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图片来源: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6年1月29日讯】中国2025年货物贸易顺差突破1.19兆美元，创下人类贸易史新高：出口同比增长5.5%，进口几乎原地踏步，只微增0.5%。有外媒评论说，“中国已经不想进口任何东西了，觉得什么都能自己造，而且更便宜”。这句话传回中文世界，被反复转发，很多人感到刺耳，却又说不出哪儿不对劲。表面看，这是制造业成功、产业升级、新能源车和光伏集中爆发的结果；官方也乐于把“世界工厂”当成荣耀。但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里，这样的顺差数字，更像一组危险信号：一个大国长期大量向外输出商品，却迟迟不愿打开自己的消费和进口大门，背后往往不是文化问题，也不是简单的周期波动，而是制度深处的结构性困局。
生产接轨资本主义，消费被锁在国家主义
从改革开放到加入WTO，中国经济的故事一直浓缩在一句话里：“成为世界工厂”。在生产端，中国高度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地方政府拼命招商引资，国家通过出口退税、土地补贴、低成本基础设施，为外资和本土出口企业铺路。结果就是今天的局面——中国制造从纺织玩具一路做到家电、电子、机械，再到新能源车、光伏、锂电池，“新三样”出口2025年增长近30%。
在这条生产链上，中国制度非常“资本主义”：强调效率、成本、规模，鼓励企业并购扩张，把工资压到尽可能低，把利润和税收压榨出来，用来反哺基础设施和新一轮投资。外资也乐于把这套体系当成全球供应链的一环。真正的差异出现在消费端。在多数成熟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效率提高、企业利润增加，最终要么通过工资、要么通过税收和福利回流居民部门，变成消费能力。居民消费是GDP最大的需求项，政策目标往往是“如何让中产放心花钱”。
在中国，制度设计长期偏向另一条路：通过压低劳动报酬、抬高土地和垄断行业收益，把新增财富更多地集中在政府和国企手里，再以投资和出口的形式继续滚动。在消费端，政府并不鼓励居民“随便花”，只在某些特许行业敞开闸门，引导大家集中高消费——住房、医疗、教育，外加一部分汽车和奢侈品。
房地产是最典型的例子。二十多年里，土地财政和房贷扩张，把几代人的收入锁进一套或几套房子里。医疗和教育则在“市场化”和“行政垄断”的双重夹层中，逐步走向高价化：优质学位和大城市户籍被打包成稀缺资产，居民只能用房租和学费“买通道”；公共医院改革一方面增加了服务供给，另一方面也让“看病贵”的焦虑始终存在。
结果是，家庭预算里“刚性支出”的比重越来越高，真正用于日常消费、文化、旅游、改善生活质量的部分被挤压到很小。居民明白，未来的医药费、学费、养老费用都有可能是天文数字，只好趁早多存一点。预防性储蓄，不是抽象概念，而是每个家庭餐桌上的常识。
在生产侧，中国像一个效率极高的资本主义工厂；在消费侧，却是一个由国家和地方政府主导的国家主义社会：消费结构不是围绕居民真实需求形成，而是围绕财政、土地和垄断行业的利益布局。这种国家主义，决定了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很大一部分要么被锁定在不动产和长期储蓄里，要么变成进一步扩张产能的资本，而不是转化为眼前的消费。
在宏观会计恒等式里，一个国家长期巨额贸易顺差，必然对应国内储蓄大于投资。换句话说，社会攒下的钱多于国内能找到的有效投资机会，多余的部分只好通过购买外国资产、给别国“赊账”的形式流出去。中国2025年的顺差相当于一个前二十名经济体的全年GDP，这说明生产端的能量极大，但国内消费和投资没能全部吸收，只好把商品和资本一起推向外部市场。
这种局面对内对外都有矛盾。对内，顺差意味着大量企业和工人实际上在为海外消费者生产。出口行业的利润和税收支撑着地方财政和部分就业，可居民自己手里的可支配收入和社会保障并没有同步增长，消费率长期低位，很多人用“为别人打工、为别人造车、自己不敢坐车”来形容这种割裂感。对外，顺差意味着别国在承受逆差。欧美政客会把这解释为“中国靠补贴和不公平竞争抢走工作岗位”，呼吁加税、设限。2025年以来，美国重启对华高关税，欧盟则对电动车、光伏等产品发起一系列反补贴调查，公开点名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和“过剩产能”。
在欧美眼里，中国是在用外贸顺差“对外吸收内部问题”：房地产熄火后，出口成了托举增长的关键支撑；国内消费疲软，政府就鼓励企业到处“抢订单”，结果把结构性失衡转嫁到国际市场上。这种认知未必完全公允，却在政治上极具杀伤力。所以，一兆美元顺差，既是国内制度偏向的结果，也是对外矛盾的一次集中显形。
还能这样走多久？
顺差还能在高位维持多久，取决于两个变量：外部耐心和内部改革。外部方面，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并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2025年的数据说明，即便对美出口大幅下滑，中国依然能通过加大对东南亚、非洲、拉美和中东的出口，把整体出口拉到5.5%的增长。全球产业链在电动车、光伏、机械装备等领域对中国有高度依赖，短期内难以完全“去中国化”。
但这种优势越是明显，就越会激发贸易伙伴的防御本能。关税、补贴、本地化要求、国家安全审查，会一层层叠加在中国商品和企业头上，让每往前一步都更费劲。顺差未必立刻缩小，却越来越多地夹杂地缘政治的风险溢价。
内部方面，如果中国能在未来十年内稳步推进收入分配、社保、财税和土地制度改革，把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40%附近抬到50%以上，那么外贸顺差就有可能自然回落到更健康的水平，外部压力也会缓和不少。反之，如果改革继续停留在口号，顺差就很可能在若干年里维持高位甚至进一步扩大，直到被外部合力和内部矛盾一起“硬掰弯”。
到底是哪一种情形，现在没人能给出准确时间表。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一个大国长期把自己锁定在“生产上高度资本主义、消费上高度半资本主义”的制度架构里，一边是世界工厂的荣耀，一边是居民“不敢花、不愿花、没处花”的现实，那么一兆美元顺差，就更像一面照妖镜：照出的是内部结构的扭曲，也是国际秩序对这种扭曲日益不耐烦的表情。
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关心的是：这种模式会把国家推向怎样的轨道？是突然断裂，还是长期“拖着走”。从内部看，一兆美元顺差的另一面，是国内需求不足和资产负债表紧绷。房地产下行导致地方财政吃紧、居民资产缩水，企业投资意愿下降，银行新增贷款2025年降到近七年来低点，反映出民间部门不愿继续加杠杆。在这种背景下，出口成了为数不多的“亮点”。一旦外需大幅回落，企业会首先压缩用工和工资，进而拖累消费，形成恶性循环。
从外部看，高顺差让中国在谈判桌上处于尴尬位置。美国两党在对华强硬问题上高度一致，欧盟开始以“低价倾销”“碳足迹”为理由追加关税，发展中国家也担心本国产业被中国商品挤压。这种合围不会立刻掐断中国出口，却会让外贸环境一轮接一轮变差。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19世纪初，清帝国向欧洲大量输出茶叶、丝绸、瓷器，却几乎不愿进口工业品，只接受白银作为主要支付方式。结果是英国白银储备连年外流，财务和政治压力不断加大。英国商人和官员最终找到了“解决方案”——用印度鸦片倒灌中国，用毒品贸易换回白银，贸易逆差被强行逆转，随之而来的，是战争与割地赔款。
今天的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化，拥有庞大制造业体系和复杂金融网络，外汇储备大多投入欧美债市和海外资产，很难像清朝那样“只收白银，不买别的”。外部施压的方式也不同：关税、技术封锁、投资审查、供应链迁移，比炮舰更慢却更持久。她们的相似之处在于心态：两个时代都在顺差中获得自信，误以为“赚外汇”本身就是目的，忽视了这背后的结构代价——对内是消费被压制、社会撕裂，对外是矛盾累积、敌意升温。当年英国用鸦片和炮舰打破顺差，如今欧美则用“去风险”“关税墙”和产业补贴来削弱中国的外贸优势。
历史不会简单重演，但逻辑常常押着同一条中轴线：当一国长期坚持单边顺差、不断积累外汇，却拒绝调整内部分配和消费结构，矛盾终究要在某个环节爆发。中国会不会像1840年代的清朝那样，在某个节点突然遭遇灾难性打击？笔者无法给出肯定答案。更可能的路径，是长期的“温水煮青蛙”：增长率一点点往下走，就业机会一点点变少，年轻人越来越不敢生孩子、买房子，企业投资越来越保守，社会情绪在焦虑和麻木之间摇摆。外贸顺差也许还能维持很久，只是每年的外部摩擦越来越多、贸易伙伴越来越防备。是否演变成真正的危机，关键不在数字本身，而在制度是否愿意调整分配结构和权力结构。
出口的问题，最终要通过内政解决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要化解这一轮“什么都不想买”的困局，难点不在技术，而在权力。国家要通过放权解放居民的消费能力。理论上，路径其实并不神秘。首先，增加居民收入占比。通过提高劳动报酬、减轻对工资的隐性税负、改革土地财政，让家庭收入不再被房价和各种收费吞噬。其次，扩大普惠性社保，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IMF和不少学者早就指出，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支出如果覆盖更大人群、更加稳定，可以显著降低家庭储蓄率、提高消费倾向。再次，政府要减少对特许行业的过度依赖。房地产、垄断性公用事业、教育医疗的“金融化”，短期可以带来财政和金融系统的繁荣，长期会锁死消费和创新。要真正释放内需，必须逐步把这些领域从“赚钱机器”恢复为“基本服务”。
这些改革说起来都很好听，真正掣肘的是利益格局：一旦居民在收入分配和公共服务上拿回更多份额，意味着政府、国企、土地和金融体系要让出既得利益；一旦社会保障完善、住房成本下降，居民就有更大的议价和流动能力，政治和社会控制成本也会随之上升。所以，如何解决巨额顺差带来的结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谁来承担调整代价”的问题，而不是统计口径和宣传语言的问题。
回到题目那句刺耳的话——“中国已经不想买任何东西”。关于“中国什么都不想买”，最常见的解释有两类。一类是文化论。很多评论把问题归咎于“东方节俭”“儒家传统重储蓄轻消费”，认为中国人天生爱攒钱、不愿意花。另一类是经济周期论，认为疫情冲击、房地产下行，让大家临时勒紧裤腰带，只要经济恢复，消费自然会回暖。
这两种说法，都抓住了一点现实，却都不够深。先看数据。按官方统计，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长期在40%以下，而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在60%～70%。城市家庭储蓄率多年来维持在30%左右的高位，远高于多数同等收入国家。这说明，中国人确实在整体上“多攒少花”。
但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并不“清教徒”。90后、00后在衣食住行上的消费欲望并不比欧美同龄人弱，“双十一”“直播带货”“报培训班”“买电子产品”，只要有钱，花得一点不手软。所谓“文化决定论”，很难解释同一个家庭里父母一辈紧巴巴、省吃俭用，子女一旦有稳定收入就能迅速学会“享受生活”的现象。
更关键的是，过去二十年里，家庭储蓄高、消费占比低，一直是宏观结构，而不是短期异常。早在房地产见顶之前、疫情到来之前，学界和国际机构就反复讨论“中国消费率为什么这么低”，把矛头对准社保缺位、收入分配失衡、金融和土地制度偏向投资与出口。
也就是说，中国人不是“天生不想买”，而是“深知不能随便买”，这背后，是制度给予的激励和恐惧。“中国人爱存钱，不爱花钱”,从普通人的日常感觉出发，并不成立。中国城市里的购物中心、咖啡馆、网购平台依然人头攒动，年轻人照样在为手机、演唱会、旅游、宠物花钱。真正的问题不是“什么都不想买”，而是“三不”：不敢买、不能买、没必要买。
不敢买，是因为未来的不确定太大：医疗、教育、养老的账本一摊开，很多家庭知道自己根本无法承受一次大病、一场失业，只好先把钱攒着。不能买，是因为大量收入在房贷、房租和各种刚性支出里被提前锁定，留给当期消费的，只是扣除之后的残余。没必要买，是因为很多商品和服务在国内缺乏真正的质量和价格竞争，消费者看着价格标签和口碑，只能摇头：“值这个价吗？”
这些，都不是“民族性”造成的，而是极权主义制度安排和国家资本主义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一边用世界工厂的方式释放生产力，一边用高压和垄断的方式限制消费力，再用巨额顺差把多余的商品和资本倾泻到世界上。
一兆美元顺差，本可以是工业能力的勋章，也可能变成制度僵化的病历。真正决定方向的，不是出口车间里的机器，而是有没有勇气把国家主义的高墙推倒，让创造出来的财富，更多回到那些真正撑起世界工厂的人手中。只有当这些人敢买、能买、也觉得值得买，中国人才算真正走出了“什么都不想买”的历史轮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