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停使马歇尔（居中），国民政府代表张羣（左一），中共代表周恩来（右一）。（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1937 年至 1949 年间，中共如何在“抗日”与“合作”的大旗之下，透过精密算计与战略欺骗，从绝境翻身走向夺权之路的？
夺权的前奏 西安事变与“合法身份”的窃取
1936 年底，中共在长征后退缩至陕北，面临国民政府最后的军事围剿。然而，西安事变彻底改变了命运。
中国问题专家明居正教授指出，西安事变是中共的政治转捩点。中共借此将自己从非法叛军转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与新四军。这层“合法外衣”让中共能公开领取国民政府的军饷、物资，并避开军事打击，反而在全国各大城市设立办事处进行渗透。
此外，中共在抗战初期虽领取重庆拨发的弹药与经费，但军令始终不出延安。毛泽东坚持领军饷、不听调，将八路军转向敌后农村，表面是游击抗日，实则是填补日军后方的权力真空。
在 1937 年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确定中共的扩张方针为：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虽然官方否认，但历史数据与战略行为印证了其真实性。
中共在抗战中极力避免与日军正面硬碰。平型关战役后，毛泽东警告林彪不可被胜利冲昏头脑；百团大战后，彭德怀因暴露实力、招致日军扫荡而遭到内部批评。中共的策略是：保存精锐，等待内战。
共军在敌后的主要对手往往不是日军，而是国军游击队。例如：黄桥战役（1940年）， 新四军袭击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率领的国军，造成数千国军将士阵亡。这种“向友军开火”的行为，是中共藉抗日名义清除异己的典型案例。
史料揭露，中共特工潘汉年曾奉命与汪精卫政权及日军特务（如岩井公馆）接触，达成局部“互不侵犯”的默契，以便专心对付国军。潘汉年建国后被毛泽东灭口关押，被视为掩盖这段黑暗历史的铁证。
皖南事变与密电博弈
1941 年的皖南事变常被中共宣传为“国民党预谋伏击”，但密电揭示了更复杂的权力博弈。
延安发给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指令含糊其辞。明居正分析，毛泽东可能有意诱导项英（其政敌）走入国军包围圈，实施“借刀杀人”。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并未立即救援，而是利用九千名将士的血腥牺牲，在国际舆论上将蒋介石塑造成“破坏抗日”的元凶。这不仅换取了政治制高点，更让毛在延安发动“整风运动”，彻底统一党内思想。
“天真”的美国 被中共宣传战左右的巨人
在马歇尔调停（1945～1947）期间，中共发动了极其精密的宣传战，精准打击美国人的心理弱点。
1. “土地改革者”的假象
中共特工与周恩来成功误导了美国“中国通”（如谢伟思）。他们在报告中将中共描述为追求林肯式民主的“土地改革者”。明居正指出，这种“语义渗透”让美国政府误以为中共是可以合作的民主力量。
2. 迪克西使团与延安幻影
美军观察组看到延安表面的平等与简朴，却忽略了“延安整风”下的恐怖政治。这导致史迪威（Stilwell）等将领与蒋介石决裂，甚至主张将美援物资直接提供给共军。
3. 致命的“停战令”1946年停战令
马歇尔作为调停者，极度重视“诚信”。中共利用“先告状”策略，每逢冲突便抢先指责国军。当国军在东北四平街大胜、林彪部队溃不成军时，马歇尔在中共舆论攻势下强迫蒋介石签署停战令。这给了中共在苏联帮助下接收日本关东军武装的宝贵喘息期。
毛泽东下山摘桃子
1937年的中共仅有3万残军，到了1945年，中共竟壮大为拥有120万正规军、200万民兵，控制 1亿 人口国中之大国。
抗战对国民党而言是惨胜，却是中共夺权的“黄金机遇”。中共利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合法名义，在美国的“天真”误判与苏联的暗中支持下，完成了对国民政府的基层掏空与军事反超。难怪毛泽东一心感谢日本的侵略，因为这给了中共在山中壮大、最终下山“摘桃子”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