。共产国家并不缺准确的情报，而是连情报必须符合政治风向。平时看似强大的领袖，在战略误判导致的巨大危机前，往往最先崩溃。又为了维护领袖面子，数百万苏联青年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送入德军的包围圈。
迄今，这段往事至今仍是中国与俄罗斯内部研究“政治正确如何拖垮国家安全”的禁忌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