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有样学样（图片来源：网络图片/议报）
【看中国2026年3月5日讯】毛时代的政治大变局，邓小平是不是完全修正过来了？
毛泽东确立了新道统与新法统：新‘道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绝对不允许修正主义出现；社会主义道路，是毛泽东的新‘道统’，毛泽东说的话，就是革命法则，这是他的新‘法统’，所以文化大革命的结果，不是依法治天下，而是‘毛语录治天下’。
邓时代最大的‘政变’，是终结了‘毛语录治天下’，不再搞政治运动，从中央到村庄革命委员会还权于党组织，村庄一级村支书与村长分权、中央党政分权开始实行，但习时代被逆转；
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确立党领导一切的超宪法原则，才能实现个人极权，只有个人极权，才能重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与习近平都走在这个闭环中，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对其制约，导致他们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造成重创，同时重塑中国政治体制。
一、邓时代的政变与权变：
邓时代，所谓拨乱反正，更多的是表象的改变，或有限的改变：
其一，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变，没有回到新民主主义道路，真正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是《共同纲领》确立的，土地私有，政治协商，民主选举，工商业自主，没有党领导一切的党国原则，因为这一原则确立了党在法上，党的领袖或‘核心’的威权因此高于宪法。
邓小平的修正主义，只是有限修复，仅对毛泽东时代罪错进行有限修复。毛泽东非法剥夺的私有土地未退还，城乡二元制未变，党天下未改。
邓小平的政变或政治修复，促成党内左右“共和”：分权、分治、分利，通过经济利益分赃式共治。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成为合法性，不再修正社会主义道路至新民主主义，即土地不归还人民，工商业在党国控制下繁荣。邓小平右手发展党国经济，左手执缰，确保经济驴马行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有笑话说，他“打左灯向右转”，实则始终走在毛泽东大道上。
邓小平改变了哪些？终结文革极端，引入市场经济。但未变者更多：未回归新民主主义路线，未还权于民。政治变革上，对己有利如修宪，却未规范任期制、年龄限制，留下遗患。一旦任期制被破坏，即会出现毛式终身制，党天下变个人天下。
邓时代没有真正的政治大变局：未通过政治大变局回归共和国法统与道统，故邓江胡时代调和红色与黑色，形成灰暗，权贵资本主义做大，导致党政军全面腐败。某种意义上，邓小平仍然是让毛泽东放心，没有像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那样全面否定毛泽东，只是有限修正毛的极端做法，不搞‘两个凡是’，却有‘四个坚持’，老祖宗马克思没有丢，红色江山没有变色。
政治上邓只有修复，用资本主义修复社会主义贫困，邓从八十年代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镇压八九之后‘一家一个副部级’，红色权贵资本主义侵蚀了党国的权力与财富，为习近平的政变与权变奠定了合法性与迫切性。习之所以能够重新集权并实现极权，是因为邓小平八二年修宪，确立了军委主席负责制，枪指挥党，习近平当政之后，强调这一权力，用军权与党的领导权，启动政治变局与权变，重走毛泽东路线。
二、江胡时代：错失政治改变良机
江泽民是民国时期培养与成长起来的技术官僚，胡锦涛是中共建政后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他们在体制内并没有天然的优越性，政治基因上介于平民与红色家族之间，这注定他们不是原教旨共产主义者，他们既要把革命事业继续下去，就是对得起党，也要对得起人民，无论是政治变局，还是权利垄断上，都有中庸的一面，他们是邓小平指定的两代领导人，所以，按照邓小平路线走下去，符合党内政治正确，符合人民意愿，也符合西方国家发展经济贸易需要。
邓确立的那些实用主义规则，对这两位技术官僚是有用的，一是隔代指定，使江泽民无法控制下一代领导人，这样就无法长期控制党国大权，而导致一家独大，江派与团派之间各种明争暗斗，形成了党内恶意平衡，社会因此有了一定的自由度与成长空间。
还有一些党内‘规矩’，如‘七上八下’，二届即退，在年龄与时间上限制了最高权力者通过集权走向极权。
江胡时代两次政变：一是江当政之初，被极左裹挟，邓已不是中央军委主席，却用军中盟友的力量，喊出谁不改革谁下台，以准政变的方式，迫使江沿着邓的既定路线走。
二是胡时代的准政变：十八大之前周永康想通过政法委的武警力量有所‘作为’，准备与薄熙来联手，改变最高权力格局，但无法与总书记兼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抗衡，所以，九龙治水的格局，尽管弱化了党中央威权，但仍然保证了中共政权和平过渡。
江胡时代在政治领域有无变革？答案是有，但非常有限，我用‘增量’二字来定性其政治改革的有限性。
一是江时代增量民主政治：江提出三个代表理论，允许资本家入党，既是让资本家进入党国体制，有利于共产党势力做大，又是让资本家们获得参政议政机会，这实质上混淆了共产党与资本家本质上的区别，因为共产党党章上写着，最终要消灭私有制，而资本家、企业家等等，都是剥削者。但这一‘改革’，实质上促成了红色权贵资本主义联姻、做大，甚至掏空了党国经济；
二是胡时代增量政治改革：从乡村开始，推进民选村长，村支书负责党务，村长负责村务，党政分离从底层开始，结果当然是失败的，因为村庄里是熟人政治、家族政治，政治改革应该自上而下，或者从县市开始。温家宝有倡导政治改革的喊话，但吴邦国公开表示‘五不搞’，坚决不搞西方那一套，结果江胡时代，只有增量的GDP财富增长与增量的腐败，政治改革几乎没有增量。只是由于网络的兴起，城市与市民社会的形成，公民社会与网络自由度有增量发展，这是江胡时代的政治亮点。
江胡时代，既致力财富增加，又致力稳定发展，自觉做党的“好孩子”、红色江山“好传人”。最后被红二代收官，无真正政变或自我革命，故温预言十年成真：文革再现，成果丧失。
三、习时代：国进民退、增量集权
习近平时代第一大政变，是放弃韬光养晦的国策，致力于重塑世界格局，基于东升西降的认知，要与俄罗斯联手，实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建立多极世界，与毛泽东建立第三世界相呼应。
由于中共对俄上不封顶的支持，促成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习近平通过军改，将统一台湾当成使命目标，某种意义是，习已然改变了世界格局，中、俄、伊、朝、古巴等国形成的邪恶轴心成型，使中国成为文明世界的一号公敌，由此带来高新技术与产品制裁、禁运，并在关贸等领域弱化中国经济。如果说邓时代的开放政治积极促成了中国进入世界经济体系，习挑战西方世界则导致世界经济大门正在对中国逐渐关闭，因为经济崛起的中国，增加世界动荡的风险。
习近平当政后最大政变，是‘修宪’，使连任乃至终身制成为可能。邓时代形成的内部规矩七上八下与两个任期制，也随之失效。习在第一个任期，通过设立多个领导小组，分解国务院权力，一步步集权，以使国务院最终成为党中央的一个国务办公室，党政一体。
在疫情之时，一个人的意志决定了整个国家受到疫情重创，也波及世界各地，不仅给数以千万计的生命受到伤害，也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三年疫情的灾难性影响，可类比毛时代人为制造的三年大饥荒。一个人的指令、一个人的政治意志，就能让无数人改变命运，整个国家与世界皆受灾难性影响（全球报告的累计确诊病例超过7亿人，另有数据显示，数以千万计的生命逝去）。
习近平不搞增量政治改革，反其道而行之，搞增量社会主义：
政治上增量党的集权与个人威权；
经济上增量国企，弱化民企；
外交上增量战狼式的国际斗争，地缘政治上增量冲突与备战；
社会领域打压公民社会，增量党对基层的控制，甚至将党组织建立到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
媒体与网络自由空间被限制，增量党组织控制与党宣内容，教育领域亦是如此。
结语：
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7日召开会议，会议称接下来5年的“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要回归邓小平路线吗？邓小平败于红色权贵资本主义，习近平与毛泽东的问题则是，最高权力不受制约，所以，温家宝的话，最具警示价值：如果没有政治改革，改革开放的成果会归零，文革还会再现。无论是回归毛路线还是回归邓路线，都解决不了中共病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