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14日，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伊朗裔人上街游行，声援伊朗人民争取自由。（王浩宇提供）
笔者作为民主人士也是中国民主党党员，切实参与了于2026年2月14日在多伦多Yonge街举行的伊朗反哈梅内伊抗议游行，此次游行实际参加人数超过30万人，是加拿大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游行之一。我并不会波斯语，现学现卖，“اینآخریننبردپهلویبرمی;گرده“in akharin nabardeh ppeloye barmigardeh这是最后一场战斗，巴列维将会回归，”تاآخوندکفننشود،اینوطنوطننشود“ta akhond kafan neshod in vatan vatan neshod教士不死，国之不国。扯着嘶哑的喉咙一路走了4个多小时，天寒地冻，热血难凉。整条Yonge街密密麻麻人山人海，喊声如雷如潮水，发狠忘情，我感叹海外伊朗人的团结；“48小时内死亡超过36000人”，标语如鲠在喉，触目惊心，我惊讶独裁政府屠杀的残忍；警察分隔人群，救护车随时待命，我钦佩加拿大对于言论自由示威游行的支持。很多人质疑华裔为什么要去为别的族裔抗议发声，我只想说今日他人落难我若不为他人摇旗呐喊，往日谁又会为我站台助威呢，这就是加拿大精神。
抛开宏大叙事与后见之明，即我们并不能预见到美国这么快下场进行斩首行动，但是这场运动在当时无疑是极度震撼人心的，它首先酣畅淋漓地满足了海外伊朗族群的情绪宣泄：爱国情怀与反独裁的愤怒；其次是完成了呼吁美国以色列消灭神权政府的目标；同时弘扬了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
理性分析，海外伊朗民主运动可能影响舆论与制裁氛围，但并不是美国打击哈梅内伊政权的决定性原因，民主运动也不是单一因果论，但是在合适的历史时机，一场恰到好处的民主运动好似顺水推舟。
谈论今天的伊朗离不开其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周期律一般的历史，著名美籍伊朗裔社会学家Misagh Parsa在《Social Origins of the Iranian Revolution》论述到1979伊斯兰革命不是贫穷造成的，而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断裂造成的；现代化并非削弱宗教，而是削弱了国家的合法性。
巴列维王朝赶上上世纪50年代石油危机后财政恰恰极为充裕，而他充盈的国库并没有为人民带来发展的红利。暴富单纯源自于石油危机带来的石油涨价，石油赚取的海量美元如洪水般冲垮了国内市场，最后本国其他产业全部吸干冲垮，越富反而越穷，形成了经济学上典型的荷兰病，又叫资源诅咒。这个诅咒得名于荷兰，蔓延于中东，在委内瑞拉达到极端：连卫生纸、牛奶都要进口，油价一跌全国瞬间崩溃。当然为了平抑物价，巴列维也是一样大肆进口，洋货又冲垮了伊朗传统的巴扎，商人阶层也走向了国王的对立面。王室和官员腐败至极，百姓生活困苦，现代化快速破坏传统经济结构，宗教组织最有基层动员能力——一切在1979年达到了顶峰，革命是由多阶层联盟摧枯拉朽式的，并非偶然而是结构性的结果。
1979年伊朗人的共识是要打倒国王，他们做到了，接回了流亡海外的霍梅尼，而2026年伊朗人的共识是要打倒最高领袖，目标实现了，但是历史还会重演吗？
2025年初，伊朗政府对燃油价格抗议者的暴力镇压导致了数千人死亡。这一事件彻底切断了伊朗民众对“内部改革”的最后幻觉。民主运动的诉求从“要求减税”转向了“政权更迭”。以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NCRI）和流亡王室为代表的组织，在2025年下半年频繁出入华盛顿。通过提供德黑兰秘密处决政治犯的卫星图像和内部文件，他们成功说服了美国国会：哈梅内伊政权已失去统治的民意基础
2025年底至2026年初伊朗因经济崩溃和“一月大屠杀”引发了全国性抗议。同时，伊朗民主运动（国内抗议者与海外流亡组织）的强烈呼吁，为美以联合打击哈梅内伊政权提供了政治合法性。这种呼吁加速了特朗普政府从“极限施压”转向“斩首行动”的决策过程。
2026年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联合发起的“狮吼行动”（Operation Sha’agat HaAri）消灭了哈梅内伊及其预定继承人莫伊塔巴，打击发生48小时内，德黑兰及伊斯法罕的多个巴斯基据点被民众占领，证明了政权威慑力的瓦解，然而，军事打击只是民主化的开端，而非终点，真正的关键在于这一次能不能终结历史的循环，在废墟之上建立起一个伊朗人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权。
同属美籍伊朗裔学者Ali Gheissari&Vali Nasr在《Democracy in Iran:History and the Quest for Liberty》中指出伊朗长期互动的政治史塑造了民主与威权并存的结构，国家与民主力量之间的长期张力是理解伊朗政治的关键。
因此伊朗倘若想发展民主道路，必须是能与伊朗历史宗教文化与政治制度共存的本土民主，不然还会重蹈覆辙，在不断挣扎与重新定位中逐渐磨灭。历史给了伊朗一次又一次机会，请务必珍惜，
目前的伊朗面临最大的风险是叙利亚化或军政府化。要避免这一点，民主运动必须迅速整合国内外力量：必须由国内抗议领袖（如学生、工会领袖）与海外具有国际认可度的反对派共同组成“临时过渡政府”。该委员会的唯一任务应是在6个月内举行制宪会议选举，而不是长期执政。其合法性应来源于对“一月大屠杀”受难者的公正审判和人权保障，而非军事武力。
同时必须完成分解和重组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借用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的经典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任何一支军队一旦下海经商，和利益捆绑，就绝无忠诚，这个军工复合体只忠于利益而非最高领袖，并且掌握着伊朗的经济命脉和武装力量。如果只是单纯地打击，他们会演变成恐怖组织，造成长期的更大更不稳定的人道主义灾难。应该诱导其瓦解：利用目前的权力中枢真空，向IRGC的中底层官兵发出“特赦令”或“转型激励”，鼓励他们倒戈或保持中立。伊朗的军队问题在于革命卫队和常规军同时存在，但是人数更少的革命卫队拿走了绝大数军费开支，必须军队国家化：必须将革命卫队与常规军（Artesh）合并，剥离其经济职能，拆分军工复合体使其只对新宪法负责，而非对神权或个人负责。
向其他部分海湾国家学习，剥离宗教与政治，目前世界上严格意义上的政教合一国家只有伊朗和梵蒂冈，梵蒂冈可以作为一个小城邦存在，但是伊朗必须回归世俗政体。“一月大屠杀”证明了神权政治在极端情况下的残酷。为了民主必须废除Velayat-e Faqih（法学家统治）：需要在一场全国公投中正式废除最高领袖这一职位。并且保障宗教自由：民主化不意味着“反宗教”，而是“宗教退出公共治理”。改革必须尊重广大穆斯林信徒的信仰，同时保障世俗主义者的权利，防止因极端的“反教”情绪引发新的内战。
伊朗民主运动能给华人带来什么启示呢？绝大多数华人是不关心中东地区局势和政治的，知之甚少。就算是加拿大华人，家住在Yonge街，虽然耳濡目染，很多人对于伊朗这么大规模抗议的起因一概不知，甚至是自以为是凭空臆测：以为是支持穆斯林游行，荒谬的是这就与事实天壤之别了。华人的民族性是冷漠的原子化的，是不相信民主也不敢于支持民主的，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华人达到了谈政治色变的程度。
伊朗的例子告诉了我们，经济发展并不会自动带来民主，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民主都不是从天而降的，是要人民自己去争取的；中国人民不是不争取民主，从89民运到白纸革命，抑或是再往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民主宪政运动。但是无法达到大规模人民的思想的解放，每次运动的主导都是学生和知识分子，不能联合起工人阶级，：“不啻微茫，造炬成阳“，反之我们无法突破历史周期律的高度集权思想，而思想就是最大的桎梏。
革命也不一定带来自由，1979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了独裁，但建立神权政体之后又走向了另一个独裁，推翻一个旧政权很容易，但建立一个自由制度非常难；这点和中国的情况是雷同的，回到老生常谈的黑格尔的说法，中国的历史只是一个王朝不断更替的循环，而不是自由精神逐渐展开的发展，即“中国没有历史“。虽然现在很多学者批评其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有失偏颇，但其经典的内核还是被认可的。所以要自由精神关键是突破循环，由于现实只会向阻力最小的方向发展，长期来看，要么尽可能增大在每次循环产生的变化，例如中国历史中引入的制度创新：科举制度、文官体系、商业经济发展，每次循环时都增大变化，量变产生质变。要么短期引入外部力量，例如西方近代思想的冲击、被卷入世界大战，会更快的突破循环。
我们要承认伊朗海外侨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论是我频频引用的出自伊朗裔学者的珍贵文献，还是广大海外伊朗裔进行的各种政治游说、抗议活动，他们是伊朗民主运动的中流砥柱。于中国而言也一样，我相信华人华侨历来是中国大变革的重要推手，从孙中山到中华民国再到改革开放的港商台商，民主党派人士未来必有大展拳脚之时。
中国民主党党员：王浩宇
2026年3月3日
参考文献：
1.《Social Origins of the Iranian Revolution》
2.White House Press Release:Statement on Operation Sha'agat HaAri,Feb 2026.
3.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The Internal Decay of the Islamic Republic,"2025.
4.Amnesty International:Report on the 2025 Iranian Human Rights Crisis.
5.《Democracy in Iran:History and the Quest for Liberty》
