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24日，美国总统川普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会大厦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国情咨文。（图片来源：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6年3月3日讯】美国最高法院于2026年2月20日，以6比3的投票结果，判决川普(特朗普)总统援引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加征的“对等关税”无效。这一判决的法理依据，有五个要点，但这些理由，基本上都站不住脚。
五个不具说服力的判决理由
1，课税权属于国会。最高法院在判决书中强调，美国宪法第一条明确将征税与调整关税的权力授予国会。
依据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第1、3项，这是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对等关税”无效的最强法源依据：“国会有权规定并征收税金、捐税、关税和消费税...”的“征税权”，以及“国会有权规管与外国的贸易”的“贸易规管权”。换言之，最高法院采取“狭义解释”的逻辑：既然宪法明文将“关税”与“外国贸易规管”交给国会，行政机关（总统）除非得到国会明确且具体的授权，否则不能以“紧急权力”为由，自行发明新的税种或税率。
实际上，这是一种“只看宪法，不看法案”的“宪法独眼龙主义”。美国自20世纪以来所有的贸易法案，并没有把国会授权视为关税执行的必要前提，而是看美国当时所处的现实情势，甚至赋予总统很大的裁量权。
2，川普行政越权：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兹（John Roberts）在多数意见书中指出，川普试图跳过国会，单方面行使原本属于立法机关的权力。
实际上，这个“川普试图跳过国会”的说法是一种“意图性判决”（Intentional Judgment），目的在削弱大法官主观认定“川普强人政治”。罗伯兹的判决本质上是强制将川普拉回传统的“官僚协商”与“立法游说”框架中。这一方面扩大司法的自由心证权，但也意图限制总统的行政裁量权。这说明了首席大法官罗伯兹还活在250年前“古典制衡主义”的年代，本身就是一种“司法傲慢”，我称为“宪法基本教义派”，完全忽视了250年之后的2026年美国面临的外部威胁。
3，关税本质是“税收”（Tax）。最高法院认定，关税本质上是对进口商课征的税收，而非单纯的贸易调节工具。
实际上，这种判决也是错误的。首先，进口规管权（regulate importation）当然包括关税，其次，关税本来就是为了改变市场价格、打击歧视性贸易和不公平竞争，它是外交谈判的筹码，本质上就是“规管”的延伸。所以，所谓“非单纯的贸易调节工具”，只是显露大法官对国际政经情势的无知，
4，白宫援引法律不当。川普援引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来实施这些对等关税，但法院认为缺乏明确授权：IEEPA虽然允许总统在“国家紧急状态”下“管制进口”（regulate importation），但法条中完全没有提到“关税”（tariff）和或“税捐”（duties）等字眼。
这就是一种“法盲”─法律盲目─的书呆子观点。只知“字眼”不知“情势”的法匠。如果不能加征关税，所谓的“管制”还管什么？关税本来就是管制的核心手段，不是额外的课税项目。最高法院将关税（terriffs）视为“收税”，是最大的误解。2026年的对等关税，目的不是为了增加美国的财政收入（那只是副作用），而是为了强迫对方遵守贸易规则。法院却把“关税”看成了单纯的财政行为，NO，不是，川普的关税是一种“外交政策”。换言之，“管制进口”与“加征关税”早已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但法院强行将其拆解，显示这6名“法匠”，是用“18世纪的字典”来对抗“21世纪的经济战争”。
5，行政部门过度演译：判决书中提到，总统不能仅凭法条中“管制”与“进口”这两个词，就衍生出无限的课税权，“这些词承载不了这么大的重量”。
这明显又是一项“误判”。不是川普过度演绎，而是最高法院“咬文嚼字”。川普的关税是“有比例的”（proportional），不是“无限的课税权”。
我对最高法院判决的10点批判
1，如果最高法院判决川普的对等关税是“无效的”，但试图以此判决来限制川普的关税政策也是“无效的”，丝毫无损于川普的关税政策。因为川普有太多“政策工具箱”来继续执行关税政策，所以最高法院的判决，不是“停赛”，而是“延长赛”
例如：
a，1930年《斯慕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其中338条款叫“歧视条款”，50%关税起跳，可实施全面禁运，无需调查证明，没有失效期。即使这一法案从未被执行，被称为“沉睡法案”，但川普也可以“叫醒”这一法案。
b，1962年《贸易扩张法》（Trade Expansion Act）的232条款。
c，1974年《贸易法》（Trade Act of 1974），包括301、201、122条款。
d，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e，2015年《贸易便捷化暨贸易执行法》（TFTEA）
以上任何一个法案，川普都可以信手捻来！对最高法院的“无效判决”进行“无效反制”
2，尽管“依法判决”是法院的职责，但是在当前全球贸易失衡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关税确实被视为维护国家安全重要的“防御性武器”。最高法院仅仅执着于“程序合法性”，这是一种典型的“法盲”，缺乏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危机考量。
3，关税是反制经济威胁、保护本土产业链的国安工具，如果失去这项工具，美国国安将门户大开。最高法院在强调立法权时，矫枉过正的压抑了行政机关的“国安裁量权”，也忽视行政部门在面临紧急状态下的应变对策。
4，我赞成大法官托马斯（Clarence Thomas）的少数派意见，认为在“紧急状态”下，总统应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5，判决本身产生了“法律的形式正义”与“国家的实质利益”之间的错位。试问，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需要法律的程序正义”吗？中共如果发动对台战争，需要经过“全国人大”同意吗？所以，这项判决反映了美国宪政体制在应对现代高速地缘竞争时的“失能感”。判决本身阻碍了美国在国际政治上的应变能力。特别是面对集权高效、能迅速动员国家资源的竞争对手（如中国或俄罗斯）时，显现出一种令人焦虑的“制度性迟滞”。
6，在现代地缘政治中，经济制裁、关税调整或产业补贴往往需要精确打击且反应迅速。当最高法院判定川普的对等关税无效，要求他必须回到国会进行立法程序时，这意味着政策将进入漫长的听证会、游说团体博弈与党派拉锯。在这段决策空窗期内，竞争对手可以迅速调整供应链、转移资产或进行外交反制。这种“慢半拍”的节奏，在高速竞争中往往就是致命伤。
7，最高法院的判决是“自废美国武功”。首先是行政权的自我束缚，当行政机关推出一项旨在应对外敌的国安政策时，第一时间面对的不是外国对手，而是国内受损利益团体的法律诉讼（如进口商对关税的挑战）；其次，“法治”成为对手的工具，竞争对手可以利用美国的司法透明度与程序正义，透过资助智库、游说团体或法律诉讼，从内部拖延美国的国防与经贸决策。
8，美国“战略一致性”的崩塌。美国的政党政治与分权体制，导致其政策缺乏长期性和连贯性。每四年一次的大选，加上法院对行政权的随时修正，使得美国的全球盟友始终处于忐忑不安之中。
9，国安与法理的撕裂：即使行政机关认为这是国安急务，法院依然可以基于法理将其推翻。这种内部的不和谐，让美国在面对像中国这种“举国体制”的对手时，显得像是一个“肢体不协调的巨人”。
10，我把美国最高法院称为“最高法匠院”，他们宁可让美国在贸易战中失利，也不愿让总统获得依据情势判断的关税权。这种“程序上的洁癖”将转化为“美国实力的流失”。
（本文为《上报》授权《看中国》转载。原文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