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男子于2022年6月18日在上海的一个住宅社区接受COVID-19测试。(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6年2月11日讯】2026年1月24日，在新冠疫情爆发六周年之际，一场以“从隐瞒真相、动态清零到白纸运动”为主题的纪念与反思活动在线上举行。洛杉矶及旧金山湾区约有30位参与者通过线上方式共同参与。
本次活动由中国民主党、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主办，旨在回顾新冠疫情在中国造成的制度性灾难与人道后果，纪念疫情中被掩盖的真相与被牺牲的生命，并反思极权体制如何在危机中扩张权力、压制社会。
从李文亮医生开始：被压制的真话与错失的窗口
活动发起人、主持人张俊杰在开场中，以李文亮医生事件作为讨论起点，引导参与者围绕“信息、良知与体制”的关系展开思考。他指出，如果2019年12月医生的预警没有被压制，疫情的走向或许截然不同。一个提醒同行注意防护的医生，却被指为“造谣者”，反映出体制对“未经批准的真相”的本能恐惧。李文亮去世当晚，全国范围内罕见爆发对言论自由的呼声，但这种公共情绪很快被压制，也成为中国社会一次被错过的制度反思窗口。
封城与清零：极端治理下的个体代价
在随后讨论中，参与者回顾了武汉封城及其后全国范围内的“动态清零”政策。多位发言者指出，政府实施极端封控并非唯一选择，而是在信息失控后，以“战时状态”为名常态化扩权的结果。
封控期间，大量普通人面临失业失学、医治延误、尊严受损，甚至非病毒死亡却未被统计和纪念。随着健康码、行程码和大数据追踪成为治理工具，防疫逐渐从公共卫生目标转变为社会控制手段，专业讨论空间被不断压缩，政策成本却主要由普通人承担。
白纸运动：恐惧被突破的瞬间
活动的另一重要议题是2022年底爆发的白纸运动。参与者认为，这是一场长期压抑后罕见的社会觉醒。一张白纸，成为对审查与禁声的象征性抗议；“不要核酸要自由”的口号跨越地域与阶层，引发广泛共鸣。
多位发言者指出，白纸运动后迅速解封，显示高压并不等于真正稳定。这一事件也让许多年轻人第一次直面政治权力与个人自由的冲突，成为一代人的政治启蒙时刻。
普通人的经历：被管理的个体与失去的尊严
多位参与者分享了疫情中的个人经历。
召集者丁海峰回忆，官方称疫苗“自愿接种”，但不接种就无法进入工厂、失去收入。他成为最早接种者之一，事后才得知疫苗当时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母亲去世守孝期间，他又被强制隔离并自费承担高额费用，事后却仅以“可能弄错了”草草了结。他表示，疫情让他清楚意识到：当系统高速运转时，个人随时会成为“被管理对象”，“为了你好”成了无限扩权的理由。
范国林讲述了自己因拒绝深夜核酸检测，被警方强行带走、喷射辣椒水并逼迫签署保证书的经历，最终靠家人行贿才获释。他认为，在这种体制下，个人既无法获得安全，也无法获得尊严。
刘静涛回顾自己与妻子在疫情中最长被封控28天的经历，并表示，那三年的恐惧感是他们一直挥之不去梦魇。他强调，持续传播个人记忆、影像与故事，是防止社会遗忘的重要方式。
高俊影也分享了她在疫情期间的痛苦回忆。
反思与指控：体制、顺从与共谋
部分发言者将矛头指向更深层的问题。
崔允星指出，除了政权责任，也必须反思普通人在疫情中的角色：有人参与举报、协助封控、为暴力行为辩护，甚至为利益充当“志愿者”，在无直接强迫下参与伤害他人。他认为，这是社会需要直面的道德问题。
高应芬说，很多人在疫情前对自由的理解是抽象的，疫情后就具体化了，能不能工作，能不能出门，能不能见家人，甚至能不能说“不”，都需要获得允许。国家并非一个抽象的“保护者”，也可以是一个拥有强大执行力、但可能失误，并且不一定会自我纠错的系统，个体在如此巨大的机器面前犹如尘烟。
张致君从全球视角分析认为，新冠疫情是世界政治格局重构的启动器。全球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各国重新评估供应链与政治风险。而中共则借疫情对全社会进行了一次服从性测试，将封控叙事塑造成制度优越性的证明，本质是降低政治不确定性、重塑统治合法性。
活动最后抛出总结性问题：
“如果下一次危机明天到来，我们的社会会比2019年更敢说真话，还是更害怕说真话？”
这场席卷全球的新冠灾难，并非一次偶发事故，而是一连串制度性失灵叠加后的必然结果。三年极端防疫在中国社会留下深层心理创伤。对政策、专家和数据的信任被破坏，邻里举报、强制隔离、暴力执法等记忆仍未被公开讨论。与会者普遍认为，唯有记录、讨论与反思，才能阻止灾难被重复书写，记忆本身，就是一种抵抗。李树青认为，造成全球如此巨大损失的世纪疫情，目前的纪念等级是远远不够的。
旧金山分会场的主持人周云龙以他的亲身经历参与了讨论，并表示对未来的担忧。在中国，信息封锁与缺乏新闻自由，使疫情初期的预警无法被社会及时接收；权力不受法治约束，使基层执法者可以以“防疫”为名无限扩权，却无需承担责任；大量政策决策过程不留痕、不公开。2023年开始就有网友爆料，地方政府及基层单位已经在悄悄销毁疫情期间的资料，包括当时的防控指令、会议纪要、民众健康码电子数据等，某些网友还晒出手机截图，曾经接种过三针疫苗的页面已显示“暂无记录”，被一些观察者视为是在为未来可能的清算提前“清空证据”。在这样的治理结构下，错误不仅不会被纠正，反而会不断放大。
多位发言者还提到，长期的意识形态灌输与服从性教育，塑造了一个对权威高度依赖、对荒谬决策无脑盲从的社会环境。当理性讨论被视为“添乱”，当质疑被等同于“不配合”，再反智的政策也可能被迅速贯彻，并由普通人彼此监督、彼此执行。
讨论也延伸至国际层面。与会者普遍对全球范围内缺乏系统性的责任追究表示困惑：如此规模的死亡人数、经济损失与社会创伤，却没有明确的责任界定和实质性的问责机制。6年过去了，各国政府的这种“不了了之”的态度，不仅是对逝者的不公，也可能为下一次更大的灾难埋下伏笔——当制造灾难的代价足够低，灾难就必然会再次降临。
在这一意义上，新冠疫情不只是一次公共卫生危机，而是一场关于权力、责任与人类记忆的全球考验。真正的问题已不再是“如果下一次危机到来我们该怎么办”，而是：在危机尚未来临之前，我们是否已经建立起敢于说真话的社会、能够追责的制度，以及拒绝遗忘的公共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