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族人走过墙上悬挂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图片来源：WANG HE/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6年2月4日讯】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敦促民众，要使恐怖分子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吐尔逊撰写《后街》的十五年间，他观察这种将维吾尔族构陷成“潜在的次等人”（potentially subhuman）的手段如何发展出来。他目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共产党各地方委员会如何展开一场“艺术运动”，将信教的维吾尔人描绘成街头巷尾被暴民追赶的老鼠。他体验到维吾尔人如何被恫吓，亦即被当成全球恐怖主义论述的标靶。在中国，只有少数民族才会被称为恐怖分子。由“危险的”维吾尔男子气概与伊斯兰习俗联想到的恐怖主义位置，引发了欲将维吾尔人斩尽杀绝的暴怒——吐尔逊重复写了二百多次的“劈”字来描写它。这种暴怒，以及领导此运动的官员充满优越感的微笑，将维吾尔人推往城市更深的灰色地带。
《后街》的世界是个位于汉族边疆的殖民城市，本书探索该城市如何透过美丽与甜蜜之引力，以及同时存在的仇恨与恐惧之斥力，制造出错位的生活。乌鲁木齐是主人翁试图安身立命的大城，北京是他曾就学、但并未与此汉人主导的都市互动的“舞台布景”，南疆则有他经历初恋与暴力的村庄；小说穿梭于三地之间，阐述去人性化的局外人（dehumanized outsider）与本土归属（native belonging）之主题。两个主题都回应了在敌视维吾尔人的城市中生活的剥夺效应。此二主题之间的冲突，则以更普遍的问题形式呈现——亦即关于生命本身意义的问题。
去人性化的局外人
《后街》叙述一不知名的维吾尔男子生命中的某个夜晚；他透过“多元化招聘”的管道在政府部门觅得一份临时工作后，从南疆的村庄来到乌鲁木齐。由于新疆名义上是“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部门通常必须依法提供一小部分工作给维吾尔族的员工。然而，这地区虽有维吾尔之名，本地人，即土生土长的维吾尔人，却极少担任握有实权的职位。
整篇小说中，主人翁的汉族上司笑容阴险，遇到的城里人则面露嫌恶，在在显示这无名男子正被去人性化，不被当人看，而被视为某种生物范畴。透过细微的暗示，《后街》慢慢揭示它是在叙述被划入“次等人”范畴的经验。吐尔逊写道：
一只老鼠突然像子弹般从我面前冲出，消失在垃圾里。我愣了一下，但随即继续走。我怕别人看见我被一只老鼠吓着的样子，所以立刻回头张望。就如老鼠在垃圾中四处乱窜，我也老在城里四处乱窜。我跟它一样会觅食，填饱肚子后，最大的渴望就是睡觉。
他带着恐惧的神情匆匆穿过办公室和街道。整篇小说中，他一直很看重自己敏锐的嗅觉，那似乎让他与众不同。“气味”一词在小说里出现了一百多次，通常与他对乡村生活的记忆有关：贮放芜菁的地窖、羊粪、散发糖果香的酒、邻居女孩的气息；但也与疾病和死亡的气味有关——他的办公室与笑脸上司营造的气氛，都让他联想到疾病和死亡。他声称自己嗅觉过人，并因此而激发内在生命，然此声称所带来的自由有限。小说表明其自我的独特性正在被剥除。他三番两次重复自己既无朋友亦无敌人，没有社会关系。他的孤独深不见底，椎心刺骨。
因此在本质上，这篇小说似乎着眼于总是存在于外部的不受欢迎者。它描述种种状况，其中被种族化的、族裔上的他者，始终—已经知道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他们是透过社会遭遇和阻碍其成功的权力结构而明白的。依据学者莎拉．艾迈德（Sara Ahmed）所言，族裔种族化的机制一向以当权者的形态出现，让少数族群的身体感到“格格不入”。为了证明其价值，少数族群经常一遍又一遍努力证明自己，却每次都发现他们仍被视为毫无价值。身分挡在他们前面，似乎是不可改变的障碍，阻止他们得到认可。
当吐尔逊说主角那“皮肤泛着油光”的同事眼神“像老鼠药”，使他无法在办公室过夜时，所唤起的就是这种感受。他的上司也一样，总是带着残酷的微笑，分派他任务以测试他的能耐：要他写正式信函，强迫他捐血给慈善事业。在叙事者的诉说中，生活于这种结构下所产生的仇恨有时会引发反应，“其抑郁交织着狂热，偶尔会驱使人谋杀与施暴。”正是这些反应让他们被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这是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使其得以成立的则是那些从一开始就排除维吾尔人的机制。
对小说主角来说，中国城市的不人道酝酿出深切的不祥预感。他试图抓住可能带给他自主意识的一切。叙事重心在于他无止尽的挣扎，以抵抗社会性死亡的引力。他的主要策略是退回内心，寻求齐克果（影响吐尔逊的人之一）可能会称为“消极解放”的状态。但这解放总不彻底，总不完整；那是一种拖延战术和治标不治本的保护形式。叙事者愈是运用一套神秘的数字系统——这主题就像气味一样在小说中出现了一百多次——作为游戏，以期超越贫困和他在族裔种族化城市中的缺乏归属感，便愈明白自己无法言说，也无法对世界发生作用。他的声音是受困者将窒息的声音。他对数字的执迷或许是一种对抗世界的无边和城市冷酷的方式。它似乎为他提供前进之道，但并非出路。尽管有求生意志，周遭环境却不断告诉他，他不配在城市中占有一席之地。他所遇到的人皆茫然沉默，暗示他不配在任何地方占有一席之地。他连一个“坟墓大小”的房间都租不到，也无法用中文或维吾尔文写出自己的保证函，这迫使他推断自己唯一且最大的力量就只是活下去。毕竟，最令笑脸上司恼火的便是他“还活着”。因此，他的生存能力“必然具有极大价值”，而他的“存在本身即是其挫败感的最大来源”。
为叙事者指引方向的明星变成抽屉里一张纸上写的数字，那个抽屉所在的办公桌平常锁着。他察觉自己的缺陷与族裔及城乡差异有关，坚信科学与数学的语言可望提供某种方法克服此缺陷。然而随着故事进展，似乎连那社会归属感的来源——抽屉和其中的数字——也受到威胁。无论是皮笑肉不笑的办公室主管，还是皮肤泛油光、嘶声说教的同事，甚或讲一口道地北京话的工友，对他的教育“水准”始终视而不见。他们联手让他不断意识到自己的缺陷，并合谋促成他的社会性死亡。走投无路下，他恳求街上遇见的人帮忙，但他的样貌仿佛总是挡在他前面，他们要不是厌恶退避，就是干脆不理他。
本土归属感
然而，这篇小说的首要主题如果是维吾尔人在乌鲁木齐的生活违反人道，那么主人翁透过重温童年记忆所表达的美好与憧憬，也形成一种对生命的坚持。他在脑中解译周遭的汉人世界时，将维吾尔知识带入当下。小说叙事交替进行于潮湿的办公室、浓雾弥漫的街道、明信片般的北京——他和其他维吾尔人甚至从未尝试在那里获得任何社会角色，以及美丽又恐怖的维吾尔村庄；这个策略将时间与空间往不同的方向拉扯，但并没有为小说的世界建立完全可靠的基础。就像主角自己指出的：“一面镜子若碎成好几片，一个景象的现实也就碎裂成好几片，而其现实永远无法完全重组。”尽管如此，透过并置与心灵的飞跃，叙事提供了维吾尔村庄生活的意象性景观，将平凡的故事、沙漠神话、乡村萨满的烟雾与仪式，与他在北京图书馆读到的哲学家放在同一舞台上。借由这么做，叙事者建构了一种鲜活的、对于物体与动作的维吾尔感官体验：残破的扫帚、扔弃的鞋、糖果的气味、民谣的声音、人行道的裂隙。而回归吐尔逊所理解的叔本华思想——认为世界由物体及其表象所组成，这些对于维吾尔事物之意志或本质的意象性描绘，从小说的舞台上唤起了照护实务、欲望规范、人与空间的关系，以及处于存在主义控制边缘的恐惧。这些现象共同再现了当代维吾尔人的经验世界。
城市世界的浓雾弥漫使未来显得黯淡迷茫，然其不确定性也为主角提供了一方画布，让他逃离酗酒父亲的阴影与森然迫近的毛泽东肖像。他要逃离的是高学低就与新的厌女形式；一九九○年代，随着维吾尔人被迫离开其土地，投入汉族移居者带来的白酒（有糖果香气的高粱酒）怀抱，这两种现象在维吾尔家园屡见不鲜。酗酒的潜在腐败性，如同暴力狂热的诱惑与汉族裔民族主义的祸患，对维吾尔族的生存未来构成惘惘威胁。这些势力与驱使主角寻求出路逃离牢笼的饥渴相对立——他发现自己置身笼中，“没有钥匙，也没有未上锁的门。”
暴力的威胁也与爱和美的意象对立，那些意象透过种种回忆浮现：母亲的关爱、初恋的灼热气息，以及沙漠绿洲生活慵懒而晶莹的氛围。这些维吾尔传统的引力，显示土地与社群的节奏能创造脆弱却持久的逃避与生存形式。因此，小说的世界反映出维吾尔文化生活在胁迫下仍具有的丰富性。当叙事者从极其细腻的观察转向对于宇宙意义与人类在其中位置的广泛思考，这种丰富性变得更鲜明。这些思考来自他透过阅读维吾尔诗学与知识体系、希腊诡辩法和现代主义哲学所获得的亲身体验。主角于此表明，尽管他并未经由在北京念大学的历练——还有充满暴力的成长过程——找到真正的归属感，但他确实学会玩人生游戏。这些经历共同促使他发展出一种内在性，用以生存于寒冷而充满病毒的乌鲁木齐后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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